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我们在一起》隔着浪漫的滤镜打量黯淡的生活，凌一尧和吕钦扬的十年，既是残破的现实也是温柔的迷梦，这两个角色是收容着观众千百种情绪的客体。制图：冯晓瑜

　　《我要我们在一起》单片撑起“520”档期，上映5天票房破2亿元，它的卖座再一次证明，一部电影在大众层面的接受度不取决于电影本身的完成度，无法用技术考量的“情感发酵度”成了最微妙的“技术”。

　　该片改编自社交网站的热门长帖《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就要嫁人了》。网络热帖大多是碎片式连载，叙事松散，但能在细节中掀起多数人的情绪反应。《我要我们在一起》虽然对原故事作了大幅删减，它的风貌仍延续了论坛热门帖的特点，即：打开情绪的闸门，用“感同身受”的情感覆盖情节短板。电影自始至终，拉家常的泛泛而谈取代了类型电影严密设计的构作，一对业务能力尚未成熟的主演在懵懵懂懂中交付了“纯天然”“生活流”的表演。

　　青涩之作，偏偏遇到同类型的经典之作《情书》同档期重映，这些在寻常情况下会成为“硬伤”的元素，怎么会被《我要我们在一起》转化成优势？曾是一代人的青春圣经的《情书》在《我要我们在一起》前败阵，不妨说，后者的“拙气”恰恰是它的能量，凭着对于当代生活细节的“文青式”再现，它让这一代的观众黯然动情——能实现大范围情感发酵的电影，在任何时候都是市场上的稀缺资源。

　　《我要我们在一起》的长处是叙述维持着平和的节奏，类似于低姿态的、控制着情绪的倾诉。相应的，矛盾的发展、爆发和解决这个叙事电影的情理逻辑在这里是缺席的，人物的生长痕迹和成长史也就不存在了。但这歪打正着，得以让两位主演恰如其分地发挥——电影希望他们提供的，是一个接一个应激反应下的“状态”，是一种有信服力的泯然于众生的自我告解，这不是强戏剧性的假定性表演的要求。

　　张婧仪是没有太多表演经验的新人，这个姑娘的举止和神情里仍带着明显的羞怯，有些时候还有些藏不住的稚气，愣愣的。但正是她的青涩，让她在琐琐碎碎生活细节再现的影像中，展开了浑然天成的表演。凌一尧这样的女孩，是无数校园初恋汇总的符号，善良，乖巧，性格和成绩一样，透着适可而止的优秀，温吞水一般没有杀伤力。“她”既是这一个，也是这一类，陷入一段不般配的初恋耗尽她平凡一生的勇气，终将屈服于随波逐流的命运。在那些贫穷的小情侣相濡以沫的瞬间，剧作没有要求演员创造戏剧情境，是镜头追逐、捕捉到的她，成了戏剧本身。

　　屈楚萧是个长相很有辨识度的小伙子，但是在《如懿传》和《流浪地球》这些现象级的作品中，他的表演未必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我比我的角色更有辨识度”这个弱点在面对“吕钦扬”时反成优势，因为吕钦扬作为戏剧人物是面目模糊的，他身上集合了太多中下层年轻男孩的“痛点”，荷载着泛泛而谈的与金钱和阶层有关的焦虑。技艺和修辞的准确对表演是重要的，但能否激发银幕上下的同理心，同样会造就表演的质感。屈楚萧以一种无意识的暧昧释放了电影表演所能拓展的开放空间，可以想象有多少小城小镇青年在漆黑的影院里黯然神伤，把吕钦扬当作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我要我们在一起》隔着浪漫的滤镜打量黯淡的生活，凌一尧和吕钦扬的十年，既是残破的现实也是温柔的迷梦，这两个角色是收容着观众千百种情绪的客体。湿漉漉的感伤取代了对日常表象的洞见。

　　事实上，如果《我要我们在一起》真的做到以高度概括精炼的“类型人物”深入对当代人的精神现象的探讨，这么高冷严肃的艺术家思路反而会劝退大量观众。大众对电影的要求在哪里？他们渴望看到自己微不足道的生活在文艺作品中被升华，一次又一次，他们试图在“约等于生活”的影像中完成移情——银幕上虚构的“我”，就是影院里意难平的“我”。记者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