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大家谈】

　　作者：王小庆（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研究员）

　　关中盆地位于中国地理版图的正中央，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优势，它成为从史前到历史时期人类繁衍生息的宝地，同时也是辐射四方、涵养中华文脉、引领中华文明不断前行的中心区域。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自西向东横贯整个关中盆地，孕育了河谷两岸数不胜数的文化遗址。

　　过去百年的考古工作完整揭示了关中盆地自万年以降绵延不绝的文化发展历程：从旧石器时代的蓝田人、大荔人，到距今八千年的老官台文化，以及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四千年前的客省庄文化，一直到周、秦、汉、唐等历史时期诸朝代，为我们展现出从远古人类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历史画卷。科学、系统的考古资料为我们充分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大量的实物资料勾勒出中华先民沿着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轨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在这条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尚有许多未解之谜，以及许多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的重大问题，其中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客省庄文化就一直是我们研究的薄弱环节。受资料所限，我们对这一社会转型期的考古学文化了解有限，甚至有学者认为，在这一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关键节点，关中地区处于文化低洼期。而太平遗址的发现为我们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证明文化在关中地区的发展没有断裂，文明底蕴深厚，再一次体现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体量巨大、情况复杂的环壕

　　太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太平村东侧，地处秦岭北麓向渭河谷地延伸的一处河流阶地上，地势开阔平坦，东北距西安主城区约15公里。截至目前，已完成50余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累计发掘面积4600平方米，确认是一处大型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聚落遗址。

　　遗址由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构成，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年代约为距今4150～3700年。两座环壕体量接近，口部宽度约15~20米，底部宽度约10米，深约5米。环壕大部分在生土上开挖修建而成，边界明显，保存完好。底部不平坦，有连续的香肠节状凹坑，由此推测挖筑环壕的方法可能是先分组挖坑，然后将相邻的坑连通最终形成壕沟。壕沟的南岸边缘均发现有人工筑土痕迹，残高约0.2~1米，应是为了增加环壕内外落差。靠近聚落的内侧岸面呈斜坡状，部分区域设有汲水的缓坡平台；外侧岸面陡直，部分壁面有水平状水蚀凹槽。由此可知，当时环壕内有水流，可能与自然河道相连通，起到防御、防洪、排涝及满足日常生活给排水的重要作用。两侧壁面皆可见明显的纵向挖掘痕迹，与自然河道完全不同。到遗址晚期，由于某种原因，环壕被废弃，不再承担水道的作用，成为堆放生活垃圾的场所。壕沟内坡状分层堆积中出土了较多同时期的陶片、玉石器残块、白灰面地坪残块、动物骨骼乃至人骨碎块。通过发掘得知，环壕体量巨大，修建过程甚为复杂。这反映出太平遗址所在的聚落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组织和公共资源调配能力。

　　形式多样、技术高超的住房

　　遗址内发现了形式多样的居住建筑。比如，F9（F即为“房屋”。数字为发现顺序，非建造顺序，下同——编者注）为一处半地穴院落建筑，院落平面形状为椭圆形，围墙壁面较光滑、陡直，部分墙壁有用泥涂抹的痕迹，底部平坦，有不连续的少量白灰面。东南部有两级生土台阶，应为院落出入口。后室平面形状为方形，门道向东，有三级生土台阶。房间中部有一处火烧圆形灶面，西南部有一件较完整的龟甲，房间内还发现有三件柱状红陶器，分别位于房间西南角生土台上、正南部壁灶内、东南角内壁龛中。侧室平面近方形，门道向南，房间中部有一曲尺形烧土范围，中部有一处椭圆形火种坑。

　　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处由四座圆角方形夯土台基组成的建筑基址。台基均为东南-西北走向，由黄褐色致密土夹杂大量料姜石堆积而成。从剖面观察，料姜石明显呈水平逐层分布，每层厚度约1~2厘米。我们推测这四座夯土台基可能为地面建筑的“房基”，但由于历史时期自然和人为原因，“房基”以上的部分已荡然无存，也没有找到踩踏面、门道、灶址等具体遗迹信息。在四座夯土台基之间，相邻的区域还有宽约一米的黄土分布。这些黄土的土质更为致密，料姜石数量较少，亦为逐层夯筑而成，应为房屋之间的“隔墙”。

