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

　　《何以中国》经过三年多时间，终于跟大家见面了。这其中的确有很多想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感受，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跟所有的影视作品一样，大家最关心的总是镜头背后的故事，所以我们不妨从这部考古纪录片的缘起开始追溯。

　　大胆选择倒叙形式，先抛出答案，再讲解答题思路

　　2020年，当总导演干超跟我聊起有没有可能做一个用考古讲史的纪录片时，我们都把它想简单了。从考古学出发，关于“何以中国”即中华文明起源的发现与探索已经有数十年扎实的学术积累；在我们专业研究者眼里，早期中国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辩，各地区的物质成就丰富又精彩，可拍可讲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我颇为主观地认为，只要导演团队愿意倾听和学习，考古学界的观点与收获就能通过视觉化的方式成体系的传递给普通观众。虽然并不了解纪录片领域，但干超导演得过多项纪录片大奖、又有制作引进海内外优秀纪录片的经验，他的热忱和信心也让我觉得这会是一次愉快又顺利的合作。我们当时曾乐观地设想，要做《何以中国》《何为中国》《何谓中国》这样一个系列，讲清楚早期中国形成的过程，古代中国独有的特点，以及中国内外看待这个话题的不同视角。我们也预想要把《何以中国》作为成果来纪念2021年中国考古学百年。

　　开始的进展非常顺利，在小范围跟几位青年学者沟通和咨询之后，我们成立了素材课题组，很快就拉出了八集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大纲。虽然在具体叙事上同目前呈现出来的作品差别挺大，但整体的节奏和分集内容当时就已经确定。这个“何以中国”的历史进程，前半段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现阶段成果基本吻合，强调早期中国发展的区域多样性和日趋深入的区域互动与融合；后半段则沿用三代秦汉的历史分期，同时更强调考古学材料体现出的时代和文化特点。

　　具体来讲，前半段分摇篮、星斗、古国、择中四集。《摇篮》从东亚现代人起源（距今4万年）开始，经过陶器发明、定居聚落、农业起源到以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为代表的距今6000年的村落社会出现，讲述山海之间不同环境下早期先民适应并发展的不同样貌，是为中华文明之摇篮。《星斗》从距今6000年到5000年，中国的地理文化格局在此阶段已初步形成，或可称之为文化之中国；同时各区域社会不平等开始加剧，社会分层分化日益显著；而这时候最强物质成就一是彩陶一是玉器，均能体现出长距离的文化交流，宛如满天星斗交相辉映。《古国》时代从距今5000年到4000年，通过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体现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各区域古国文明是“上下五千年”的考古学实证，而这种地域上的多元性，最终在后世的民族、文化、经济等方面均有所体现与继承。《择中》同古国时代略有时间上的重合，从距今4500年到3600年，通过陶寺、石峁和二里头讲述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带文明的兴起与壮阔，理解二里头遗址的兴起和“最早中国”的诞生，从多元发展到多元互动，最终一体化成为中国历史的主轴。

　　后半段分殷商、家国、天下、秦汉四集。《殷商》讲商王朝的兴衰，商是怎样的社会，及其对周边青铜文明的影响。《家国》讲西周王朝从王畿到封国的不同社会，由此开启了伦理与政治共生的宗法礼制。《天下》讲春秋战国不同区域的民族、资源与社会，也讲秦统一的进程，东周列国文化既有各自特色又互有联系，是建立在共同的周文化基础之上，因此是“统一中的分裂”。《秦汉》的最重要特征，是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诞生，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全新时代，而考古学资料则把这一进程中维护统一的措施和对庞大地域进行有效治理的制度清晰具体地体现出来。

