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客气地说，现在家访越来越式微。这需要改变。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方案提出，强化一线学生工作。各级各类学校要明确领导干部和教师参与学生工作的具体要求。落实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将家校联系情况纳入教师考核。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年度述职要把上思政课、联系学生情况作为重要内容。这一“家访新政”从制度上、考核上、主体责任上布局，回应了学生和家长的内心关切。

　　15年前，《河南日报》一篇调查报道直指“老师上门少了”。5年前，《南方日报》的调查报道则发问：“家访少了，师生关系远了？”而如今，网络上依然有人不断表示不解：为什么去学生家里家访的老师越来越少了？

　　这15年正好贯穿了我的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时光。这期间，只有幼儿园的老师上过一次门，中小学老师没有一位上门家访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顺便问了一下80后的同事，从中学名校毕业的她说，“从未有过家访”。这并非一种极端，而是很多家庭的“体验”。诚然，仍有学校、教师坚持家访，今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一位女教师题为《疫情之下的家访，一个也不能少》的文章令人感动。但总体上，家访越来越“边缘”，越来越“低调”，甚至出现了形式主义。

　　家访越来越少，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十几年前才有的。从我上世纪70年代末上小学，一直到90年代初高中毕业，从未有一位教师以家访名义上我家来。我内心曾经期待有加，现在只能引为憾事。在基层语境中，“家访制度”本身就十分模糊，家访更像是一种额外的关怀，而不是体现教育理念的责任。

　　前述“总体方案”对落实家访制度作出明确要求，可谓纲举目张，抓到了家访缺失的根本。

　　多年来，家访的要求虽然写在文书之中，但一般说来，是否家访并不影响教师考核。而进入新媒体时代，“微家访”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面对面的实地家访，甚至连“微家访”也逐渐式微，滑落为“群发布”“群通知”“群会议”。不得不说，当下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背负的各项任务较多，承压较重，而家访工作不仅难以量化，还显得成本较高，教师进行家访的主动性大为弱化，遂以形式化的、变了味的“家访”应付差事。

　　曾有地方教育部门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班主任每学年必须对班上所有学生进行一次家访。事实上，这样的要求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况且不执行的后果并没有体现。这说明，要想重振家访机制，教育部门、学校首先要严格管理起来、督促起来。不折不扣地落实制度，将家访纳入评价体系，使之成为与“课时”一样重要的项目。

　　家访体现的是家校共同承担教育责任之深意。说到底，它是课堂教育向家庭范畴的延伸，是教育文化对俗世生活进行的打探、共商与共鸣，以唤起对教育事业的共同重视与尊重。

　　笔者幼年时，有教师“跑烂鞋”，把出于各种原因被家长“拽”回家务农的学生请回教室。这当然充分显示了为人师长者的责任感，但我更认为，这是一种对于教育文化、教育艺术的致敬。在我高中毕业面临着是复读还是从军之关键选择时，我的英语老师曾经给我写过信，对我这个“英语渣”“语文尖子”鼓励有加。手写书信与星空下的话语，成为家访的一种弥补，甚至可以说是另一种家访。

　　这种回忆催生我的深度思考——我们在怀念家访时在怀念什么？我们最想要的家访是什么样的？我想，我们怀念的还是那种亲情式的、纯朴自然的“围炉而坐”、促膝长谈。我们最想要的家访还是直抵人心的家访，而不是在技术化外表下变得僵硬、功利、冷漠的人际联系。家访须有“愿得一人心”的真诚、宽厚。

　　客观上，由于沟通方式的多样化、便利化，家校之间实际沟通频次、内容大大胜过既往情形。“从前车马稀”时，没有即时通信技术，敲门入户地家访就成为必须。有人就此认为如今已不需要“传统家访”。然而，时代的进步、技术的变革并不是弱化家访的理由。再厉害的互动技术，也无法代替情感的交流。家校之间一样会出现信息孤岛、信息壁垒，此时，面对面真诚沟通愈显重要。

　　家访是家校之间的沟通桥梁、黏合剂，是学生成长的催化剂，绝不是一种故纸堆里的“文物”。在当下，依然可以通过制度落实、人心协作，强化其对于教育的价值，重现其固有文化内涵。  （伍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