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取材自路遥小说《人生》的现实题材剧《人生之路》，自播出以来就备受关注。路遥原著小说的光环在前，又时隔多年没有相关作品的影视改编，《人生之路》大胆的改编方向，引发了各界不同声音。近日，该剧总制片人魏巍接受采访，回应了有关问题。

　　不是照搬重新看待社会命题

　　魏巍说，《人生之路》之所以在播出时强调“部分取材自《人生》”，根源还在于团队对名著“IP”的认知。“路遥先生小说的写作背景，本身是有时代限定的。小说中的高加林遭遇人生不公后无法走出农村，走出深山，这是与当年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密切相关的。”

　　魏巍认为，中国社会经过了四十几年的改革发展，经历了迅速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当年让高加林无法扭转命运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当年的种种限制如城乡二元对立，个人婚姻、命运与身份之间的落差，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束缚因素了。”主创团队基于这样的认知，一开始就决定了不会照搬原著，而是要结合时代的发展，重新看待原著中提出的社会命题，“我们真正看重的是原著提出的人生选择及个人精神，我们是带着时代回望的视角去创作剧版的，实际上是给《人生》做一个全传的续写。”

　　结构改造丰富人物增加冲突

　　高加林的人生故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轰动一时，他的悲剧命运深深影响了一代人。民办教师的工作被顶替，被回城的黄亚萍抛弃，高加林的人生可以说始终在被命运捉弄。在《人生之路》中，这种悲剧性再次被放大，在成为民办教师之前，高加林被塑造成当地大学生零突破的希望，但在考取上海的大学后，却被同村的好兄弟高双星冒名顶替。

　　“之所以增加高双星这样一个全新的人物，某种程度上是考虑了如今的观众对于民办教师这种特殊身份的陌生。”魏巍解释道，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录取名额被顶替本身是有事实基础的。剧作选择在民办教师资格被取消事件之前增加这一设定，能让今天的观众更深刻地感受到“人生被偷了”的悲怆。

　　与此同时，高双星去上海上大学，也对原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延展。高双星的都市生活与高加林的农村生活双线并行，并为后续高加林走出农村、来到上海进行铺垫。“这是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进行的丰富人物、增加冲突的改编。”魏巍强调，对于小说中的关键情节，剧版都进行了保留。比如，农村人不刷牙，巧珍烫头，高加林送给巧珍红纱巾等等，这种可能会让观众感觉到疏离感的细节，恰恰又让读过小说的观众找到一种熟悉感。

　　人设变更为时代变革写注脚

　　除了主体结构的变更，熟悉《人生》原著的观众还会发现，《人生之路》的主线人物看似相识，但又有些不同。在原著中，高加林并没有剧版这样优秀，巧珍也更朴实内向，没什么存在感的马栓在剧作里也有了伏笔。

　　对该剧的主创来说，只有15万字的原著小说要改编成一部至少30集以上的剧集，必然要做扩容。文学小说中没有交代的人物故事背景，需要在剧版中充实和补齐。据魏巍介绍，主创团队为主线人物都进行了一定的人设调整，更加侧重去展示上世纪八十年代陕北农村青年的群像，同时为人物增加一些当下中国更为看重的品质。“以高加林为例，相比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他变得更为柔韧，除了隐忍的个性，还有很多热情似火的决心和志气。”剧作后期还根据路遥本人的经历续写和丰富了高加林的人生经历，如通过写作获得新的工作机会等，以丰富对人物的塑造。

　　女主角巧珍也有了较大的改动，不管是小说还是之前改编的版本中，巧珍更多是一个朴素内敛的农村姑娘，在与高加林的情感纠葛中也处于被动地位。该剧中巧珍则更趋向于外向主动，李沁演出了一个能干的农村姑娘面对感情和生活的掌控权，少女的韧性与果敢成了这个人物的新底色。这样的巧珍在后续的故事里选择了马栓，就不是一个被动接受命运的人物，而是将人生把握在自己手上的新时代女性。“我们认为中国女性不应该只有传统的隐忍包容的一面，她应该是有生命力的、有活力的，这也符合时代发展中的中国女性的特征。”

　　魏巍说：“最简单的改编方式当然是就在黄土地的叙事中去做时间上的延续，但是我们选择了一条相对比较难走的路。”在他看来，这取决于团队最初想做这个故事的“初心”，“我们不是要做一个纯地域色彩的故事，中国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限制，各种生产要素得以自由地流动，这是中国社会这些年得以发展的内在逻辑。”主创希望，通过这部剧能够反映出这样的变化，而人物的人生轨迹则是为这样的时代变革写下注脚，这也是大家想要做到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