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赵晓霞《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10月09日第11版）

　　日前，国家文物局通报了吉林和龙大洞遗址、辽宁朝阳马鞍桥山遗址、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北京金中都遗址4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发布聚焦旧石器时代至宋金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相关重要成果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

　　吉林和龙大洞遗址：

　　东北亚最早利用黑曜岩制作石器的遗址之一

　　和龙大洞遗址石叶石核出土时的场景。

　　和龙大洞遗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崇善镇大洞村，地处长白山脉东麓，西距长白山天池约80公里，分布在图们江与红旗河交汇处的平缓玄武岩台地之上，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旷野遗址。

　　2021年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辽宁大学等单位对其进行了连续的主动性考古调查、发掘。

　　“和龙大洞遗址核心区面积约5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5万年至1.5万年。”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研究员徐廷说，“考古发现3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石制品及动物化石近2万件。”

　　和龙大洞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其中，第一期遗存年代距今5万年至3万年，主要为简单的石核—石片石器，伴生大量动物化石；第二期遗存年代距今2.8万年至2.4万年。徐廷介绍，这一期遗存出现以石叶为毛坯的早期细石叶技术产品，工具类型以雕刻器为主，还发现了目前中国北方年代最早的局部磨光石器和压制剥片技术产品，表明长白山地区是中国细石叶技术起源的关键区域。

　　吉林和龙大洞遗址出土的细石叶石核。

　　和龙大洞遗址的第三期遗存年代距今1.7万年至1.5万年，工具类型以雕刻器、端刮器为主。

　　相关专家表示，和龙大洞遗址是中国长白山地区年代最早、文化序列最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是目前东北亚最早利用黑曜岩制作石器的遗址之一，清晰地展示了该地区石器工业由石片石器向“石叶—细石叶”技术转变的重要过程，丰富了东北亚现代人演化扩散、文化发展、生计方式的相关认识。

　　就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徐廷透露说，将进一步加强基础工作：获取更多的人类活动信息，例如古人类相关化石以及墓葬、居址、火塘等重要遗迹和装饰品等相关遗物；从遗址群的角度理解和龙大洞遗址，选择更多地点进行小范围发掘，明确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功能分区；以和龙大洞遗址的年代框架和文化序列为标尺，系统梳理长白山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材料的年代与文化性质，完成既定学术目标。

　　辽宁马鞍桥山遗址：

　　为研究红山文化聚落形态提供资料

　　马鞍桥山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是一处以红山文化早期阶段为主体的聚落遗址。2021年以来，在“考古中国”红山文化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框架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马鞍桥山遗址进行了连续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樊圣英介绍，考古发掘的学术目标包括找寻红山文化的核心聚落址，揭示辽宁境内红山文化聚落址内涵，补充“红山文明”的社会经济要素，厘清与牛河梁大型祭祀遗址的关系，探讨辽宁地区与西辽河地区红山文化聚落址的关系。

　　“通过发掘和勘探工作，初步确认遗址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约7700年至5500年，包含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遗存。”樊圣英说。

　　据樊圣英介绍，红山文化聚落由祭祀区和居住区构成。居住区位于遗址东部，面积约为5.4万平方米，外围有周长近900米的环壕围绕。祭祀区位于遗址北部，共发现祭祀坑42个、燎祭遗迹3处。祭祀区整体经过两次精心规划设计与营建，第一次的建设，是依托北部一座小山头，对东、西、北三面山坡进行修整，形成三层“梯田”形的祭祀场所；第二次的建设，是在第一次营建的祭祀区南部进行垫土，形成一个新的祭祀场所。祭祀区出土保存完整的陶器，石斧、石刀、石耜（犁）、石磨盘和石磨棒，以及鹿科动物骨骼、贝类等。

　　相关专家表示，马鞍桥山遗址主体是一处经过精心营建，兼具生活和祭祀功能为一体的红山文化早期中型聚落，为研究红山文化聚落形态、社会等级分化提供了宝贵资料。新发现祭祀遗存，对讨论红山文化人群祭祀形式、精神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山东邾国故城遗址：

　　东周至秦汉时期城市变迁的缩影

　　山东邾国故城遗址建筑废弃堆积中出土了800多枚封泥。图为该遗址出土的“驺丞之印”（西汉晚期）。

　　邾国故城遗址位于山东省邹城市，是东周时期邾国的都邑和秦汉时期邹县县治遗址。“十三五”以来，国家文物局支持山东大学、邹城市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对邾国故城遗址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据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路国权介绍，邾国故城遗址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平面近长方形。东周时期邾国宫殿区、贵族墓葬区、青铜器作坊区分别位于城内中部偏北、北部和西南部。此外，城内南部和城外西部还发现此阶段居民区与墓地。

　　“秦汉至魏晋时期，城内中部偏北为秦汉时期邹县官署区，城内南部、西南部均成为普通居民区，城外西部仍为居民区和墓地。”路国权说，自2022年以来，考古工作者重点对城内中部偏北处进行了发掘，揭露出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面积宏大、结构完整，柱础、庭院、门塾、道路、活动面等保存较好，初步判断该建筑始建于战国，后在秦汉时期作为县衙使用。

　　值得关注的是，围绕建筑基址周边的灰坑、灰沟中集中出土封泥821枚、陶文243枚，数量上以“驺丞之印”“驺亭间田宰”等内容最多，还包括驺县下属多个乡印、库印，以及周邻10余个县的县丞之印，年代涵盖秦代、西汉至新莽时期。

　　相关专家表示，邾国故城遗址考古新发现揭示了东周列国都城向秦汉县治转变过程中城市面貌的变迁，是从诸侯并立走向大一统王朝历史进程的珍贵缩影。

　　北京金中都遗址：

　　见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北京金中都遗址出土的谥册。

　　金中都遗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和丰台区一带。2020年以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配合北京城市建设，对位于西城区右安门内的金中都外城东开阳坊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发现一处大型建筑基址，出土玉册、铜印、瓷器、建筑构件等珍贵文物。

　　据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继红介绍，大型建筑基址可以分为两期。早期为一处四面由回廊围合式院落，其南殿保存较完整。晚期建筑由位于同一轴线上的南北两座大型殿址和东西对称的廊房组成，结构完整、布局清晰。南殿基址坐北朝南，平面呈“凸”字形，为前方带月台的近方形建筑；北殿基址坐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院落中轴线东西两侧对称分布廊庑式建筑。

　　“出土的玉册、官印、仿铜瓷礼器、琉璃构件、‘库’字款瓷器等文物推测与皇家祭祀相关。根据文献记载，辽南京开阳门外曾有义井精舍，金大定年间赐额‘大觉寺’，内设御容殿，兼具储存皇家档案和祭祀用品的功能，推测晚期建筑可能是金代皇家寺院大觉寺的组成部分。”王继红说。

　　相关专家表示，金中都遗址新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及出土文物，是研究金中都城市规划、建筑布局与金代皇家礼制的重要资料，更是中国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生动见证。

　　延伸阅读

　　“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关注中国境内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中华文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

　　（本文配图均由国家文物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