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人使用芳香材料，最早是出于祭祀神明和清洁环境的需求，后来逐渐衍生出辟除邪祟、治疗疾病、社会交往、审美愉悦以及文房点缀等方面的功能。

　　我国最早使用的香料出自中国本土，后来经由海上贸易与陆上丝绸之路引进了海外香料，同时在熏燃方式上也由单一品种改为多品种混合。至于熏香器具——熏炉，也在材质与形制两个方面经历了由单一到丰富、由简单到复杂、由单纯实用性到实用性与装饰性并重的过程。

　　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海宇攸同——广东秦汉考古成果展”，陈列了11件熏炉和一盒（约三十粒）乳香。这都是考古人员从广州地区两汉时期墓葬中发掘出土的实物。其中2件铜熏炉、1件陶熏炉和那一盒乳香，均出自广州南越王墓。

　　虽然参展熏炉只有3件，但南越王墓实际出土熏炉多达13件。南越王赵眜生活在西汉中前期，这一时期正是我国香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南越王墓出土的熏炉和乳香，在熏香习俗、熏炉形制、香料贸易等多个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南越国是秦末至西汉中期存在于我国岭南地区的一个割据政权，以番禺（今广州）为都城，全盛时疆域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福建（一小部分地区）、海南、香港、澳门和越南（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南越国立国于公元前204年，比汉朝还早两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发兵攻灭了南越国，将其版图纳入汉朝疆域范围。虽然享国不足百年，但是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古南越国在我国香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篇章。首先体现在它曾经长期引领熏香时代风尚。

　　我国古代熏香经历了从贵族专享到民间普及的过程。西汉前、中期，熏香在中原汉朝统治区域内还仅仅局限于高级贵族偶一用之，而地处岭南、相对独立的南越国却已进入高级贵族追求极致，普通阶层也习以为常的阶段。

　　从战国后期到秦末汉初，频繁的战乱对社会经济民生造成巨大破坏，使得中原香文化的发展停滞不前。同一时期，南越国香文化却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气象。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在整个两汉时期，南方地区墓葬中出土的熏炉总数量明显多于北方。据《洛阳烧沟汉墓》《广州汉墓》和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广州发掘的400余座汉墓中，共出土熏炉112件，而在洛阳烧沟发掘的220余座汉墓中，仅出土熏炉3件。另据夏素颖《河北出土汉代熏炉研究》，截至2019年，整个河北地区有明确出土信息的完整汉代熏炉只有33件。

　　进一步从熏炉材质作具体比较更能说明问题。据杨金东在《汉代铜熏炉研究》中所做的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已公布的资料中，汉代铜质熏炉数量为177件（多数出自墓葬，少数出自窖藏），主要分布在陕西、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和河北等地，其他地方则属于零星出土。而明确为西汉初年墓葬出土的24件中，只有5件出自黄河流域，另外19件均出自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其中16件都出自广东、广西等当时南越国辖区范围内。

　　此外，从熏炉式样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南越国领先于中原。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的错金铜博山炉，极其精美奢华，令人印象深刻。其实博山炉这种形制也是首先出现在南方。孙机先生指出，“从广州出土物所反映的情况看，西汉中期已出现博山炉。初出时，其炉身尚接近豆形，但炉盖耸起，镂空作山云图案……至于炉盖呈圆锥形、盖面铸出山峦的博山炉，亦于广州西汉中期墓中出现。而且这种炉型在广州长期沿用不衰，若干陶熏炉制成此形。”

　　南越国能够引领熏香时代风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地理与气候环境。熏香的最初功能是祛湿防虫，而我国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楚文化区域），一年内大部分时间气候温暖潮湿，蚊虫易于滋生，所以考古发现中可定为熏炉的最早器物出现在楚地。岭南地区在蚊虫之外尚另有一种“瘴气”，对人的身体健康构成致命威胁，而当地人相信熏香可以辟除邪祟。这些都使得南越国在熏香方面比北方内地有更迫切的需求。

　　在这次展览中有一件四联体熏炉，造型精美，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这件熏炉为铜质，呈豆形，炉体由四个互不连通的小盒组成，可以同时熏燃四种不同的香料（出土时炉腹内尚有炭粒状香料留存）。这种样式的熏炉在中原从来没有出现过，却在南越王墓一下子就出了5件。同时出土的单体铜熏炉，其造型与纹饰风格也与同时期的中原铜熏炉大异其趣。

　　从目前已经出土的实物来看，南越国熏炉有三个特点，一是总体上熏炉数量比同时期的中原地区熏炉数量多得多；二是铜质熏炉与陶制熏炉各有各的风格，没有相同的形制；三是不论铜制还是陶制，熏炉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同时期的北方基本上找不到同款。