　　至此，我们发现从“摇篮”开始的叙事，并不能够直接回应或提出“何以中国”这一命题。早期的社会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约而同往前迈的那几步，尽管东亚地区早期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背景和路径依赖，但从定居到农业，从村落到国家，这个宏观的发展节奏并不为中国所独有。因此，初创团队大胆地选择了倒叙的形式，计划从秦汉开始逐集往前追溯。意图是先给出什么是中国，再逐步揭露各类特质分别是从何时开始形成。但完全倒叙的形式违背历史叙事的一般逻辑，非常难以实现，我们最终选择了以“秦汉”为序章，然后从“摇篮”开始讲述到“天下”的正向发展历程，等于是先抛出答案，然后讲解答题思路。当然，这已是后话。

　　2021年春天，这个倒叙式大纲很顺利地得到了考古学泰斗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的认可，他还亲自做了改动，比如在第二集《摇篮》出现的湖南高庙文化白陶，第六集《殷商》出现湖北铜绿山矿冶遗址等等，都来自于先生的修订。严先生一直强调中国文明的突出特征，就是多元一体，持续发展，因此看完大纲他就欣然接受邀请，成为我们这个纪录片的学术总顾问。接着，我们又很顺利地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支持，成为学术指导单位，项目也正式启动了。

　　为纪录片设定了一个属于考古学科的学术目标

　　然而接下来的三年，却是始料未及的漫长和困难。干超也坦承，当时绝没有想到这会是从业以来难度最大的一次创作。究其原因，从我的角度理解，是因为我们为一部纪录片设定了一个属于考古学科的学术目标——复原古代社会。要实现这个目标，考古学自己还在努力中呢。因此《何以中国》的完成，可以算是被纪录片推着走的考古同导演团队共同进行的一次学术实践。

　　纪录片和考古学科有很多异曲同工的旨趣和形态，比如两者都以“真实”为本质，以特定形式的“记录”或者“纪录”为途径。因此，考古纪录片不应该只是搬到屏幕上的“精品文物展”“大遗址导览”和“专家讲座集锦”，它可以成为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一种表达，就同各种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一样，《何以中国》所“纪录”的古代社会，应该也是能打动人心，能发人思考的。

　　从如何表达的层面，我可以分享一些纪录片制作的具体过程和体会。

　　首先是怎样讲好故事。从素材本到最终得到观众认可的这个解说文本，曾经为《何以中国》撰稿的有青年学人，资深记者，考古名家，前后不下数十人。这其中主创团队梳理文字资料300多万字，前后脚本撰写多达40万字，而最终呈现给大家的是每集不到1万字的结果。简单讲，等于我们每一集都写了五次，有五个版本。其实在项目开始阶段，我并不能理解导演对文本的坚持，反而不停地劝说整个团队：“放心吧，先去拍素材，文物自己会说话。”文物自己真的会说话吗？考古学可以直接“透物见人”吗？最终是纪录片的呈现说服了我，去重新认识考古学中物与人的联系。比如在第三集《星斗》中，我们选用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李新伟老师关于西坡少年和凌家滩少年的意象作为主要叙事，通过西坡少年的视角看到在大汶口文化中各地区文化汇聚交流的场景，也看到如拔牙习俗这样凸显区域传统的特征；又通过凌家滩少年追随“红山女神”的脚步，看到对长江下游文化而言颇为陌生的红山文化宗教仪式，以及颇为相通的尚玉传统。这样的故事使我们考古学语境中因为器物相似性或者叫“文化因素分析法”而得到的结论变得具体又鲜活。尽管从严密的学术论证中，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一位跋山涉水的少年，他跟文献记载的历史人物有所不同。但正是少年的故事，让观众看到文化交流背后的人群。

　　除了为《何以中国》创作了大量叙事的李新伟老师之外，我们也专门请各地考古名家特别是重要遗址的领队们站在“各方诸侯”的视角为各自的古国和王朝创作这样的好故事。比如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老师写了大汶口到龙山时代的变化；湖南大学教授、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老师写了从鸡叫城到石家河的长江中游古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宁远老师是良渚水利系统的发现者，当仁不让为我们写了良渚的故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许宏老师写了二里头还有相关文化的故事等等。最终，我们有幸邀请了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的周繁文老师，将大家的故事用她的口吻她的文字娓娓道来，才有了今天呈现给观众的作品。

