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起源于中国，世界各国栽培的大豆均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播出去的。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还是大豆净出口国。如今，中国大豆已从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成为最大的进口国，由美国、阿根廷、巴西在世界大豆出口市场的竞争对手，成为它们最大的客户。目前，中国大豆年进口量在1亿吨左右，大豆压榨产能在1.5亿吨左右。

　　随着中国在全球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内外大豆产业发生了巨变，大豆及其下游产业链上的产业企业结构、大豆国际贸易、企业经营模式及风险管理理念、对衍生品工具的认知、对期货市场信息与工具的利用等不断更新。与此同时，大连商品交易所精心打造的油脂油料期货市场与我国油脂压榨产业同呼吸、共发展。如今，大连期货市场包括大豆、豆粕、豆油、棕榈油等期货品种板块在内的油脂油料市场年成交量达数亿手，为完善我国油脂油料行业现代市场体系以及推动农业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衍生品市场建设发展和服务产业与实体经济的典范品种板块之一。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背靠东北大粮仓，从服务和保障粮食生产出发，大商所成立初期便上市了大豆等优势农产品期货。2001年，大商所大豆期货成交量占国内市场的76%、成交额占63%，“一豆独大”是当时中国期货市场萧瑟中的一抹亮色——这是行业的苦涩，但在当时艰难处境下也给期货人送来了一丝慰藉。2002年以后，为配合国家转基因管理条例实施，大商所将黄大豆合约调整为以压榨和食品用非转基因大豆为交割标的的黄大豆1号合约，随后于2004年上市了以压榨用转基因大豆为交割标的的黄大豆2号合约；2019年，大商所修改黄大豆1号合约，进一步将黄大豆1号交割标的物定位为食品用豆，使大豆期货市场更为精准地服务国内大豆产业各类主体。

　　2000年，从饲料、养殖产业需求出发，同时为完善大豆产业避险体系，大商所上市了豆粕期货，这成为我国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后上市的首个期货品种；为进一步构建产业链完整的避险体系，大商所于2006年上市了豆油期货。由此，大商所形成了大豆压榨这一国内首个覆盖产业链上下游的完整的期货品种体系，为产业企业全流程管理风险提供了有效的工具。2007年，基于豆油与棕榈油品种的可替代性和高度相关性，大商所上市棕榈油期货——这是国内唯一的交割标的为全进口商品的期货品种，进一步补充和丰富完善了大商所油脂油料品种板块。2017年豆粕期权上市，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更为精准、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并填补了国内商品期权的空白，使豆粕期权成为我国商品衍生品市场工具体系发展完善的里程碑，拉开了我国商品期权工具上市发展的序幕。

　　作为大商所主打的农产品品种板块，油脂油料品种板块也成为大商所持续优化规则制度、创新产业服务模式、切实服务实体经济的先行者和开路先锋。

　　2000年豆粕期货上市初期，市场流动性较差，当年双边日均交易量不足7000手。在分析了产业发展形势后，基于当时豆粕加工中心南移趋势，2001年大商所将交割库南移，并引入了期转现交割；2003年豆粕期货合约引入滚动交割；2004年大商所推出了在国内期货市场制度创新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厂库交割制度，使生产线和加工车间成为“仓库”，通过厂库开具信用仓单，保证交割的货物为最新加工品，解决了豆粕现货市场区域性强、产品不易保管、现货贸易对新鲜度要求高的问题；2013年又在国内率先推出仓单串换试点，以解决买方接货地点不确定难题。这一系列举措使豆粕期货焕发活力，豆粕期货由此成为国际期货市场上的一个“明星”。特别是厂库交割制度，既为国内期货市场品种交割提供了借鉴，也为国内期货品种创新拓展提供了支持。目前国内60个商品期货品种中已有36个期货品种使用了厂库交割制度。

　　2017年5月大商所基于“进口大豆不能流通、只能用于压榨豆粕和豆油”的现实，在黄大豆2号品种上创新推出“豆粕、豆油替代大豆进行交割”的替代品制度，即货主支付一定的置换费后，厂库可按照货主要求，按照78.5%的豆粕得率、18.5%的豆油得率，提供符合交易所规定的期货交割质量标准的豆粕和豆油，很好适应了进口大豆现货市场的新格局，黄大豆2号合约这一沉睡11年的“睡美人”被唤醒，市场功能也开始得到发挥。

　　作为一家以农产品期货起家的交易所，服务“三农”的使命一直融入在大商所的血脉中。2003年，大商所推动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将大豆期货价格信息传递给种豆农民，引导农户看期货价格卖豆，当年使豆农“多增收10多亿元”；2004年，又推动黑龙江部分农户与企业合作试点“先卖后种”，避免了当年大豆收获后的价格下跌风险；2005年大商所推出“千村万户”市场服务工程，把期货价格送到乡村田野，把农民请到期货课堂，推动“公司+农户、期货+订单”经营模式试点，推动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种地卖粮开了天眼”“一亩地卖了两亩钱”等农民看期货卖粮的故事成了大商所服务“三农”最生动的注脚。

　　谈及期货市场所发挥的作用，在油脂压榨领域，提起两次“大豆地震”产业人士可谓刻骨铭心。第一次是在2004年4月，CBOT大豆短期内曾暴跌27.9%，国内大豆压榨企业当时尚缺乏风险管理意识，极少有企业在期货市场上套期保值，有机构统计当年国内油厂因此亏损约80亿元，外资企业趁机加大并购，使民族大豆压榨企业几乎全军覆没；第二次是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CBOT大豆期货价格在7—10月跌幅达50%，下跌幅度尽管高于第一次“地震”，但市场机构统计当年国内大豆压榨行业的整体损失不超过14亿元。其原因就是，第一次“大豆地震”促使了产业企业的警醒，2008年国内企业已经学会并在日常经营中大量使用期货工具，正是在期货市场的保护下，行业平稳度过了第二次危机。

　　如今，国内大豆压榨行业已经越来越离不开期货市场提供的金融衍生工具，期现结合成为企业常规经营模式，国内90%以上的大中型油脂油料企业、85%以上的棕榈油进口企业已经通过套期保值改善经营管理。同时，近年来面对中美贸易摩擦、非洲猪瘟等重大事件影响，我国油脂油料产业在市场波动面前稳健从容、处乱不惊，市场稳定器作用突出。

　　特别是，2018年是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升级的一年，大商所豆油、棕榈油、豆粕等期货品种价格有效及早“预警”，并帮助产业企业提前锁定利润，有力保障了国内粮油市场的稳定。从当时市场运行来看，2018年年初豆油、棕榈油以及豆粕期货远月价格较近月快速升水、价差不断扩大，进口大豆期货盘面压榨利润由100元/吨左右上涨至300元/吨左右。根据期货价格对进口大豆供应紧张的“预警”，相关企业提前启动采购、扩大进口来源，并卖出国内豆粕、豆油期货锁定压榨利润。据统计，当年4—10月，我国月均进口大豆820万吨，与上年同期相当，缓解了大豆进口不确性问题，保证了下游饲料企业的原料需求。清明节过后，国内大豆和豆粕期货价格短时振荡上涨后随即下行、整体维持平稳运行态势，这一预期传导至现货市场，保障了现货市场的稳定，维护了国家粮油市场的秩序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