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在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36所试点高校陆续发布2021年“强基计划”招生简章。“强基计划”是服务于国家发展基础研究，系统性重塑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战略需要。今年是“强基计划”招生的第二年，由于在去年初次实施时一些大学出现招生缺口和在新生入学后组织二次招生，今年的“强基计划”招生情况必然成为高考的关注热点。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强基计划”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种种情况？又有何优化之策呢？

　　1.“强基计划”不是上名校的跳板

　　据教育部数据，2020年，我国高考全国报名总人数为1071万，而“强基计划”的报名人数超过30万，即每100名高考考生中就有3名考生报考了“强基计划”，热度不可谓不高；同时，“强基计划”最终录取约6000人，录取比例不足2%，竞争也不可谓不激烈。但“强基计划”为何报名没有达到当年自主招生动辄百万的规模，在校考环节出现考生放弃考试和在新生入学后组织二次招生？我们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部分考生出于功利性目的报考“强基计划”，而非对基础学科志趣坚定，是故中途易辙。笔者的研究团队发现，存在为数不少的中学和高校招生工作人员，对该政策的内涵缺乏足够认识。将“强基计划”看作自主招生的等价替代物，看作是冲击名校的机会或者高考成绩不高的兜底的手段，更有甚者向学生传输误导性信息，例如，“报考‘强基计划’不但成本低，而且可以多加一层‘保险杠’”，“先通过‘强基计划’进名校”。而对志不在基础学科的考生报考“强基计划”可能存在的隐患三缄其口。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高考具有“指挥棒”的作用，牵制学生一切与升学有关的行为。于是，考生、家长和学校不在意学生是否真正对基础学科感兴趣，是否有志于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只将“强基计划”作为跳板，蜂拥而上。由于“强基计划”校测在高考出分之后，部分志向不坚定的考生一旦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便会立刻放弃“强基计划”，转投其他名校或热门专业，这也成为导致放弃考试现象产生的原因。

　　其次，“强基计划”与新高考改革政策目前缺乏相互嵌合。新高考改革已经在许多省份逐步铺开，是考生进入大学的最主要途径；而“强基计划”属于新事物，也是高考改革的重要环节，理应与当前新高考改革进行政策协同和相互嵌套。但新高考改革本质是多元教育理念指导下，以学生为中心，赋予学生自主选择权，促进学生人格养成的改革。学生可以根据学科特长和兴趣爱好选择自由组合选修科目，类型可达到二十余种，而不用受传统的文理学科逻辑的束缚。但“强基计划”的出发点是国家战略发展需求，致力于破解基础学科“卡脖子”难题，其在人才选拔上是围绕基础学科所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基础为逻辑起点，以学科为中心进行甄别，对考生校考科目做了严格限定，例如，清华大学的基础理科组的校考科目要求学生必须考数学、物理和化学，即传统理科组合。许多自由选科组合的考生，对“强基计划”的校考科目望而却步，导致最终放弃校考。而今后，随着新高考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这将会对政策之间的协同性提出更高要求。

　　最后，对“强基计划”，绝大多数试点高校秉持了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把高考招生门槛，确保进入“强基计划”学生的质量。因此，从进入高校的新生中补招一批有志趣、有天赋的生源，不失为一项有效举措。

　　总的来看，对于“强基计划”我们其实不必担忧“遇冷”，而要警惕“过热”。因为“强基计划”不是跳板，不适合所有考生，我们需要共同营造冷静、理智、踏实的舆论环境，关注“强基计划”是否招收到了符合其目标定位的学生，那些真正有志于强基计划的学生是否能够进入该项目。选拔真正对基础学科“心中有志，眼中有光”的优秀学生，应该是“强基计划”的重中之重。

　　2.“强基计划”需要心中有志、眼中有光的学生

　　首先，“强基计划”服务于国家发展基础研究，系统性重塑拔尖人才培养体系的战略需要。基础研究是知识的蓄水池和技术创新的源头，知识生产、生产力发展都有赖于基础研究的推进。近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显著突破，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与基础研究发展迟滞以及基础学科人才存量不足密切相关，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培养一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成为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最佳路径。在“强基计划”出台之前，我国拔尖计划在人才选拔和培养环节存在一些误区，如缺乏对学生基础学科研究志向、社会责任感和学术使命感的培养，也忽视对学术探究热情的激发和保护，使学生对基础领域知识探究望而却步。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基础学科高质量人才的需求，有必要对拔尖人才培养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强基计划”通过精心的制度设计，并集中优质资源，势必能够将有志趣、有天赋的拔尖学生培养成为未来基础学科领域的栋梁之材。

