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源头。只有能够率先发现基础科学规律、开发应用前沿引领技术的国家，才可能随之形成引领性、带动性强的战略性产品和战略性产业，掌握巨大的经济优势与持久的领先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多次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源头供给，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因为“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竞争格局中，世界主要国家围绕科技创新策源地和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在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础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加快打造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

　　以原始创新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

　　我国处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发展阶段时，依托综合成本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维持了较长时期的强劲增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和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取得了一批重要科学发现和重大原创技术，但主要创新模式仍然是技术跟踪模仿、商业模式创新。一些战略性新兴领域，由于没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源头供给的支撑引领，出现了低端产能过剩、长远投资不足的局面。201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整体进入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传统动能难以维持持续增长，如果继续采用以往路径，差距势必进一步拉大，甚至被长期锁定在产业价值链分工格局的低端位置。这一客观形势，倒逼我国更加重视基础理论、前沿技术和关键技术源头创新。

　　当前，我国人均GDP与全球平均水平尚有差距，科技创新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只有部分发达地区已经或正在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作为人口、经济、科技大国，我国完全有条件在重点技术领域和区域，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发挥特色优势，建设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较长时期以来，我国研发投入主要集中在试验开发方面，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比例偏低。2018年，基础研究投入为5.5%，比2004年下降0.5个百分点；应用研究投入为11.1%，比2004年下降9.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地方和企业更关注试验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未来，各地应更多依靠市场机制推动创新，大幅提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占比，以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打通科学、技术、创新和发展之间的联动通道。要坚持“三个面向”，突出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打造一批原始创新策源地和原创性战略产业集群。

　　集合国家优势科技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

　　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更依赖于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创新第一动力。特别是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具有基础性、源头性、体系性、累积性和衍生性等特点。繁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能源源不断地催生出不确定性的前沿技术和重大创新，对策源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基础性、决定性和长期性影响。当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理念层面已形成共识，而在行动上，为适应原始创新、创新策源的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需求，政府治理方式须向“源头引领”转型。特别是发达地区和战略科技力量，有条件有责任率先探索引领型发展。

　　2018年10月22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勉励企业“要有志气和骨气加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力，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2019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向改革创新要动力，发挥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作用”“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等明确要求。2019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中国科学院“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国立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有责任加快建立新的科研范式和创新组织模式，集合国家优势科技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

　　2019年11月2日至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要求上海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四大功能。就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而言，要“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越，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形成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原创性成果，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目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科创中心和怀柔、张江、合肥、深圳综合性科学中心。雄安、海南、杭州、南京、西安、成都、武汉、郑州、沈阳等地区和城市都在加紧谋划深化创新，湾区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将引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

　　当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的内在关联日益增强，各个环节都存在大量的原创机会。就“源头科学”创新而言，可能引发新学科、颠覆性技术、新产业兴起，甚至形成新技术经济范式，催生新经济时代来临。为更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策源功能，国家正在布局国家实验室建设，重塑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国家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引导发达地区、国立科研机构和领先企业更加重视应用基础研究。在不具备或失去“源头科学”创新机会的条件下，应将科技创新的焦点引导到“源头技术”创新机会的动态识别、前瞻选择和系统布局上。在重点区域和领域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将对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广受关注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一年时间实现大规模交付，反映了中国供应链体系的高质量和高效率。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从企业创新主体数量、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规模及强度、从业人员数量来看，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明显提升。未来，要营造更好的创新创业创造生态，激发超大规模微观创新主体活力，以基础研究带动前沿技术集成开发、融合应用，以源头技术带动新产业发展，形成创新驱动发展、发展带动创新的良性循环。应加快构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鼓励科学家进企业、企业家进实验室，共同开展技术预判和产业前瞻，凝练科学问题，开展共性基础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造更多科学、技术方面的源头创新机会。应推动政产学研用紧密合作，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和系统配套优势，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原始创新策源地。

　　（作者：万劲波，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