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藏高原所）见到杨威时，他比之前白了点儿，也胖了点儿。这位青藏高原所副研究员笑着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每次从野外回来就会黑瘦黑瘦的，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前不久，第二次青藏科考重大成果发布：亚洲水塔是全球最重要、也是最脆弱的水塔；相关灾害风险随之加剧，我国正在建立监测预警体系。

　　杨威是执行该科考任务的一线主力，一年中大约有100多天在野外工作。“这次在雅鲁藏布江边，第一次被蜱虫咬，现在腿上还有个大疙瘩，一直没消下去。”他说。

　　2018年10月，雅鲁藏布江下游加拉村附近色东普沟先后两次发生冰崩，随后造成堵江，对当地和下游地区构成极大的威胁。针对这次堵江事件，杨威和他的同事用一年时间进行了调研、测试并安装设备，目前已成功实现预警。

　　在堵江点设置监测塔

　　“蜱虫跟蚂蟥一样，往肉里钻，咬了以后不疼不痒。得拿烟头烫一下才能把整只蜱虫拔出来，否则头留在肉里不好办。”2019年10月，杨威和同事进入雅鲁藏布大峡谷的原始森林，在堵江事发地安装了10米高的监测塔，前后在野外住了十多天，天天与蜱虫作斗争。

　　2018年10月16日堵江事件发生后，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首席科学家姚檀栋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坐直升机实地察看情况。

　　“姚老师给出的判断是，堵江事件是由冰崩造成的，而且还会发生。”杨威说，2016年西藏阿里地区发生冰崩后，姚老师非常重视，预判未来很可能还会发生冰崩，并带着团队做了大量的工作。

　　青藏高原是除南北极外，冰雪储量最大的地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所以被称为亚洲水塔。这里也是受气候变暖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升温速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随之而来的，是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风险加剧，这也是第二次青藏科考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不出所料，2018年10月29日，堵江事件再次发生。

　　“当时，我和同事，还有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的专家一起坐直升机察看了现场情况，发现是由于10月16日发生了大规模冰崩，冰体融化后形成了冰川碎屑流，堵塞了雅鲁藏布江。”杨威说，发生冰崩的地方是位于雅鲁藏布江附近的加拉白垒峰，海拔7294米。而雅鲁藏布江的海拔仅约2800米左右，山河间的海拔落差大，冰崩发生的可能性大。于是，科考队决定在堵江点附近设立监测系统。

　　“进入雅鲁藏布江边的原始森林要靠徒步，我们沿着早前猎人走出来的、已有些荒废的小路，走了大概10多公里，用时约8小时，然后扎营。”杨威笑着说，“2019年7月团队在野外住了3天，这次是测试设备，从一款海事卫星和一款通天卫星传输终端里选出传输效果更好的。雨季时节，我们所处的西藏东南部地区很潮湿，虫子很多。夜里睡觉时，要在帐篷外再罩一层塑料布，但我们还是被蜱虫咬了。”

　　等到10月再进入森林安装设备时，杨威和同事专门带了酒精等药品来对付蜱虫。那十几天在野外，团队成员一起来回往返背设备、施工、架塔。可即便做好了防护，无论科研人员还是当地雇佣工，大家无一例外都被蜱虫咬了。

　　喜欢野外工作的简单、直接

　　谈起野外工作，杨威总是乐呵呵的，兴奋地向记者分享各种有趣的经历。青藏高原上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不过他总说：“我只看好的一面，有点阿Q。”

　　“阿里地区虽然海拔高，但虫子少呀！藏东南那边虽然潮湿、虫子多，但有木材可以生火做饭！”杨威找来出野外时的照片，向记者展示他的烤肉，“肉是在林芝买的”。

　　“野外工作很简单，也很直接，就是奔着一个目标去，只管把事情做好。”杨威不喜欢一直坐在办公室，日常事务头绪太多，不容易静下来。“有人觉得高原反应很恐怖，但那边空气好，天气好的时候待着挺舒服的。”

　　杨威和他的导师姚檀栋一样，喜欢青藏高原、喜欢冰川。2006年5月，当时青藏高原所刚建所没多久，姚檀栋带队去西藏然乌观测冰川，杨威就是随行队员之一。

　　“当年去然乌时，雪下得特别大，路两边是一两米厚的雪墙，跟北海道似的。后来车陷在雪里走不过去了，只能撤回来，改道走南坡上冰川。”杨威回忆道，大家徒步走了一天，晚上就只能住在猎人家，第二天接着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团队终于到达冰川末端，旁边就是原始森林——这是杨威第一次见到海洋性冰川。

　　喜欢归喜欢，野外工作也有烦恼。最让杨威恼火的是仪器也有“高原反应”。受高原特殊的气压、湿度、温差等气候环境影响，很多仪器上了高原就会失灵，让人猝不及防，问工程师也搞不清楚原因。“有时候辛辛苦苦采集的数据，说没就没了。”杨威说。

　　收集现代冰川变化的一手资料

　　杨威的研究方向，就是观测青藏高原上现代冰川的变化——变化幅度有多大、变化过程如何等。“不同类型的冰川变化机理不同。比如，海洋性气候影响下发育的海洋性冰川，积累、消融速度快，运动较频繁；大陆性气候影响下发育的大陆性冰川，温度低、活动性弱。”杨威解释道。

　　在全球气候变暖、变湿的背景下，亚洲水塔正在发生固液比例失衡的转变。冰川好比水塔的源头，搞清楚它未来的变化趋势，就等于对水塔今后的水量有了底。可以说，研究青藏高原的冰川变化，关系着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多亿人的生存和发展。

　　“在硕士阶段，我学的主要是古冰川。那时冰芯研究很流行，于是后来我就慕名报考了姚檀栋老师的博士。”杨威说，姚老师建议他研究现代冰川。十几年过去了，在全球气候不断变暖的趋势下，这一研究方向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那些行走在青藏高原上收集冰川观测一手数据的日子，对杨威来说也显得愈发有意义。

　　杨威的科研生涯有近1/3的时间是在西藏度过的，他跟当地很多村的老百姓都“混得不错”。有了交情，他便尝试着培养当地藏民辅助野外工作，让他们掌握简单的电脑、相机操作技能以采集数据。“这样，一来能节省科研人员时间、提高效率；二来也能帮当地老百姓增加经济收入。”他说。

　　“在然乌，我和村民拉巴顿珠已经一起工作十多年了。这位1991年出生的小伙子，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观测冰川消融、维护气象站、采集样品都没有问题。”杨威说，好苗子不好找，不过现在带动效应已经显现了，村里越来越多年轻人都有意愿尝试做这份工作。杨威喜欢、也乐于跟藏民打交道，他希望未来能多培养一些藏族青年，让他们加入青藏科考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