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耳间的中国】

　　作者：高峰邢向东（分别系西北大学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陕北秧歌是一种集歌、舞、戏、乐为一体的群众性集体歌舞活动，也叫“闹秧歌”“闹红火（huò）”，秧歌有唱词的叫“唱秧歌”。陕北秧歌扎根在黄土高原，历经千百年，既是保存和研究方言文化的活化石，也是方言口传文化传承创新的经典案例。

　　1.“秧歌”还是“阳歌”

　　地方志和陕北秧歌研究文献中，“秧歌”又记作“阳歌、禓歌、殃歌、羊高”等。其中“阳歌”“秧歌”最普遍。地方志中有不少关于“秧歌”的记载。例如，清末修纂的《米脂县志》记载：“立春前一日迎春，乡民扮杂剧唱春词，名曰‘阳歌’。”

　　方言口语中“秧歌”的首字一律读yánɡ，阳平调。“秧、殃”则都是阴平，声调不符。“禓”读音相符。不过从意义看，“禓”在《说文·示部》中释为“道上祭”或“路神”，意义不符。唯有“阳”声韵调皆通，且与秧歌的意义内涵联系紧密。

　　陕北秧歌可能起源于古老的傩祭活动。县志中有秧歌“为傩装扮、歌舞”“有乡人傩遗风”以及秧歌“驱疫”、跳秧歌舞“不生瘟、疫并无”的记述。闹秧歌的时间是元宵节前后，可见秧歌原是迎接春天、驱瘟酬神的歌舞祭祀活动。另外，秧歌队的灵魂人物“伞头”所执之“伞”，民间叫“日照”；而在清涧、延川等地，手持绘有“日照”（太阳）图案道具的“日照官”是秧歌队不可或缺的角色，这都说明秧歌和太阳关系深远。因此，秧歌的本词实为“阳歌”，寓意迎接阳春，以阳克阴。以上均与南方人插秧时所唱之歌无涉。

　　现在普遍使用的“秧歌”词形，可能与南方方言有关。清代官制是异地做官，北方多有来自南方的官员。南方普遍种植水稻，有“插秧歌”，南来的官员受母语方言、文化影响，可能把陕北的这种春节前后的民间文艺活动重新解读为“秧歌”并记录在志书中。而1939年以后，延安时期的各种报刊上大量使用“秧歌”的写法，还创造了秧歌剧、新秧歌等文艺形式，使“秧歌”的词形固定下来并通行全国。这一来是受到南方方言的影响；二来“秧歌”的写法更能体现“艺术来自劳动生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理念，适应时代的要求。

　　我们认为，既然“秧歌”的写法已经约定俗成，就可以继续沿用这个词形。

　　2.老秧歌与新秧歌

　　陕北秧歌分为老秧歌和新秧歌。老秧歌是指保留秧歌基本程式的传统秧歌，主要分布在榆林市榆阳区保宁堡、米脂、绥德、子洲、吴堡、佳县、清涧和延安市延川、子长、延长及宝塔区东部乡镇，其中，榆阳区保宁堡秧歌最古老。新秧歌歌舞化明显，主要是巡游或广场演出，伞头演唱内容大量减少，角色相对简单，道具、动作整齐划一。新秧歌非常普及，老秧歌已经式微。

　　老秧歌保留谒庙、排门子、打彩门、转九曲等一系列固定程式，这些程式中都有唱的内容，需伞头完成；秧歌队里角色较多，有伞头以及文身子（女装）、武身子（男装）、扠棒子（武身子的表演形式，也叫打扠棒）等；道具、动作没有统一标准，可谓百人百样。

　　“谒庙”的“谒”义为禀告、陈述。谒庙就是到寺庙、道观给神唱秧歌，歌词内容为颂神、酬神。

　　“排门子”也叫“沿门子”“转院”，专指秧歌队去村民家跳秧歌。“门子”即门，代指“各家各户”，“排门子、沿门子”取挨门逐户之义为名，“转院”则取秧歌队在院子里转圈表演为名。民间认为，“排门子”秧歌上门，能给主家带来好运。伞头即兴编唱，歌词都是夸赞、祝福之语，有“伞头口里讨吉祥”之说。

　　打彩门指在彩门前斗歌斗舞，是迎接外村秧歌队进村的一种仪式。传说“赵匡胤留下个打彩门”。一个“打”字映射出边陲人民世代尚武的精神。主客两班秧歌队分列在彩门内外，两个伞头斗智对唱，一问一答，精彩纷呈，高潮迭起。

