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尚未结束、全球经济事实上已步入没有基线场景的衰退区域时，世人对经济复苏的期待如同患者对疫苗的热切盼望一样，格外令人纠结。全球经济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急务是，既要防止主要经济体出现自由下落式大衰退，又要在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基础上，迈向复苏与有效增长的轨道。

　　对疲于应对的各国货币与财政当局而言，疫情就像一记闷棍，瞬间打乱了2020年的政策框架。在救人、救市、救企业、保民生成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流动性释放与财政补贴作为主要应对工具正在持续发挥作用。对“既缺钱又不缺钱”的各国政府尤其是主要经济体的财经部门来说，自今年3月份以来，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就拿出了超过8万亿美元的综合应对安排，确实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仅见的超常规举措。向来作为最后贷款人的美联储，在疫情蔓延之后，不仅将自己的角色迅速转换为第一贷款人，直接从一级和二级市场买入商业票据、抵押贷款和企业债券，并且还把有着107年历史的政策工具箱里的存量与增量工具几乎用了个遍，其资产负债表也膨胀至目前的6.6万亿美元。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年内都将维持零利率，但笔者认为，即便是负利率也在美联储的政策考虑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因受疫情冲击的美欧大企业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借钱或直接向政府求助。全球经济的萧条场景，直观投射在美欧各大城市的空旷街道上。

　　英国《金融时报》已经在描绘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后遗症，包括产出急剧下滑、企业大范围倒闭、失业率上升和财政赤字累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将在短时间内纷纷变穷，债务负担更加沉重，边境控制将变得更加普遍。应当说，上述场景描绘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各国必须严肃对待并拿出有效对策的迫切命题。

　　在经济生产出现大面积萎缩、发展预期尚处于重大不确定的当下，讨论经济复苏似乎有点不切实际。但是疫情作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在人类漫长的生存与发展周期里，却是一次持续时间较短的外部冲击。各国与全球经济发展，不大可能因为疫情带来的大规模冲击而长期停滞。而备受关注的全球化及其趋势，虽然难免受到一定影响但不会踟蹰不前。

　　汇聚了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二十国集团(G20)，日前承诺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卫生与医疗领域的支持，并同意世界最贫困国家自今年5月1日起至年底可暂停偿还债务。这是G20作为全球主要经济力量在关键时期应有的国际责任感。而G20之所以没有直接承诺债务减免，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本身也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与增长缺口。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将面临刺激过度带来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美联储本次拧开货币水龙头并非高难度动作，但是如何收回严重超发的流动性即所谓的“缩表”，则说易行难，对严重依赖美元体系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言，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世人应当记得，曾被格林斯潘誉为“过去二十年里美国经济活力之父”的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面临大衰退时，决定放弃对美元货币供应量的管制，改用利率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手段。从此，美国越来越依赖债务驱动经济增长。顶着“经济沙皇”光环的格林斯潘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对全球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负有重大责任的美国，自2008年以来，其边际贡献呈现整体递减趋势。在过去十年的全球实际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无法有效对冲资产泡沫和风险积累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在2009年至2014年的复苏，以及2015年至2019年的增长，更多是依靠债务杠杆的力量。基于技术与人力资本积累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则在过去十年里并未取得显著进步。这使得经济复苏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内含了不稳定因子。

　　鉴往知来的教训一再明示：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在长期的高杠杆区间运行还能一直免予债务危机。而且经济环境越不稳定、金融体系的复杂度越高，就越容易爆发金融危机。对使命在肩的宏观经济学而言，从来只有求解不尽的命题，而无最终的完美答案。各国迄今为止祭出的诸多刺激政策，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应急止血的作用，但要避免重蹈上一轮危机应对的覆辙，亟需宏观经济政策更多投向实体经济与产业发展，关注民生福祉尤其是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补位与升级完善。基于此，G20成员国应率先将金融发展服务于实体经济作为各国的一致行动安排，商讨制定并执行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操作性政策框架，以防止信贷扩张被继续用于大量购买存量资产或主要投向大型企业。同时，各国在保持政策适度弹性的同时，应加大对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投入，切实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重启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