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洛

作者简介

汪应洛，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历任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副所长、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工程系系主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现为该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陕西工商管理硕士学院副院长。汪应洛是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知名专家和开拓者, 是我国管理工程学科首批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流动站导师。

我国早期研究生教育在“文革”之前已经有之，但招生人数很少。西安交大的研究生教育主要是从1978年以后才恢复的，在此之前，全国的研究生教育都已经停止了。

1978年后，我国开始恢复研究生教育。当时，教育部找了包括西安交大在内的几个学校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同志，大家共同讨论怎样恢复研究生教育。因为在“文革”当中，研究生教育受伤害程度最大，不仅仅是停止招生，而且当年作为研究生导师的一批老教授，也遭受了摧残，导致原有的导师大量流失。因此，当时研究生教育的恢复难度要比本科生教育大得多。

当时，几位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同志多次前往教育部，讨论如何招生、如何聘请导师，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这是因为当时研究生的恢复工作主要由科研处负责，我正巧在科研处分管研究生的教育工作。

在教育部的讨论中，首要问题是如何把原有的工作摊子聚拢起来，考查导师的身体和技术是否还在允许范围内；接下来，还牵扯到研究生的招生问题，因为1978年刚刚恢复招生，当时本科生尚未毕业，这就使得如何招研究生成了问题。

对此，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从青年教师中选一批人读硕士。

当时，国家对于研究生教育还是很重视的，由于国家发展科学技术需要高层次人才，中央对于恢复研究生的决心也很大。在开始阶段，一批老教师与他们的助手一起建立了研究生导师队伍，同时，我们也在青年教师队伍当中物色一批人，并从工农兵学员中选拔素质比较高的学生做研究生。此后，教育部也开始酝酿批准一批博士点和硕士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恢复工作，并恢复了首批博士点、硕士点。

1984年，国务院学委会第二批批准了一批博士点。如果说首批博士、硕士点以恢复为主的话，第二批则以新增为主。当时，西安交大一次被批准了9个博士点和硕士点，均属于传统学科，这对学校来说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是时，国内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和科研工作是同时进行的，也是在那个时期，西安交大成立了12个独立的研究所、4个独立研究室以及1个独立研究中心。在研究生教育走上正轨后，由于当时学校还没有成立研究生院，相关工作便转由教务处管理。

相较而言，西安交大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较快。不久后，我们成为了首批试办研究生院的高校，这也说明在当时学校是有一定自主权的。此后，我们很多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初审，都不需要经过更高一级的审核讨论了。此外，西安交大的研究生教育对于学校的科研工作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的博士生导师基本都是科研骨干，博士生、硕士生也是当时研究工作的主力军。

也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培养研究生的力量和科研工作的成绩，所以在1984年，当国务院决定选择10所重点学校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单位时，西安交大位列其中；1985年，国家计委批准北大、清华、复旦、西交、上交5所大学列入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这一时期也是学校发展比较快的时期。

至今我依然记得，1985年，在“文革”后首次举办的全国首届技术成果展览会上，我校有99项成果参展。也是在这一年，国家科委批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西安交大也设立了一批博士后流动站，其中便包括了我所在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1988年，在国家教委颁布的科技进步奖中，西安交大共获得15个奖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14项，一等奖数量仅次于清华。同年，国家教委编辑了《高校500万元以上科技成果汇编》，其中，我校列直属高校第二。在当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奖中，我校列直属高校第三。这些数字充分说明，当时是我校研究生教育、科研工作发展最好的一段时期。

至于我自己，作为我国管理工程学科首批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流动站导师，虽然我是研究系统工程出身，但因为当时系统科学尚未独立分组，所以我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时，加入的是自动学科组。只不过系统工程发展很快，不久便单独分离出来，于是我又转到了系统工程学科组。

当年，钱学森同志在科学院学部大会上建议，现在世界潮流应重视管理的发展，科学院应设立管理学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接受了建议，认为我们在管理学领域的学位教育中，应该有管理科学的学科，于是便在系统工程学科上，成立了管理工程学科评审组，并任命我为组长（后称为召集人）。

在当时，管理工程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因此在教育部学位办的规划中，管理工程属于工科，那段时间，管理工程的发展十分迅速。西安交大管理学院成立于1984年，从学科发展来看，这是国内第一个管理工程学科组的成员，也是第一个获得管理工程博士点，第一位博士生也出自我校。

（本文转自《西安交大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