首批考古文物展出二期考古如期启动

　　唐王城神秘面纱渐次揭开

　　光明日报记者李慧尚杰光明日报通讯员崔显朝

　　地处南疆地理几何中心的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辖区内古城址、古烽燧、古陶窑、古墓等历史遗存多如繁星。其中久负盛名的是唐王城遗址，它曾广泛存在于史书记载中，也曾引来多名西方探险家的考察与发掘，但其为何突然消失，至今是个谜。

　　2022年6月到10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巴楚县博物馆等，对唐王城遗址正式启动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发现了古河道、主干道、城门、祆教寺院、灰坑等遗迹，出土陶器、铜器、铁器、玻璃器、古钱币、佛像等各类重要器物515件。

　　唐王城遗址出土的陶罐。贺浩摄/光明图片

　　日前，唐王城遗址首批考古文物公开展出，唐王城遗址考古（第二期）如期启动，这标志着唐王城遗址考古研究和唐王城历史文化研究利用迈入新的历史阶段。

　　多件文物还原诸多史实

　　“你看，这块拇指大的陶片上，阴刻一个‘閂’字，是一个重要发现。”三师图木舒克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该文字残片除了进一步证明发掘处系城门遗址外，也说明了汉字在遗址中的流行。

　　閂，即门闩。通过对刻字内容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引申出当时已有专门的城门管理机构，而管理主导权被使用汉字的人所掌握。这与唐王城遗址同时代的《悟空入竺记》里记载悟空“次据瑟得城，使卖诠”相对应。在记载的上下文中都提到了王、国，但“瑟得城”仅提到镇守使，说明了其特殊之处。

　　除了汉字残片外，遗址还发掘出土了喀喇汗钱币以及“开元通宝”“乹（乾）元重宝”等唐代钱币。喀喇汗钱币因圆形无孔的造型，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唐末宋初在南疆尤其是喀什至巴楚一带多有发现。唐钱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唐代中央王朝对本城址的管辖权。

　　值得一提的是，“乹元重宝”的发现具有断代意义。这一钱币在公元758年时发行，到762年时退出流通领域，前后不过5年时间。它的发现，一方面证明该处遗址与中央王朝联系紧密；另一方面，结合安史之乱发生时间为公元755年到763年，推测城墙、城门、主干道的形成均在此之前，应该是盛唐时期修建，是中央政府对西域统治最稳固、交通最频繁的阶段。

　　同时，多件展出文物都反映了东西方经贸文化往来的频繁。一件人像戴冠陶片上，人物高鼻深目，眼、髯清晰，具有典型的胡人特征。而将人像刻画在陶器上的做法，目前在新疆其他遗址中未见。出土的各类珠饰和银饰也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交融，其中一件玻璃串珠的穿孔孔径不足1毫米，反映了当时精湛的工艺水平。

　　佛像寺院的发现证实佛教的兴盛

　　展出文物中有4件佛像。这对研究南疆的宗教发展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4件佛像中，3件为小型佛像，1件为雕塑上的佛面。其中，红陶猴形佛像，面部整体似猴，颈部粗壮，溜肩，右手放于右胸前，五指清晰呈抓握状。黑陶人面佛像，面似女性，背梳短发，双耳贴发雕出，面目慈祥。

　　在考古人员看来，4件佛像在城门位置被发现，表明当时不仅在佛寺中有造像，在生活区人们也会随身携带小型佛像，还有明显应用于居址等建筑的浮雕陶制造像，这均证明佛教在当时是一种流行宗教。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从图木舒克市市区出发，驱车行驶10多分钟，便来到了唐王城遗址。奋力攀爬到代热瓦孜塔格山的半腰，嶙峋乱石中，不一会，便找寻出雕刻在青石上的4尊小佛像，虽然经过上千年的岁月洗礼，至今仍清晰可见，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佛教曾经在遗址区的兴盛。

　　考古人员在过去一年的发掘中，在内城范围内发现祆教寺院且面积有约500平方米的规模，并在寺院处发现了大量用火遗迹，烧骨、房址和祭祀坑等，证实了祆教在当时的地位。

　　而结合祆教用寂灭塔天葬的方式，考古人员推断，内城最高处的梯形塔基形建筑，在原研究认为的角楼、烽火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寂灭塔的可能性。

　　据史料记载，唐王城曾兴小乘佛教，僧人众多，佛事不绝，很可能是佛教从西方传入我国之后，在塔里木盆地的一个传播中心。而目前的出土文物也印证了这些记载。

　　还有更多谜有待解开

　　经过考古发掘，为进一步了解唐王城城址形制提供了重要线索，为探讨城址性质、时代、宗教信仰、社会材料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下一步发掘打下了基础。但用“冰山一角”来形容目前唐王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丝毫不为过。

　　结合近两年来对唐王城遗址调查、勘探、发掘情况，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认为，该遗址面积巨大，保守估计在70万平方米左右，且构成极为复杂，分为四重城，分别是小城（古城）、内城、外城、大外城，各城圈范围内又有不同的功能分区，需要开展长期的考古发掘。

　　在当地维吾尔语中，唐王城遗址被称为“托库孜萨来”，汉语意为“九座驿站”或“九座烽燧”。而常说的托库孜萨来遗址群主要包括托库孜萨来古城址、托库孜萨来佛寺遗址、图木舒克佛寺遗址、克克勒玛佛寺遗址、坎斯坎套佛寺遗址、托格拉塔格佛寺遗址等6处主要遗址，这一遗址群结构可以概括为“五寺拱卫一城”。

　　在方圆十公里范围内密集发现多处古代遗迹，充分说明该区域在古代的繁荣昌盛。从1928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李遇春都曾到唐王城遗址进行调查、试掘，挖掘出了一批文物。2021年开始，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新疆、兵团以及地方考古单位组成项目组，正式开展考古发掘。

　　现在，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启动唐王城遗址考古（第二期），推动唐王城遗址考古研究和唐王城历史文化研究利用迈入新的历史阶段，也揭开了南疆地区考古和兵团文物考古事业的新篇章。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02日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