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地摊经济成为各城市热门话题还没过去太长时间，尽管多个城市已经由于交通堵塞、环境清洁、商品质量等等问题被叫停，但稍微汇总一下会发现，这种经济模式似乎摇身一变，以一种时髦的“地摊服饰”再次呈现在大众视野中来。

　　首先是一位素人朋友在闹市街头的服装摊位上手机支付25元的镜头，一下子就先在小范围内吸引来诸多眼球。尽管从配乐到镜头都略带搞怪视频调调，并且在此前这也不止一次成为过视频自媒体的拍摄选题，只是在地摊经济一度成为过全民热门话题后，这组镜头竟然在此后开始发酵，权志龙及团队在一处经常光顾的店铺低价海淘服装的视频也被释出，其中大多数价格为两千到五千韩币不等，穿上这些地摊服饰，权志龙甚至还在附近巷子里上演了一版时装MV。

　　紧接着似乎是作为一种论证，曾经同“地摊服饰”一起出现的张曼玉、玛丽莲梦露，也作为旧素材出现在各个话题池中。在2019年由港媒在香港街档所拍摄照片中，着装低调严实的张曼玉一下车就直奔鞋店挑选了多双鞋子，这些鞋子价格从19港元（约16元人民币）到几十元不等，据港媒从另一家服饰店透露，张曼玉的居家服饰经常一买就是一打。

　　或者回溯一下近乎史书级的时代偶像玛丽莲梦露，因为在一次派对中穿了一条低胸红裙而被一家报纸炮轰“廉价且俗不可耐”，并被参与报道的这位女性作者讽刺道“如果真觉得性感，敢不敢脱掉裙子穿上麻袋试试？”一拥而上的公众热议也便促成了作为危机公关处理手段的麻袋装连衣裙，可算真真实实演绎了一版从地摊到大牌的完整使用说明。

　　自媒体人拥有高挑身材和娴熟拍摄技巧；以权志龙为首的流量艺人从评论就能看出——“这是时尚完成度靠脸的天花板”；至于张曼玉、玛丽莲梦露更不用说其身材气质和相貌拥有了怎样的优势……那么问题来了，地摊服饰只能在镜头里才能成为众人口中的谈资？泱泱互联网用门口中的地摊货，只能被盖棺定论以“假冒伪劣、“粗制滥造”？

　　换一种说法看，地摊货难道不能被看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又或是一种流行的表达方式？是否只能心甘情愿做“地摊货”，这也是热门话题急需的冷思考。尤其是当它们被“时尚感”、“高级感”、“高定感”、“大牌”等等用双井号框定在一起后。

　　所谓的“高定感”、“大牌”，无非是在指向奢侈品那些昂贵标价下的定价逻辑。在一篇来自 Jean-Noel Kapferer（2014）的论文中，就综合各位学者著作讨论过这个问题。论文标题为《Does luxury have a minimum price？ An exploratory study into consumers‘ psychology of luxury prices。》，其中讲到“奢侈品的价格标准是定义奢侈品的标准之一”。作者也在论文中得出了进一步结论 —— 奢侈品与单纯的优质商品不同，优质商品的高价格来自于高产品质量与性能，而奢侈品的价格更多来自于无形价值，如历史意义、文化价值、地位象征。

　　著名的营销大师Seth Godin 也曾称奢侈品的价格是非必需的昂贵。同时，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也曾提出凡勃仑效应——奢侈品消费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物质满足与享受，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得一种社会心理上的满足。由于某些商品对别人具有炫耀性的效果，如购买高级轿车显示地位的高贵，收集名画显示雅致的爱好等等，这类商品的价格定得越高，需求者反而越愿意购买，因为只有商品的高价，才能显示出购买者的富有和地位。这种消费随着社会发展有增长的趋势。（以上论文编译摘要来源知乎作者包无瑕）

　　也还有这样更熟悉的声音，那便是已经离开我们快有两年时间的Karl Lagerfeld，也曾留下过这样一句话 —— 所有超价值商品的成功，都是对生命质量重新思考后的结果。这些超价值商品中非必需的昂贵，它们存在的意义除了严格把控产品高质量外，即使售价昂贵，也还会辅以Drop式发售、甚至约定俗成的配货手段等饥饿营销来保证奢侈品只贵小部分人所拥有的，这一小部分人，也便可等同于那些“对生命质量重新思考”的群体。

