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国探索期货市场试点33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期货行业面临新的战略发展机遇。中国期货市场正经历着从量变到质变、加速提档的过程，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资本市场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开放不断扩大是长期趋势，期货品类扩容与双向开放并举，特定品种国际化路径逐步成型，期货交易所场外平台建设提速，期现结合日益紧密，“保险+期货”进一步扩大规模助力脱贫攻坚，期货市场监管的科技化智能化水平逐步提升，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完善，中国期货市场整体服务质量和能力不断提升。

　　A期货行业迎来新一轮向上周期

　　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建设、资本市场改革等背景，伴随着实体经济风险管理需求激增，市场景气度不断提升，行业在多重驱动下发展拐点显现，有望迎来新一轮向上周期。近年来，行业发展的几个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品类扩容、规模提升，对外开放驱动市场发展

　　行业基本面上，品类扩容、市场规模提升与对外开放正在加快推进。2020年，期货、期权品类扩容步伐未见停歇。随着短纤期货挂牌交易，至此，我国期货市场已上市86个期货、期权品种，主要品种上实现期货期权、境内境外的“一全两通”。

　　规模方面，期货市场量价齐升延续。今年以来，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增长达到43%和37%。值得注意的是，期货市场流动性增加的趋势自2019年以来延续至今。

　　对外开放方面，特定品种国际化路径逐步成型，继原油、铁矿石、PTA、20号胶期货后，2020年6月，国内第5个对外开放的境内特定品种低硫燃料油期货上市。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明确并简化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RQFII）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要求，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金融市场。随着摩根大通期货的外资全资控股申请得到证监会核准，中国期货市场上首家由外资全资控股的期货公司正式诞生。证监会表示，将继续深化期货市场对外开放，引入符合条件的期货经营机构外资股东，以促进期货经营机构健康稳定发展。

　　融资渠道优化，行业资本实力大幅增强

　　行业资本面上，增资扩股等多样化融资步伐提速。期货行业面临以净资本为核心的资本监管，业务能否开展以及开展规模均与资本规模相关，尤其在创新业务上对融资的需求愈发迫切。多公司通过主板、新三板、定增、次级债等多种融资渠道补充公司及子公司资本金，平均融资规模为5亿—20亿元，以此进一步夯实创新业务的资本金基础。截至2020年6月底，我国期货公司总资产为7916.8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6.43%；净资本规模为1250.7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1.45%。

　　准入机制完善，新设牌照破冰

　　行业政策面上，新设牌照发放逐步放开。近期，证监会依法接收青岛港集团等主体在上海合作组织示范区新设期货公司的申请，山东港信期货有限公司的新设申请被受理，这是期货行业20多年来首次接受新设公司的申请，期货新牌照发放即将破冰。

　　《全面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指出，“在积极吸引外资设立各类机构方面，新片区将支持外资在临港新片区设立由外资控股或全资持有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发布《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依法有序设立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

　　整体来看，宽松的市场流动性叠加品种扩容以及市场对风险管理的需求上升，将推动行业步入新一轮向上周期。面对这一积极变化，近年来行业内多家公司积极扩大规模，通过主板、定增等多种融资渠道，扩大公司在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的业务规模。另外，未来行业发展预期明朗，将为期货公司的创新业务带来重大机遇。

　　期货行业将迎来重要变化

　　行业准入壁垒放开，牌照价值下降，推动期货经营机构间竞争加剧、合并重组提速

　　新设期货公司的牌照审批在逾20年后首度放开，并非是特例、个例，一方面是支持“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及长三角、粤港澳、海南等多个区域金融发展新政的重要举措，预计后续在以上区域仍可能进一步放开期货牌照的发放；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期货行业准入机制的逐步完善，预计在退出方面，后续的制度安排也有可能浮出水平。目前，期货行业仍存在期货公司数量多、业务同质、盈利能力差、业务创新点不足的发展状况，随着行业准入壁垒逐步放开，现存期货公司牌照价值随之下降，牌照红利进一步减弱。在业绩分化的背景下，自身抗风险力欠缺、业务模式单一的期货公司会暴露出短板，这将推动行业内部兼并重组加速，经营机构间竞争将更激烈，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与冲击并存，行业竞争格局将升维重塑