　　前文说过，南越国之所以能长期引领熏香时代风尚，与其地理气候环境息息相关。其实，南越国在地理位置上的独特之处除了炎热潮湿之外，还在于它以南岭为屏障，长期自成一体，与中原政权之间时战时和、物质文化交流不够充分，故而保持了较多的地域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南越国濒临大海，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诸多优良港口，历史上一直通过海上贸易与异域外邦保持着密切联系，使得其文化中融合了大量的异域色彩。

　　据南越王墓考古发掘报告《西汉南越王墓》，以及1983年担任南越王墓考古发掘队队长的麦英豪在《广州南越王墓》一书中的介绍，当年发掘南越王赵眜（mò）墓时，在西耳室出土原支大象牙5支，成堆叠放，经鉴定，确认为非洲象牙。还出土了一个银盒、77枚焊珠金花泡。银盒与金花泡从造型、纹饰到工艺都明显属西方（古埃及、两河流域）风格。这些都为南越国与海外的密切贸易往来提供了证据。

　　最重要的是，在西耳室发掘出一个小漆盒，内有树脂状药物，重26克。虽因其入土2000多年，所含成分已经分解，但对比乳香与现代松香之后，排除了松香的可能；因其外形与1974年在泉州湾发掘出来的大型宋代沉船内发现的乳香类似，故不排除它确实是乳香。乳香又名薰陆香，是橄榄科植物的胶树脂，主产于红海沿岸。中国不产乳香，而且长期大量进口此物，南越王墓出土的乳香，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使用乳香的最早实物证据。另外，1979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出土的铜熏炉内，盛有两块白色椭圆形粉末块状物，据推测可能属龙脑或沉香类的树脂香料残留物。该地也在当年的南越国范围内。

　　从文献资料来看，乳香最早以“沉光香”之名载于《汉武帝别国洞冥记》，该书作者是东汉郭宪。乳香出现在正史中则更晚一些，是在《三国志》裴注所引《魏略·西戎列传》中。龙脑之名最早是出现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番禺（今广州）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果布”为马来语对音，即龙脑，它是从龙脑树的木材中蒸馏出来的白色晶体，又名冰片。南越国出土的乳香及龙脑实物均早于这些文献记载。

　　树脂类香料的使用是我国香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其意义非同小可。在此之前，我国古人在熏香时焚烧的是草本类本土香料。马王堆汉墓M1、M2分别出土了两个豆式陶熏炉，熏炉内发现存留有高良姜、辛夷、茅根等。这些本土香草的特点是易于燃烧，但难以持久，而且香气不够浓郁。树脂类香料刚好能弥补本土香草的这些不足，所以树脂类香料的引进使得熏香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自从引进树脂类香料后，本土香草类香料就逐渐退出了熏炉熏燃材料的行列。

　　另外，由于茅香等是草本植物，干燥后本身就是可燃物；而乳香、龙脑、沉香、苏合等树脂类香料，须置于其他燃料上熏烧。因而，随着海外树脂类香料的引进，熏炉形制和熏燃方式也相应发生了改变。早期的豆形熏炉炉身较浅，炉盖较平。为了使各种香草充分熏燃，往往在炉身下部或底部镂有进气孔，而在炉盖上镂有出烟孔，空气自进气孔进入炉内，香料的烟则从出烟孔散出弥漫室中。孙机认为，满城1号汉墓出土的鼎形铜熏炉，盖上镂圆形出烟孔，底部则镂出四边对称的长方形进气孔12个（还有一个小圆孔），可推知其中熏烧的也应是某种香草。孙机进一步提出，“一般说，熏烧树脂类香料之熏炉的炉身要作得深些，以便在下部盛炭火，树脂类香料放在炭火顶上，使之徐徐发烟。”而在南越王墓出土的熏炉内，发现未烧完的炭粒，可以证明炉内熏燃的正是来自海外的树脂类香料。

　　当时的人们在熏燃树脂类香料时，为了防止炭火太旺、炭味太浓，还将炉身下部的进气孔缩成很窄的缝隙，甚至往往做成封闭的；同时将炉盖增高，在盖上镂出稀疏的小孔，透过小孔的气流携带熏炉上层的香烟飘散；而炉腹下部的炭火层由于通风不畅，所以只保持着缓慢的阴燃状态。满城汉墓出土的著名错金铜博山炉，在结构上正是这样的设计理念——它炉腹较深，腹上部有山峰探出，与炉盖上的群山相连接。出烟孔利用山峦重叠之势，多开在隐蔽处，平视不见空隙，熏燃时始见香烟袅袅升起。据此可以推断，这种熏炉就是为了适合树脂类香料发烟需要而研制的。

　　汉中山靖王刘胜卒于公元前113年。在此之前，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应南越王赵眜的请求，出兵帮助南越讨伐闽越，南越国与汉朝之间的贸易变得频繁；公元前126年，张骞完成了第一次出使西域的任务，加上汉朝持续对匈奴作战，终于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这都使得身处北方内地、崇尚奢侈生活方式的刘胜，有机会在生前用上来自异域的树脂类香料。

　　张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