　　其次，“强基计划”回应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需求。新高考改革实行至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依然有改进的空间，如综合评价制度刚性不足，评价的某些政策取向隐秘；在选科制和等级赋分机制的叠加作用下，催生了“田忌赛马”的选考博弈，物理和化学等传统容易聚集高手的基础学科遭遇“纳什均衡”式的损害，导致中学人才培养与高校对学生知识结构需求之间匹配错位，在随后的培养环节出现“瘸腿”现象，不利于我国基础学科积聚发展潜力。对此，需要进一步深化高考改革制度，从顶层设计上加以规制。

　　最后，“强基计划”反映出我国教育的特性和人才培养的根本要求。“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我国高校人才培养方向。因此，高等教育应当主动适应经济发展需求，人才培养的方向和内容应与社会关系相协调，这一思想为“强基计划”要求高校在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安排招生专业，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拔尖人才提供了最深层的哲学基础。

　　3.优化政策，让有抱负的学生敢于报考“强基计划”

　　首先，在“强基计划”的政策制定中，高校要承担起重要的责任。“强基计划”的一大特色在于贯通人才的选拔、培养、输送，但部分试点高校对学生入学后如何进行个性化培养、精准化输送等方面还需要做更好的安排与规划，从而使“强基计划”政策在落地过程中彰显出“一校一策”特点。试点高校要加强对“强基计划”学生的选拔机制，包括高校的选拔方式如何综合运用，如何更科学地进行校考，从而有效地进行人才的区分和鉴别；对进入“强基计划”学生的培养计划要尽可能完备、详尽，并使其呈现动态式不断优化状态。包括对学生入校后课程体系的设计、各项资源的支持等；对于学生未来的输送，要提供多元化的引导，包括就业资源的支持、本硕博一体化培养的整体规划等。同时，针对家长和学生对未来职业发展、就业前景的担忧问题，笔者建议对“强基计划”学生，实行“订单式”输送和培养，进行“沉浸式”持续、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减轻其就业、择业负担，让人才得到高效的成长和发展的保障。让真正对基础学科有兴趣、对关键领域的攻坚有抱负的学生“敢”于报考强基计划。

　　其次，中学应当不断提高政策解读能力，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学应当主动学习领会“强基计划”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和内涵，站在客观和理性的立场向学生正确、全面解读政策，而不是为了升学率和名校率，一味鼓动所有学生“能报尽报”。同时，中学应加强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强基计划”需要学生从基础教育阶段即对未来发展有明确定位和规划，并且能够抱定志向扎入某一基础学科领域深耕。但在笔者的研究中发现，一些考生对学科和专业的逻辑及规律认识不够深刻，自身的学术偏好也处于不稳定的摆动之中，仅凭中学阶段在课堂和竞赛中接触到的相对浅显的相关知识判断自己与基础学科的适切性，进入大学后可能发现与实际大相径庭，从而导致对所学专业缺乏兴趣。这不仅是“强基计划”独有的问题，随着新高考改革的推进，专业选择前移是普遍趋势。考生甚至在高一年级就需要根据特长和兴趣确定考试科目乃至未来从业方向，这对于对学科认识还不成熟的学生来说容易产生盲目性。因此，笔者建议中学应当借此契机，在初高中阶段探索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加强对学生开展生涯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学科内涵，以及自身的特长和偏好，从而理性选择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同时，在政府监管下，相关部门也应不断推动教育咨询向市场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由专业的社会咨询机构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以提升考生和家长决策的有效性。

　　再次，加强大中衔接和考招培统一协调。“强基计划”是我国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考试、招生、培养为一体的拔尖人才培养项目，因此需要多部门、多阶段的协同合作。如前所述，目前“强基计划”还未与新高考改革方案完全嵌合。部分自由选择选考科目的考生势必无缘“强基计划”。笔者建议中学在高中低年级阶段对学生进行分流引导，根据试点高校的报考要求，指导在基础学科上有特长并愿意投身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的学生有针对性选科，并在高中阶段对其基础学科加强训练，同时强化价值塑造和志趣养成，促进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工作。有条件的中学也可以与试点高校进行对接，在寒暑假组织这部分学生参与试点高校的夏令营或其他学术活动，帮助学生近距离了解学科特征，尽早培养学生对基础学科的亲和感和兴趣。

　　最后，“强基计划”要致力于扭转片面以考试成绩评价学生的做法，探索综合素质评价方式。试点高校的学校考核均为综合能力测试，重点考察学生的学科特长、创新潜质和非认知因素；以素质评价档案为参考依据，考查学生中学阶段的全过程表现，这就要求基础教育走出知识本位，抛弃传统的应试教育理念，积极寻求育人理念的转变，以全人教育为目标，开展素质教育，拓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及其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此外，“强基计划”在选拔录取环节取消论文和专利加分，但为单科特别优秀的学生开辟破格录取路径，也要求基础教育摈弃浮躁和功利性做法，回归教育初心。（作者：阎琨，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