　　目前，监管层正逐步将具备条件的商品期货、期权品种国际化对接国际通行实践，以期实现提升商品期货全球定价影响力，完善财富管理全球化布局的人民币大宗商品计价结算体系。期货市场的对外开放布局主要由几个方面构成：一是引入境外投资者，以原油期货上市为起点，推动多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二是扩大境内外交割区域，期货交易所将继续探索在境外设立交割仓库和办事处，持续完善“保税交割”的相关制度；三是大宗商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引入“一带一路”相关的境外投资者参与国内商品期货交易，提高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定价影响力，建设大宗商品的区域定价中心；四是期货经营机构将加速推动国际化发展，通过引入境外股东为我国期货公司带来新的理念和经营方式，提升竞争力，为走向全球市场做好准备。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入，期货公司面临的机遇与冲击并存，行业竞争格局将升维重塑。自2006年中国证监会批准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以来，已有20多家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部分期货公司甚至在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设立分公司，但从这些分支机构的运行情况来看，普遍存在规模小、人员少、业务弱等特点，说明在境外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还缺乏竞争力。期货行业全面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竞争的格局正从理论层面进入到实践层面，形成立体空间的竞争格局。鉴于目前国内期货公司核心竞争力发展水平，期货行业的深度洗牌、竞争格局升维重塑趋势可以预见。

　　期货行业专业人才竞争将加剧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资本市场的高速发展使期货行业对高素质、创新型、专业化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大宗商品生产消费大国，50多万家规模企业迫切需要风险管理服务和衍生品专业人才，而目前期货行业呈现出人才数量严重不足、人才需求结构不匹配、其他行业加入争抢人才的特征，人才队伍无论从数量、质量上，还是从结构上，都远不能满足行业发展的需要，可预见期货行业专业人才竞争将进一步加剧。

　　人才数量不足：目前，中期协披露的期货公司现有从业人员数量约3万人，仅为证券从业人员数量的十分之一。人才需求结构不匹配：期货、期权市场对复合型、创新型及国际化高端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而在期货从业人员中，具有一般从业经历的年轻人员居多，经验丰富的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较少。其他行业加入争抢期货人才：随着期货业务的快速发展，现货企业、券商、基金、信托等机构加入到期货人才的争夺行列，人才缺口通过向期货公司争抢人才补充，期货从业人员的流动更加频繁。

　　B期货公司治理水平与结构进一步完善

　　纵观近年来期货行业发展，伴随着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衍生品工具供给提速，期货市场的边界不断扩展。在加速发展的市场背景下，期货公司业绩分化的特点日趋明显。自2019年以来，从鼓励市场化兼并收购、放开外资持股比例、优化分类评级制度、开放牌照申请等政策方面的变动来看，行业出清的机制正在初步建立完善，市场化竞争的结果必将导致期货公司优胜劣汰，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有望进一步加速。为应对行业变局、提升竞争力，期货公司治理水平与结构还应进一步完善，其中包括内部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激励约束体系，这是期货公司合规内控、防范风险和做好经营的基础。在这方面，笔者提三个方面的看法与建议。

　　进一步优化期货公司股权结构，发挥好股东优势

　　从期货公司发展历程来看，在经历过上一轮行业整合兼并后，当前期货公司股权结构仍呈现相对集中、股权流动性较低的特点。从股权结构来看，当前行业可大体分为券商系与产业系（包含部分民营资本）。行业双A期货公司绝大数为券商系全资控股期货公司，且多为头部券商。券商系期货公司已持续领跑行业多年，头部券商牌照资源广泛，在资金、人才、渠道等多方面的协同效应明显。

　　无论从早期传统渠道业务到如今多元化业务模式，都会对期货公司业务带来明显驱动，金融期货板块与券商自营、固收、资管等板块业务均存在交叉，相比产业背景期货公司优势明显，股东背景实力强劲无疑是核心因素。而产业及民营背景的期货公司，完全控股的期货公司数量不多，股权呈现了一定的分散性，大股东持股比例多维持在70%以上，多数呈现“一大一小”或“一大多小”股权结构，股东资源禀赋带来一定的多样化，经营业务方面在某些商品期货领域呈现一定的特色化，头部产业系期货公司也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势力。