　　在讲好故事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折磨我们主创团队的问题是如何取舍。因为从最初的素材本出发，《何以中国》的纪实摄制团队历经700多个日夜，跋涉超过4万公里，已经到访拍摄了全国的考古遗址、考古工作站、博物馆等230余处；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各地考古文博同行的鼎力支持和全力配合。然而最终每集50分钟的体量，讲好故事的逻辑，使我们不得不舍弃大量非常珍贵的一手素材。比如位于浙江余姚的施岙水田遗址，这是从河姆渡早期、晚期一直延续使用到良渚文化阶段，历时2000年的稻作农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绝佳例证，这个遗址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在拍摄时，正好发掘揭露了水田西侧不同时代的排水引水设施，河姆渡晚期卵石堆砌的水道，良渚时期凿木为管的水渠，从视觉上也都很有冲击力。但是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分别出现在《摇篮》和《古国》两集，我们在叙事上也通常是把一个遗址当作历史时空中的一个片段来描绘。施岙水田遗址本身跨越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在这个纪录片中不是优势，反而会让观众产生困扰，无处安身。因此我们最终还是割爱删掉了施岙的全部“戏份”，希望将来可以在别的作品当中去完整地呈现它。

　　同纪实团队不同，拍摄团队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复原。尽管“寻真”是考古学与纪录片共同的目标，但是真实性和真实感之间还是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成果本身是真实性的基础，还需要通过拍摄团队对历史场景真实感的营造，才能使观众产生代入感，进入考古与纪录片共同复原的这个古代社会当中。因此拍摄中服化道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考古学可以写小论文的题目。中国流行厚葬的习俗使得大量随葬品成为坚实的复原依据，每一集里面不同地区的古人，都有不同的发饰、耳饰、颈饰、胸饰，均依据具体考古出土品复原制作。先秦至秦汉时期的服饰，相关图像资料和文献记载较多，我们就请考古专家比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汤超老师来做服装指导；而史前时期的服装，可依据的资料太少，就请服装设计老师根据各文化的主要纹饰来做艺术创作，细心的观众可以去比较陶寺、石家河、良渚等等古国首领的服装，寻找属于不同文化的核心元素。

　　道具的复原，并不缺少考古依据，却因为经费有限需要在质感和预算之间找寻平衡。比如拍摄良渚古国所用到的玉琮玉钺等重器，用树脂灌注达不到拍摄时候所需呈现的真实感，最终还是邀请如今的余杭当地制玉匠人花费数月时间，用现代玉石一比一制作雕刻了高仿工艺品；比如各类商周宫室仪式中常用到的青铜器，需要按照原先未锈蚀时“吉金”的效果去复原制作黄灿灿的原大复制品。还有一些需要拍摄当中“一条过”的难题，比如周成王营建成周之后祭天的场景中，天子百官的站位，剧组准备的全套牺牲摆放的头向和位置，这都只能在燎祭中再现一次，火烧完就没法重拍。因此在拍摄之前，我们求助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动物考古专家李志鹏老师，他查阅大量文献后仍然发现古人今人关于祭天的说法争议颇大，只能给出合理的推测请团队酌情选用。其实这也是考古学的常态，关于过去，我们并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无限接近真实的努力。

　　如果说何以中国是我们的中国从摇篮走向壮大的一部成长史，那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完成本身也见证了创作团队的成长。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摇篮》这集中有很多孩童的形象，到了《星斗》这集便是少年中国的游历，而古国王国之后，同中华文明的演进一样逐步成长为青年、壮年，历百代而生生不息。

　　《何以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我们祖先和历史的故事，也是我们正在继承创造并将留给后人的故事。借用已故考古学家段清波老师的话结尾：“考古学让遥远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血肉相连。”

　　（作者为《何以中国》学术总制片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