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醉心植物分类学七十载，94岁仍伏案办公，王文采——他为中国植物建档

图①②：王文采研究的标本。记者张文豪摄

　　走遍祖国大江南北采集标本，94岁依旧坚持每周两次乘班车去上班，右眼失明的10多年间仍出版多本著作、完成几十篇论文……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文采倾注毕生心血，为中国植物建档案。

　　70个春夏秋冬，走遍大江南北，哪怕是在最危险的境地、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从未放弃。

　　人物小传

　　王文采，1926年生，山东掖县人。1949年大学毕业，1950年调入中国科学院。

　　王文采一直从事植物分类学、植物系统学和植物地理学研究，曾参加《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和《中国植物志》的编著，两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见到王文采院士（见图，记者张文豪摄），是在他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家中。尽管早已没有了科研任务，但94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每周两天去北京西郊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他喜爱的植物标本。谈及倾注自己毕生心血的植物分类学，老人神采奕奕。

　　“听说你对植物分类学很有兴趣，帮我编一本《中国植物图鉴》怎么样？”

　　“那是1949年初冬，胡先生把我找了过去，说：‘听说你对植物分类学很有兴趣，帮我编一本《中国植物图鉴》怎么样？’我听后特别高兴，一口答应下来。”与胡先骕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王文采至今历历在目。

　　王文采结缘植物分类学，和两个人有关：一个是林镕，另一个便是胡先骕。

　　大三时，王文采就读的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开设了植物分类学课程，授课的是当时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林镕。

　　王文采清晰地记得：1948年5月初，林镕第一次带全班学生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采集标本，“林老师随手采起植物，就能立即讲出其所代表的科属特性和花的构造。我当时好佩服他，什么植物都认识”。此后，王文采常常在假期跑到郊外去采集植物标本，有时候和同学一起，有时候独自前往。回来后，自己动手解剖花并绘图。

　　如果说林镕把王文采领进了植物分类学的大门，那么胡先骕则真正将他引向了植物分类学研究之路。王文采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担任动物分类学、生物技术和普通生物学三门课程的助教。194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开始在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兼任教授。这便成了胡先骕找到年轻的王文采，寻求编辑《中国植物图鉴》的由来。

　　在胡先骕极力推荐下，王文采从北平师范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开始了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涯。

　　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百年来，我国植物分类学家们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历经40多年、四代人共同完成的80卷巨著《中国植物志》，具有科普及研究价值的工具书《中国高等植物图鉴》，都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而在这两项工作中，王文采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事植物分类和保护工作，让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收获和快乐”

　　“搞分类，采集标本是第一步。”王文采说，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标本和文献。

　　王文采介绍，我国植物种类丰富，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外国人就开始到中国来采集标本，先后来了200多人，采集到了大量珍贵标本。可惜，那时我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还没有起步。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后，王文采一直致力于野外考察工作，先后深入广西、云南、四川、湖南等地，到过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采集标本。

　　野外考察很多时候是非常危险的。1958年11月，在云南勐腊热带雨林考察时，王文采得了恶性疟疾，忍痛返回昆明，住进了医院。到12月，他的病势越发严重，连续多日高烧不退，吃药也不见效。在这危急时刻，昆明植物所四名青年同志主动为王文采献血1600毫升。

　　“血输到我体内后，体温才逐渐降下来，也把我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王文采说，“尽管采集标本会遇到各种危险，但从事植物分类和保护工作，让人感受到更多的是收获和快乐。”

　　从1950年春开始野外调查，王文采和同事们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采集到了大量的植物标本，获得了丰富的一手研究资料。“现在我们植物所的标本馆是中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但标本数量与几个世界著名植物标本馆的差距还是很大，只能研究中国的植物区系，世界的植物区系还是没法研究。”这一直让王文采觉得有些遗憾。

　　“趁着还能借助放大镜工作，我得赶紧把中国翠雀植物的文稿写完”

　　进入王文采的办公室，很多人都会惊讶于它的简陋：15平方米左右，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还有一张小沙发，此外再无任何摆设。60余年，春夏秋冬，王文采在这里默默耕耘，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

　　1965年初，植物所抽出10个人，由王文采负责，脱产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一年后，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一半多都编完了，可是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后面几卷的编写工作被迫停止。

　　“那时候，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都下放到湖南去了，只能我自己做校对。出版社的工厂当时在北京通县，我在那里一待就是半年。”王文采回忆，那是自己最累的一段时间，校稿的工作量非常大，两册书共2000多页，而且图文要一一对应，不能出现偏差，特别费时费力费眼睛。在王文采的坚持和努力下，校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他也终于等到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恢复编写的那一天。

　　“为什么欧洲有那么多志书？就是因为他们200多年来一版一版地修订，一次比一次进步。而我们现在，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有大量工作要深入去做。”如今，已过鲐背之年的王文采依然在坚持工作，最近刚刚完成毛茛科银莲花属种类的补录，“《中国植物志》里是50多种，我现在补充到83种。”

　　多年伏案研究植物标本、画图，给王文采的视力带来了很大损伤。去年元宵节过后，他一进办公室就对助手说：“我啊，眼睛近期不太管用了，这可有点糟糕了。”助手一听很着急，赶紧开车带他去医院检查。那天，助手才得知，这次要看的是左眼，老人的右眼10年前就已经失明了。助手泪流满面，他只知道：这10年间，老师在实验室里看显微镜做研究，出版了多本著作、完成了几十篇论文、多次为他人作品写序，却不知道，他是用一只眼睛完成的。

　　回去的路上，助手一语不发，默默开车。王文采在后面坐着念叨：“趁着还能借助放大镜工作，我得赶紧把中国翠雀植物的文稿写完，后面的事情，就得麻烦你们了。”

　　虽已著作等身，王文采仍然很谦逊，并时刻自省。“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还有很多欠缺。”王文采说，希望年轻人能持续接力，为国家的植物分类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