　　太平遗址中的居住建筑形式还包括地面式方形建筑、“吕”字形半地穴建筑、圆形深穴式建筑、使用土坯的窑洞式建筑等。这些多种多样的建筑形式表明，太平遗址先民拥有高超的建筑技术。他们在沿用传统的地面式建筑、半地穴建筑基础上，创造出了土坯的窑洞式建筑，人工夯土台基等新的建筑形式。这些都记录着中华先民不断以巨大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开拓更多、更大生活空间的足迹。

　　礼乐萌生、文明诞生的前夜

　　遗址内发现了二十座客省庄二期文化时期的墓葬，以竖穴土坑单人墓为主，另有部分灰坑、灰沟埋人现象。其中M5（M即为“墓葬”——编者注）为竖穴土坑墓，破坏严重，仅存东半部。残存壁面、圹边较清晰，墓葬填土中有木质朽痕，可能与葬具有关。墓底葬一人，仅存头骨及椎骨朽痕，保存较差，墓内出土玉璧一枚，位于盆骨位置的右侧。墓葬中部接近人骨的填土范围内，有密集分布的朱砂，尤其是玉璧下方的朱砂最为明显。M20为竖穴土坑墓，上部被破坏严重，仅存墓底。墓底中部葬一人，骨骼整体轮廓较完整，涂抹有朱砂，但保存状况较差。墓内出土玉环两枚，分别位于右侧腕部和右手下方。墓葬填土中发现上下两层颜料，上层为白色和黄色的颜料，主要分布在墓主头部、双臂内侧及左侧股骨内侧；下层为朱砂，附着于全身骨骼之上及墓底部分区域，颜料皆呈片状分布，墓葬上部的填土中还有零星朱砂呈颗粒状分布。朱砂的使用作为贵族葬仪中不可或缺的程序，是在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中确立的，为此后的二里头文化或夏时期文化所继承，成为商周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一直延续至战国时期。长时间、大范围维系同一精神认同，是多元一体、‘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的结果，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除此之外还发现少量祭祀遗存，如H186（H即“灰坑”——编者注）上部埋葬玉石器，中部发现大量灰烬，底部瘗埋大量动物骨骼，经鉴定包括狗、猪、羊、猛禽类和部分啮齿类动物。在太平遗址出土了大量卜骨，多以羊、猪的肩胛骨制成，形制规整，灼痕清晰可辨，不见修整、钻、凿的痕迹，是我国古代占卜祭祀传统的早期代表。墓葬、祭祀遗存和卜骨的发现，为了解太平遗址先民丧葬方式与礼仪、宗教信仰等精神文明提供了重要物质资料。

　　遗址中发现的叶形陶牌饰枝叶纹刻画精美，与甲骨文“黍”字的写法极为相近，反映了先民的原始审美和对自然世界的认知。出土的一件带柄的合瓦形陶铃为关中地区少见，是我国礼乐制度的重要见证，同类器物在陶寺遗址和新砦遗址也有发现，显示出太平遗址应有一定的级别。

　　太平遗址环壕—居址—墓葬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显示出，太平遗址是迄今为止在关中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龙山时代环壕聚落遗址，填补了空白。为了解黄河中游地区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信息：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太平遗址的资料弥补了这一核心区域文明化进程探索的薄弱环节。

　　多元汇聚、文化辐辏四方的中心

　　太平遗址的许多发现也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最明显的就是出土的陶器，既有典型的客省庄文化的各类器型，如绳纹单把鬲、篮纹斝、花边口沿罐等，也有一些来自周边文化区域的典型器型。如来自河南龙山文化的磨光黑陶单把杯、圈足盘、黑陶高柄豆，晋南地区陶寺文化的合瓦形陶铃，山东龙山文化的鬶、盉等，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泥质红陶双大耳罐、麻点绳纹罐、双耳罐、三耳罐等。同时，齐家文化的占卜术、小麦种植，陶寺文化的朱砂墓，江汉地区的玉饰品等文化因素也在太平遗址共存。多元文化在此汇聚，文化的包容性为关中地区走向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道路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初步的考古工作显示，太平遗址的文化内涵已经出现了以礼制为核心的早期文明特征。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但其重要的发现修正了我们过去对关中地区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的认知，证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根区，文明从涓涓细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是从未断裂的。与周边区域所展示出的文化联系表明，太平遗址已经具备了中心性聚邑的地位，是四方文化交流的辐辏之地。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中国史前社会动荡整合的广阔背景下，以太平遗址为代表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在区域文化互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奠定了关中盆地中部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都城文明的史前基础。它是我们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心区域的一处重要遗址。展望未来，任重道远。加强多学科融合，活化考古学研究成果，为中华文明探源作出“太平”贡献，是我们工作的目标。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7日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