　　转九曲也叫“转灯”。“九曲”又叫“灯阵、九曲黄河阵”，源于姜子牙破九曲黄河阵的传说，同时又与黄河的九曲十八弯有关。365根灯盏，横竖各19行，排成九曲十八弯的方阵。正月十五前后，人们逛九曲灯阵游百病，希望百病全无。伞头领唱传承下来的唱五方、二十八宿的秧歌词。

　　3.方言与文化

　　陕北秧歌有着独特而丰富的语言文化意蕴。古词语在秧歌唱词里俯拾皆是。如清涧送行秧歌唱词：“窑又窄来炕又小，起架不够五尺高，灶火里没有把火烧，闪得亲戚每没宬好。”其中的“宬”最早见于《说文解字·宀部》：“宬，屋所容受也。”“每”是唐五代、元代表示复数的助词。再如彩门秧歌唱词：“都说贵村女子妙，拽烂袖口扯烂袄。我村后生实在憭，真是穆桂英配个杨宗保。”“妙”指女性长相姣好，见于《广雅·释诂一》：“妙，好也。”“憭”义为聪慧、精明。《说文·心部》：“憭，慧也”。段玉裁注：“《方言》：‘愈，或谓之慧，或谓之憭。’”又如彩门秧歌唱词：“衣裳褿的打擦擦，驴龙头裤挽圪垯。”“褿”指衣被脏污，见于《集韵·豪韵》：“一曰衣失浣。”

　　有些唱词带有浓郁的方言特色，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如“排门子”时的唱词：“一圪都都葱一圪都都蒜，一圪都婆姨一圪都汉，一圪都秧歌满院转，一圪都都娃娃撵上看。”圪头量词重叠式和比兴手法的运用，营造出了鲜明的方言韵味。再如夸女子漂亮：“这个婆姨俊得像个崖画画，穿的红袄绿褂褂，腰上细得一把把，沟子好像南瓜瓜。”“崖画画”指墙壁上的贴画，借指画中的美人儿；“南瓜瓜”是临时偶发的重叠词。短短四句用了四个重叠词，描绘出陕北女子的风情和韵致。

　　陕北秧歌中沉淀着久远的历史文化。秧歌唱词涵盖历史事件和人物、天文地理、国家大事等。如“打彩门”的二彩，甲唱：“什么人开天又辟地，什么人钻木显威力，什么人先宬窑洞里，什么人八卦排节气？”乙答：“盘古开天又辟地，燧人钻木显威力，有巢氏先宬窑洞里，伏羲氏八卦排节气。”秧歌的扮演角色“毛鞑子、老毛、蛮婆、蛮汉”等，与观众亲密互动，其乐融融，反映了历史上陕北地区多民族交融的历史。陕北秧歌是汉族舞蹈，又有少数民族元素，如延川秧歌的有些动作就是从回族舞蹈演变而来的，曲调也与甘肃民间小调有相似之处。

　　4.传承与创新

　　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陕北秧歌在两个方向实现了创新发展。

　　第一个创新是秧歌剧。20世纪40年代初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新秧歌运动，当时创作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秧歌剧，在延安和各根据地风靡一时，备受欢迎。秧歌剧将秧歌和传统戏曲相结合，增加了大量风趣幽默的对白，内容是大生产、识字、抗战、支前、戒赌、改造二流子等，寓教于乐；曲调则采用眉户、道情、二人台、碗碗腔以及陕北民歌加以改编。秧歌剧成为方言口传文化创新发展的经典。改革开放之初，几部秧歌剧重新上演，再次引起轰动。2023年2月榆林市新上演的秧歌剧《米脂婆姨绥德汉》，以陕北民间故事为框架，以陕北原生态民歌、秧歌为链条，以民间传统习俗文化为线索，演绎了黄土高原上动人的爱情故事，呈现出浓郁的民族气派和鲜明的地域风格。这些都展现了民间文艺形式改造创新后的强大生命力。

　　第二个创新是新秧歌，强化了秧歌的歌舞化和娱乐性，群众参与度大大提高。比如，新秧歌摈弃了原有的祀神内容，把秧歌变成了群众性广场表演艺术乃至健身活动。不仅春节集中演出、比赛，平时在城市的广场上也可见到扭秧歌的身影。真正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目标。

　　秧歌还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彩门秧歌”是一个村的秧歌队到其他村去“访问演出”。经过“打彩门”、主方招待、节目表演等，大大拉近了不同村寨百姓之间的感情。秧歌队“排门子”走家串户送祝福，对建立同村邻里之间的和睦亲情关系颇有功用。秧歌队从伞头到普通成员，很多是自愿、义务的，没有报酬，也体现了他们的淳朴品德和社会责任感。从这个意义上看，秧歌不仅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蕴，而且是构建和维系睦邻友好的村寨关系、邻里关系，形成良好社会氛围、实现社会自我治理的有效途径。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27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