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亚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

　　建党百年之际，《觉醒年代》在众多主旋律作品中尤受瞩目，以其所展现的浸染着特定文化色彩的深层世界和厚重的精神力量，感动和吸引着观众。这样一部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将历史看作是整个生命的复活，用影像重现1915年到1921年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揭示了主义的选择和理性的召唤的必然，在真实的历史现场感和精神化的心理驱动基础上讲述了抒情的革命史。

　　《觉醒年代》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讲述了一个有关思想探索与“觉醒”的历史进程

　　从剧名“觉醒年代”便可看出，这部电视剧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讲述了一个有关思想探索与“觉醒”的历史进程。电视剧的开篇从1915年开始讲述，时值日本逼迫北洋政府签署“二十一条”，面临被如此凌辱的国家，中国的知识分子忧心忡忡，共和的失败让他们陷入痛苦和迷茫。第一集李大钊和陈独秀刚见面争论的就是如何找到救中国的出路。究竟中国的未来之路在哪里？如剧中人李大钊所言，选择怎样的道路正是主义的选择，其特点是两个层次的改变：第一个层次是改变人的生存意识与世界观，并进而驱使第二层，即符号和信仰体系的改变。而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将会促使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这也是《觉醒年代》的核心要义所在。

　　编剧龙平平在谈到创作剧本的过程时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像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是不具备搞社会主义条件的。这种情况下，陈独秀、李大钊为什么会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创建中国共产党？他们当初是怎么想的，是怎样找到这条道路的？”于是，《觉醒年代》重点讲述了人的思想的改变和觉醒的艰辛。1915年到1921年之间，尽管寥寥数年，可沧海一粟中风云迭起，相继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事件。

　　有趣的是，与以往对这段历史的着墨有些不同，《觉醒年代》不仅关注五四运动和一大建党，还对《新青年》杂志的创办和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摹。这来自这样一种基本设定：文化的思想的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符号、价值和信仰体系的改革反映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探索趋向。五四运动的起点意义是有思想源头的，这一改变人的生存意识，改变人对世界、生命的根本看法的回溯，体现出《觉醒年代》在历史观上的开阔视野和独特表达。编剧在编排情节时采用了纵横结合的写法，由此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之间形成一条内在的思想逻辑链条，是“觉醒”何为的最好注脚，也回应了“今天中国的一切，皆是从这六年衍生而来的”（编剧语）。共43集的《觉醒年代》花了九成的篇幅来讲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它们相当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史，其间无论是历史事件的还原还是历史人物的塑造都可圈可点，体现出拆解文化模式、改变人的思想、改变人对宇宙和人生现实所持的整个观点也即“觉醒”之艰难。与第一集对中国未来道路的迷茫和痛苦相比，最后几集中，马克思主义的逐渐认定笃定给出了答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在对《觉醒年代》交口称赞的好评中，“真实”是出现最多频率的词语，这也是它之所以破圈的主要原因

　　在对《觉醒年代》交口称赞的好评中，“真实”是出现最多频率的词语，这也是它之所以破圈的主要原因。求真是文艺作品的重要品质，已是老生常谈了，就像导演张永新所说，“任何一部作品都离不开真实二字，创作者要塑造真实的人物、表达真实的情感，要用一种真实的、历史的、辩证的视角看待和展现事物。”然而很多电视剧无法获取观众的好感，恰是不真实而致。

　　有鉴于此，如何以开放性的中西文化交汇、撞击为背景营造真实的历史现场感，便成为《觉醒年代》的重中之重。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下，一个个在教科书里出现的历史人物成为了可感的真实形象，完成了从概念化到形象化的转变，这也是此剧的可贵之处。在塑造历史人物时，往往会陷入因人设事的误区，为了制造戏剧冲突而导致人物性格的模糊和人物行为逻辑的不自洽，矫饰和遮掩是很难避免的，但《觉醒年代》的主创却有意识地规避了这些做法，从日常的维度来丰盈剧中人物和历史具体性。如此，观众看到了开篇里蓬头垢面的陈独秀，是那种“一切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人，尽管他在社会中受人尊重和敬佩，和儿子的关系却一直很紧张，且这一矛盾的解决并没有在简单的几个冲突里完成闭环，而是经历了一桩桩事件后的“水到渠成”。像这样的例子在电视剧中不胜枚举，于是，观众看到了正在家里洗脚被来客撞见后尴尬中带着可爱的蔡元培，嘴上说着不去光顾儿子的早餐铺子行为却很诚实的陈独秀，被陈独秀、李大钊打趣晚上得按时回家睡觉后无奈又呆萌的胡适之，戏弄父亲后嘴角上扬的陈延年……更可贵的是，《觉醒年代》中没有绝对功能性的反面形象，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辜鸿铭支持张勋复辟，与陈独秀等人多次论战，然而面对国会议员张长礼和教育部李司长的收买行为，他与林纾、黄侃、刘师培愤而离席，绝不与此等小人为伍。另如黄侃与陈独秀、胡适之多次就新文化运动争得面红耳赤，可在陈独秀要离开北大时，黄侃还是由衷地不舍并好言挽留，尽显君子和而不同的高尚品质。

　　同时，《觉醒年代》真实的历史现场感还离不开服化道的“精”，细节中随处可见剧组的严谨。拿“巴黎和会”上各国的国旗来说，剧组特意组织专班进行考证，如制片人刘国华所说，“为了求得一个‘真’字，能发动的关系都发动了，能调动的一切资源都调动了。”剧中大到北大红楼的搭建复原，小到深深浅浅的车辙、残破的野长城、陈独秀放生的青蛙……这些都巧妙地融入情节中，自带叙事功能，构成一个自主的世界，作为叙事结构和文化预设进入历史的真实中。

　　《觉醒年代》的动人之处还在于书写了抒情的革命史

　　《觉醒年代》的动人之处还在于书写了抒情的革命史。以往革命史的讲述常常掉入干巴巴说教的桎梏，而《觉醒年代》塑造一个个带着忧患意识，对人的生存状态充满关怀的智识者，却以“情”贯之，使整部作品主题原型与艺术表达在显示出剧中人物灵魂之深的同时呈现出一种含蓄浪漫的美学品格。

　　与兵舰大炮结伴同行的西方文化的入侵，对中国近现代社会构成历史性的挑战。许多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而于世界性的比较参照中发生了强烈的震动。作为既定模式的拓展，影视剧创作不能割裂地去看待抒情与启蒙、革命的关系，它们并不是各司其职，而是彼此相融，在这个层面上，抒情的革命史及其感性精神特点构成社会与主体经验的本真性的确认，更符合历史与艺术的逻辑。

　　《觉醒年代》在讲述“其首在立人”的革命的历史时，“情”之深之重是浸染其间的。最后一集，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之三人对坐，把酒言欢，在政治诉求上无法达成一致的他们在“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中惜别，但友情之美妙确是革命史里的佳话。陈独秀与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爱恨复杂的亲情与他们自身的革命历程相交织，不仅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自强自主自立与彻底解放的民心所向的历史大势，也是“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抒情的革命历史的存照。更不用说剧中一次次激情澎湃、伟大而湛深的演讲，它们熔理性和感性于一炉，符合抒情的修辞策略和冷然神行的革命史的逻辑，听命于历史的召唤和精神化历史的驱动，超越了时空，与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独特而深在的心理定式形成跨时空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