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判生物安全走势及其对国家安全利益、国际安全格局的潜在影响和对策，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需要极大的战略智慧，已经成为国际相关智库的重大议题。审视西方国家智库在国家安全决策和塑造国际生物安全态势中的作用，对于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从组织形态看，西方生物安全领域智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镶嵌于重大事务决策机制的体制内智库。这类智库或是直接服务国际组织、国家和政府部门重大事项决策咨询的“建制性”组织，或是专注开展生物安全交叉领域战略研究与决策咨询的机构。代表性机构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世界银行行长共同召集的全球防范工作监测委员会（GPMB），美国的国家科技咨询理事会、国家生物安全科学咨询理事会、国家科学院、贾森集团，英国的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反扩散与军备控制中心、联合生物安全中心等。第二类是与政府部门紧密互动的社会智库，扎根专业领域，部分智库专家人员通过“旋转门”机制进出政府关键岗位，对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力，典型代表如美国的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降低核威胁倡议组织、狮鹫科学咨询公司、蒙特利国际研究院防扩散研究中心，英国的查塔姆研究所、皇家工程院、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布拉德福德大学和平研究所，欧洲科学院顾问理事会，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等。第三类是具有较强游说力的行业性协会、论坛、非政府组织等“准智库”，如亚太生物安全协会、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世界经济论坛（WEF）、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流行病应对创新联盟、国际基因合成联盟、生态健康联盟等。这类“准智库”技术背景深厚，与产业关系更为密切、意图和行动更为隐蔽，对国际生物安全走势的影响也更为复杂。

　　切入生物安全领域的深度，可作为衡量智库成色的试金石。生物安全主题已经成为西方智库界的新宠儿。兰德公司、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等老牌综合型智库，每年至少公开发布1-2份生物安全领域智库报告、举办1-2次智库研讨会，持续关注新兴生物技术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同时，战略安全领域智库也向生物安全领域投入更多的智力资源。例如，全球核安全领域具有一定声誉和影响力的降低核威胁倡议组织，已经将生物安全列入其四大研究主题之一。专注于高技术安全的贾森集团连续发布《基因编辑研究》《基因驱动研究》《生物武器》，引起业界轰动。更值得注意的是，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狮鹫科学咨询公司等专业领域智库兴起，持续学术耕耘，并提出功能获得性研究风险收益评估、国家生物防御改革蓝图、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全球健康安全指数等极有冲击力的概念。基于这一角度，西方生物安全领域智库又可粗略归结为两大类：加快生物安全这一新兴领域交叉布局的传统、综合“资深智库”，全面致力于生物安全战略政策咨询的专业“新锐智库”。

　　西方生物安全智库数量和智力产出遥遥领先，纵横捭阖重要双边、多边国际场合，试图掌控生物安全国际话语权。目前，注册在西方国家、有较高行业业界显示度的生物安全智库数量在30家以上，每年公开发布报道的专业智库报告、智库学术研讨会成果也比较丰硕。而没有公开发布的保密报告、委托报告、特殊场合下发表的灰色观点，虽难以精确估计，但其内容和指向则可逻辑推演。与此相比，其他国家在国际上比较活跃的生物安全智库数量偏少，尽管也有亮点纷呈的战略研判，但国际总体影响力和话语权偏弱。因而，西方发达国家生物安全智库在不同程度融入顶层决策机制、深刻影响国家生物安全和国际生物安全战略政策制定、塑造国内生物安全走势的同时，也通过智库思想观点的战略传播，增强了其国际话语权、隐形塑造了国际生物安全走势。

　　国外生物安全智库界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推动生物安全学科的发展。这些生物安全智库抱有强烈的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坚持新一轮科技变革和国际趋势的战略预见，强化生物安保和生物防御政策路线图等方法创新，试图回答生物安全态势如何演变、理论体系如何演变、以何种方法引领生物安全时代，如何更高效嵌入决策机制推进国际国内生物安全治理等命题，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这对于把握国际生物安全总体发展态势和未来演变，探讨智库有效嵌入决策机制和生物安全学科理论与方法创新、复合型智库人员培养，均有一定积极意义。但部分智库秉持的打造进攻性趋向生物威慑体系的总体立场及其对应政策建议，与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不符。

（作者：王小理，系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副研究员、远望智库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