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世强（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生态兴则文明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丰富的生态文明意蕴可以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荀子提出的“群居和一”理想具有鲜明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生态之“群”：万物连续与共生一体

　　万物连续一体是荀子生态文明观的逻辑前提和根据。荀子持有生态群观，他的“群”突破了“兽三为群，人三为众”的思维，“群”不仅是兽群，还是群众，甚至超越了生物群类，是所有万物的生态“群类”。荀子说，“草木畴生，禽兽群焉，物各从其类也”，各种群类具有连续性。“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同群类内部是连续的，水火等无机物与植物、动物等有机物虽是异群类但也是连续性的。人是高级动物，但只是作为荀子称之为“大共名”的“物”中一种而已，万物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共生一体。既然共生一体，人必须善待万物。

　　人在生态共同体中有何职责？人因与万物共生共命运而须善待万物，更因人的特殊性（人之贵）而须主动承担伦理责任。荀子认为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皆因“义”。《荀子》中的“义”与“礼”互为伦理表里。“义”体现为内在伦理原则，“礼”体现为外在伦理行为，“礼”与“义”的伦理含义是一致的，连用为“礼义”更能体现其不可分割的整体生态伦理思想。人以礼义待万物，从而拥有“正理平政”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生态共同体。礼义从何而来？荀子认为礼义法天地，而天地是礼义之本。“天地生君子”，君子则是礼义的代表，君子的礼义源于天地自然，良善社会符合自然生态，代表礼义的君子担当“总理万物”之职责。荀子的伦理来自万物又施之于万物，其目的在于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

　　荀子倡导君子人格，鼓励人们修养君子德性，在生态共同体中以礼义之伦理德性对待人与人、人与自然，进而做到合群、能群、善群。

　　如何合群？荀子的回答是“厚敦者也，合群者也”，培植士君子敦厚的德性品格，人与人、人与自然能形成和合之群。荀子认为人能群是人与他物的最重要区别，“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如何能群？荀子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如何“能群”关键在“分”。荀子的“分”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分别”，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天与人有不同的职责，人要遵守天的规律，顺应天，但是人也要发挥主动性，“制天命而用之”，做到与天地参。二是“名分”，荀子承认人人都有欲求，因而需要名分去规范人们的行为。如果欲求没有节制或伦理规范，就会“范分争乱”。有了礼义伦理名分，社会就会得到良善治理。“分”建立在“义”的伦理原则上，人之所以“能群”贵在人“能义”和“能分”，进而实现“群居和一”。“义”的原则、“分”的秩序不是随意的，法于天地自然，因而“义”与“分”具有生态意蕴。就生态文明治理而言，“胜物”的前提是天与人的分职，“爱物”是人的本职。基于“义”和“分”，人则能群，“胜物”和“爱物”也就不矛盾，其中隐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

　　如何善群？荀子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荀子还着重谈论了君道如何善群：“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能群最终要落实到善群，以礼义善于养人、治人、设人、饰人，做好这些的目的在于实现一个良善、和谐的共同体。由于荀子的整体思想是“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的生态学观，处理人类社会的养人、治人、设人、饰人也必然须符合万物之道。万物得当的群道，才能万物生态和谐。

　　生态之“和”：合而宜

　　荀子认为“以群则和”，“群居”的理想目标是“和一”。“和”具有生态和谐之意。具体讲，荀子的“和”含有“和合”“和宜”两层相互关联的意义。

　　“和合”意味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友善互动，按照伦理规范相互持养。荀子说，“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欲与物时有多寡，平衡至关重要，失去平衡则乱。荀子崇尚良治的“至平”世界，“至平”世界就是“群居和一”的面相。人与人、人与自然“以相持养”，意在表明如何微妙地做到“中和”和“至平”，即生态和谐平衡。

　　“和宜”即“合宜”。荀子的“合宜”主张“万物皆得其宜”，如何做到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理解。

　　宜乃适宜，适宜因时空情境而定。一方面，是时间层面，适宜须做到时宜。如何做到时宜？荀子尤其重视时宜，其三十二篇不同主题皆有“时”论，《王制篇》论述尤多。中国自古农业为本，要求不误农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山林“以时禁发”，禽兽“养长有时”。在荀子看来，“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山林草木、污池渊沼川泽、六畜皆生态时宜，百姓则有余而和乐。另一方面，是空间层面，适宜要求因地制宜。务农因地而种，“相高下，视肥墝”，农业政策也会“相地而衰征”，地宜而五谷丰，五谷丰则人民亦和乐。

　　宜者依义可归结为荀子对子思《中庸》中“义者，宜也”的进一步发展，依据“义”实现“宜”。“义”在于“分”，“明分使群”，这与荀子“能群”思想一致。人守仁心，以“义为贵”，依据义之原则，表现为礼之规范，名分各立，行为举措得宜，进而“万物皆得其宜”，故宜居和乐。

　　宜者循理是依据荀子“义者，循理”的进一步推论。既然义依循的是理，而宜者依循的是义，故宜者循理。荀子的“理”与先秦大多儒家不一样的是，除了形而上的道之“理”，还隐含一定的理性精神。要做到“万物皆得其宜”，除了君子实行礼治而“总理万物”之外，还须“度量分界”实行法治，制法、依法都须循理达宜。从生态角度看，荀子认为管理山林污池渊沼川泽需要专职人员，即“虞师之事也”，须制定专门的法律，主张“修宪命”，还特别提到“修火宪”，重视山林生态的管理。荀子具有一定理性精神，提倡未雨绸缪，“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兴修水利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出于理性事先筹划以防生态灾难。其目的在于“刑政平，百姓和”，和合而得宜。

　　生态之“一”：“维齐非齐”与“兼利天下”

　　“以群则和”而“和则一”。荀子多次谈到“一”天下。荀子的“一”天下体现为“齐天下”和“兼利天下”。狭义上看，“天下”指的天下百姓；广义上看，“天下”指天下万物。后者蕴含生态观，天下齐一意味着万物受到平等看待，万物适用同一套礼义规范，不同于以人为主宰的人类中心主义。需要注意的是，“齐天下”需要承认个体之间、异群类之间的“非齐”差异，即荀子坚持的“维齐非齐”生态观。万事万物各有差异，各有样态不可抹杀，而人还有不同欲求之差异。世界存在客观的“非齐”，生态伦理层面需要“维齐”。

　　“兼利天下”需要“兼制天下”，对待天下万物需要平衡对待。荀子的“兼制天下”实际上在回应生态学意义上的“万物皆得其宜”。天下万物的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关键在于做到“兼制”。“兼制”就是生态文明层面的统筹兼顾，注重可持续发展，“长虑顾后”“序四时，裁万物”，而后“兼利天下”。“兼制”是为了“兼利”，照顾到各群类的利益，不是绝对平等，而是“维齐非齐”的生态平衡。

　　基于“维齐非齐”的“齐天下”和平衡兼制的“兼利天下”，荀子的“一”是一个和谐美好、良治的万物生命共同体。

　　《光明日报》（2023年11月13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