　　在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集中控股带来期货公司经营管理及人员结构的稳定性，在资本投入、战略方向选择等关键问题上，确保了决策的效率与连贯，是行业发展初期阶段所必须的。同时，由于经营业务特殊性，截至当前行业整体的回报率仍然不高，也是制约股权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伴随近几年市场的发展变化，行业增资需求日益强烈，增资方式日趋丰富，业务模式逐渐多元，实体服务导向明显，资本规模优势逐渐呈现。期货公司要突破自身发展水平，提高股东回报，可以考虑进一步推动股权结构的优化。无论是传统的经纪业务，还是创新型风险管理业务与资管业务，都将受益于匹配自身经营特色的资源禀赋注入，原有股东自身实力是否强劲、业务板块是否存在协同、长期价值回报是否可观等都将是关键因素。同时，需要注意股权结构变动的目的性。在结构设计上，应是基于协同效应，而不应影响原有公司的治理效应，否则将存在事倍功半的可能性。

　　在选择方向上，一是在产融结合方向上，可考虑加深与产业资本的结合，提升某一产业链领域的期现结合实力，实现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也是期货公司提升主业竞争力的必然方向。二是在“融融结合”方向上，考虑进一步引入具有实力的大型金融机构，在资本实力规模、业务渠道整合等方面，形成金融平台化的经营模式，这方面券商系已提供了丰富的成功先例。三是引入外资方向。在取消外资股比限制以后，由外资完全控股的期货公司已经出现。下一步，优质外资股东进入行业预计也是一大趋势，在这方面，基于国际化业务及创新、研发方面的协同需求，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方向。

　　建立健全约束激励机制，实现激励机制的多元化与长期化

　　期货行业的发展最终要依赖人才。打造形成“着眼未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将是期货公司发展的一种理想形态。股权激励机制的目的在于形成对经理人的约束与激励，能够留住、激励、吸引核心人才，最终提升期货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这方面，有几个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期货公司的业务模式要有竞争力。当前行业头部公司“一体两翼”的基本业务格局已经形成，多元化的业务模式将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带来可观的成长前景。只有在这样的业务基础支持下，才有可能产生较好的股权激励效果。二是当前期货公司绝大部分为非上市企业，国有控股背景为主体，在制度设计上尚未有先例，针对核心经营层，可灵活考虑期股、限制性股份、虚拟股票等符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的多样化激励方式。三是在核心人才的激励上，应考虑期货行业的人力资本特点。

　　当前来看，受业务模式同质化及市场激烈竞争的影响，期货行业人力资本对公司的依附性不强，人均创效水平较低且不平衡。因而在实施股权激励的情况下，面向核心骨干可考虑配套员工持股计划。

　　期货公司风险管控进一步科学

　　防控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从期货监管环境变化来看，2017—2018年属于期货监管的顶层设计阶段，2018—2020年期货行业的“强监管”真正从纸面落到实处。一系列监管新规正逐步落地实施，尽管疫情影响和经济环境对部分监管措施的落地有短期的扰动，但严监管的大方向不会动摇。作为经营风险管理业务的提供者，我们更应该深刻认识到合规风控对持续稳健经营保驾护航的作用，全面风险管理的能力建设应作为发展的战略核心之一。

　　首先，应加强风险监测和应对能力建设，坚持零容忍、全覆盖和底线思维，聚焦“事前管理，重心前置，处理问题于萌芽”的风险控制架构完善与优化；其次，应推动金融科技手段在风险管控上的结合运用，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促进合规风控水平智能化、科技化，形成与公司发展同步、紧跟行业要求的可持续发展体系；最后，应关注风险管控与业务创新的平衡问题。

　　我们看到，目前多数期货公司的风控平台稳定性强、可靠性高，可通过日常的风控监测以及压力测试，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基本可以有效杜绝风险事件的发生，但风险事件引发监管处罚事件仍频发，主要发生于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等创新业务领域。考虑一方面，风险管理行业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在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多样化的业务模式离不开大胆的创新与探索；另一方面，在资管业务面临严监管的环境下，丰富的产品模式与设计思路也依赖突破性思维。这都对风险管控提出了较高要求。

　　笔者认为，要做好风险管控与业务创新的平衡，对内应建立完善好风控评价体系，风控管理的流程应从总部覆盖至子公司。在风控人才的培养上，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培养机制则显得尤为关键。对外则需要建立良好的沟通联络机制，紧密跟随监管政策变化。需要实现充分有效的监管沟通与对接，强化会务协作。（赵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