　　只是近几年来，风格独立叛逆的街头潮牌、以及个性突出的潮流设计师们，早就打破了时尚行业的传统价值观，以往那些非必须昂贵所等同的无形价值，全部被换汤又换药。某个角度看，似乎街头潮流品牌也可以看作昂贵服饰与“地摊货”之间的缓冲带、或是桥梁。

　　原本奢侈品中最珍贵的历史意义，在年轻的街头潮牌消费市场变得无足轻重，他们更关心当下社会正在发生的新鲜事情和尖锐声音；对文化价值的信奉也转向了街头潮牌，以滑板、嘻哈等为核心的文化起源；至于地位象征，深耕黑人文化、或常取材自少数群体的独立个性，才是让这群街头潮牌消费者聚集在一起的力量，某种意义上他们正是在反地位象征、而渴望个性化、以及包容和平等。

　　图片来源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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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置身一直上行的消费市场，低售价依然鲜少出现。更何况，品牌风格年轻街头化的方式往往是这样——一方面，奢侈品牌邀请潮牌设计师入主，奢侈品变了，但奢侈品牌还是奢侈品牌；另一方面，粉丝经济在社交媒体中被发挥的淋漓尽致，有了流量偶像、电商主播，不用担心不好卖的情况下，不论是奢侈品还是街头潮牌，谁也不愿意降低售价、少分哪怕一杯羹。

　　根据新浪时尚联合得物APP共同发布的《2020当代年轻人消费数据报告——潮流消费篇》就能看出，陈伟霆、李晨、李灿森、薛之谦为代表的CANOTWAIT_、NPC、Subcrew、Dangerous People等明星主理品牌，既因其鲜明个性也有明星光环的加持，就在潮流圈中引起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认同。甚至根据更早在2018年的OFashion迷橙与Nielsen携手发布全球首个潮牌大数据研究趋势及用户分析报告也可以看出，杨幂、吴亦凡、鹿晗、权志龙是数据分析下最后潮流品牌认可的“带货王”，不论是以上几位流量偶像的粉丝数量还是形象大使代言人等身份加持，都能看出背后所能带动的潮牌消费市场。

　　但不论如何，街头潮牌弱化阶级的手段，更容易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下沉式本土化特征，与闹市地摊那些芸芸众生异曲同工。

　　时尚行业的价值观，或者可以被称作鄙视链的阶级性，在这时也已开始呈现出更年轻、更包容、愈发关注个体及少数派群体趋势。这些特性也在潜移默化对不同市场价格带的服饰及生产业产生影响，其中一个关键性结果便是，消费群体里的攀比心在愈发降低，尽管短时间还并不能消失。

　　地摊经济的出现、或者是“地摊货”的被讨论，虽然可以被看作为继奢侈品、街头潮牌之后，一种服装产业平等包容观念的进一步发展，但却也无法脱离开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这种经济模式的催化。前半年数个多月来的社交隔离，给全国产业带来的减速显而易见。

　　也因此在社交隔离一步步被解除后，为快速恢复处于低迷状态的国民经济、增加就业机会，2020年5月27日，中央文明办明确，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在不同媒体报道中常常能听到各种相关描述和发言，比如“城市烟火气回来了”、“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截至5月28日，成都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复苏了城市烟火气，也让经济逐渐恢复景气。

　　除此之外，社交隔离也必然给不同消费承受力的消费群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思考。就如同时装设计师GRACE CHEN在今年年初上海时装周期间，接受新浪时尚电话采访时所说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灵感肯定是来自疫情之下，大家应该怎样继续生活。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在困难与黑暗下，我们应该怎么去持续我们的生活？时尚或者美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你必须靠自己用快乐去战胜这些困难。”说起这种快乐，不也就正应了Karl Lagerfeld对超价值商品的解释——对生命质量重新思考后的结果。这时候对于下沉市场低收入、低消费人群，出现在身边的地摊服饰让他们也可以购买自己喜欢的服饰，构成了他们对装扮的渴望和尝试，这些渴望和尝试，怎么就不能算作是对生命重新思考后的结果呢？

　　当然，就如同多个城市被叫停地摊的缘由一样，有关商品质量安全、环境交通等等担心也绝非多余。只是当这一切不利因素解决后，“地摊货”这一满足基本刚需的低售价特点，至少需要有与昂贵的超价值商品、及优质商品同时存在的机会，不同收入消费能力群体也应该拥有各自的选择权。

　　正如人民日报在今年6月份的一篇报道中所说“其实，地摊与城市并非水火不容，一方面是因为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所带来的烟火气唤起了国人对城市生活的最初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