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批评家都是独立的个体，但他们“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列车”。而当下很多批评家“承载的列车”，却与“文学”无关或关系不大

　　对话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是幽闭，不是独断，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引领批评者向丰盈和深广出发，走向一个无限可能的文学世界

　　那些优秀的文学批评总是通俗、清晰、灵动，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

　　新文学批评虽已走过上百年的发展历程，然而，鲁迅所说的“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在今天的文学批评界尚未得到有效的克服。当前，部分批评家缺乏主体性与独立性，其批评的背后都蕴含着各种非文学的因素。文学批评在作家与读者心中也就逐渐丧失公信力。文学批评如何重拾公信力，如何建立与作家、读者之间的良性关系？这是当下文学批评界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从批评的素养、观念、语言入手，可能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作家和批评家就像两条并行的铁轨，却共同承载着文学的列车

　　批评家的素养是很多作家都关注的问题，这表现在批评家的真诚上。比如汪曾祺幽默地说过：“我很佩服评论家，觉得他们都是胆子很大的人。他们能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分析得头头是道，说得作家们自己目瞪口呆。我有时怀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没有钻到人家肚子里，怎么知道人家的作品就是怎么怎么回事呢？我只能抓到一点，就说一说。谈言微中，就算不错。”

　　这种“胆子很大”在今天的批评界屡见不鲜。有的批评家过于“自信”，经常用一些“大词”对作品进行判断，动不动就“杰作”“里程碑”“史诗性”“独树一帜”“开创性”等。有的“专业批评家”喜欢出席名目繁多的作品研讨会，不太读作品就理直气壮地发言，“现代性”“民族国家想象”“全球化”等概念随口而来。有的只要不符合自己的审美趣味就不满意，或以某种不变的观念去衡量所有的作品。这就是因为缺乏一种批评的真诚。

　　批评家李健吾说过：“批评之所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存在。”真正的文学批评，是通过分享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来表明自己的存在，是通过对作家想象力的呈现，来阐明文学作为生命世界所蕴含的秘密，并表达批评家作为审美个体的独立。就如作家苏童所说：“作家和批评家就像铁路路基上面两条并行的铁轨，它们都有自己的延伸，都有各自的负载，它们虽然永远也不会重叠，但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列车。”作家与批评家都是独立的个体，但他们“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列车”。而当下很多批评家“承载的列车”却与“文学”无关或关系不大。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批评家与作家、读者、作品、世界展开有效的“对话”

　　与批评主体素养密切相关的是批评观念。素养是观念的表现形态。对话是一种重要的观念。

　　对话，不仅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隐性地存在于中国古代文论，也作为一种显现存在的形式，贯穿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批评家往往以虚构的对话形式，对各种文学现象或理论观点进行探讨，凸显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以对话形式展开文学批评是一种独特的文体。自《论语》始，涌现了众多诗话、词话、曲话、文话等。其表层特征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语言交流，深层内涵则是言说者与受话者的审美旨趣、表达方式、价值观念的互动。

　　文学批评是批评者通过解读文学作品，进入作家的心路历程，探寻作家的创作心理，并根据自身的批评素养，对作品的得失进行恰如其分的解释，从而与作家、读者、作品、世界等建立互相激活的对话关系。优秀的批评家是批评活动中对话情境的成功构建者，有效地进入人物与作家的内心世界，才能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新的审美天地，才能使自己的批评穿过文字抵达历史、现实或人性的高度。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家可以放弃自身的学术品格、价值判断和社会使命，而是要发挥批评主体的人格力量，遵循文学批评发展的规律，保持独立的审美判断和理性思辨精神，不断超越个体的局限，使文学批评呈现出不可替代的魅力。

　　对话是一种观念，也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不是幽闭，不是独断，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引领批评者向丰盈和深广出发，走向一个无限可能的文学世界。同时，对话也是一种能力与修养。文学创作是门艺术，文学批评也是门艺术。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成功建构对话情境，需要具备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精细的审美判断力、优雅的艺术鉴赏力。而这需要批评家具有长时间累积形成的感性经验与理性思辨，有对批评对象及其周边的打捞、梳理、辨析与提炼，有对一个时代精神氛围与审美趣味的判断与反思。否则，批评者就无法进入作家与作品深处，也无法拨开笼罩在读者心头的疑惑，对话也就成为空话。

　　在文学批评中建构对话情境还需要平等意识。对于一位自以为是的批评家来说，即便他有超拔的天赋才华、艺术慧心与审美悟性，也不可能在批评实践中成功建构对话情境，对话同样无法展开，他的批评也就令人质疑。具有了平等意识，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生改变，双方相互尊重、互相聆听，促使双方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由此共同成长。在这种对话情境中，作家和批评家各自独立又惺惺相惜，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并存共荣。李健吾和巴金可以说是这种关系的代表。这种对话情境的确立，也有利于文学界建立结构合理、富有活力、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从而使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相互激活，相得益彰。

　　把读者“看得懂、信得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

　　而对话能否很好开展，批评语言是关键。批评语言是批评观念传递的媒介。批评语言的优劣，直接关系着批评观念的表达。同时，批评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批评观念。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理论界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现象学批评等在中国学界的传播，拓展了文学批评的领域，也使批评文风发生改变。大多数批评家并没有深入联系这些理论的社会土壤，或者说没有真正领会这些理论资源，而是在理论的焦虑中，以舶来的理论生搬硬套地解读作品，将生动的作品肢解成毫无生命的碎片，使丰富的作品变成某种理论的注脚。这种不考虑语境的理论移植造成批评语言与现实的脱节。

　　这种“艰涩”的批评语言与大众相距甚远，难以产生情感共鸣。大众远离文学批评，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与阅读品位的形成，基本上由商业宣传与炒作来完成。这种危害在今天已不证自明。

　　如何重建文学批评与读者的联系，使其获得一般读者的认可，从而实现文学批评引领审美潮流的使命？这就要使文学批评克服各种“寄生”的缺陷，重塑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同时要从尚未消化的艰涩理论中摆脱出来，消除理论依赖症，把读者“看得懂、信得过”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准则，通过鲜活、生动、有情的语言把深刻的道理讲清楚，让读者从中引发一种情感共鸣，从而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其中的“道理”。

　　那些优秀的文学批评总是通俗、清晰、灵动，让人产生情感共鸣的。比如钱钟书这样评说南宋诗人的忧国情怀：“……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还有许多这样能让人“感动”的批评家，比如鲁迅、李健吾、宗白华、朱自清、朱光潜、傅雷、汪曾祺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语言也是一种批评观念。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说：“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把它从沉睡中唤醒，有时候也把它创造。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可以说，他梦想中的文学批评，就包含着批评的素养、观念与语言。这就说明，对令人“感动”的文学批评的追求具有共通性，无论中西。

　　今天，文学批评家应该用自己的实践重建批评的尊严，而不应使其沉浸于世俗功利之中，而是让其回归个人化的审美本体，确立独立品格。自“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人的文学批评”则似乎还没有很好地从“理论的批评”中挣脱出来。

　　文学批评应该着力于人心、人情、人性的深切体察，着力于文学人文魅力的感性体认，用通俗、清新又灵动的语言，传递阅读感受，以真诚的态度、对话的方式，建立批评家与作家、读者、作品、世界之间的联系，用贴近生活的文艺观念和逻辑方法进行阐释，推动作家去探索和追求，同时给读者以阅读享受和审美启迪，感受到鲜活的社会气息和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