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朱文才一生的几个节点，都与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的创建相关。89岁高龄的朱文才回首一路走来的经历时语气平淡，但心怀感恩。

　　“是中科院培养了我。”朱文才说，他和妻子堵福弟都是老科学院人，在中科院工作，是他们一生的荣光。

　　入列中科院

　　1930年1月出生的朱文才，老家在江苏江阴。因家境贫寒，初中没毕业朱文才就辍学来到上海，进入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物理化学研究所当了一名工人，“帮科研人员看实验、刷瓶子”。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央研究院被改造成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1950年6月，中科院整合新建了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朱文才成为研究所的一名见习员。1956年6月，响应国家号召，中科院在北京新建了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所高分子研究室被整体搬到北京，成为化学研究所的基础力量。

　　“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服从国家安排！”朱文才义无反顾，与妻子一起北上北京，进入化学研究所，成为一名技术员。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1975年，中科院成立环境化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二部的4个研究室被分离出来，成为建设环境化学研究所的主要力量。

　　已是工程师的朱文才迎来又一次转变，参与了环境化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担任化学所二部办公室负责人的朱文才需要协调各方力量和资源，工作繁杂，十分考验耐心。

　　1986年，随着新一轮机构改革的推进，环境化学研究所与中科院动物所生态学研究中心合并，建立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朱文才先后担任中心科技处负责人、开发部主任、技术条件处处长等职，并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面对“为什么每次都是你被调动”的疑问时，朱文才淡淡一笑：“国家有号召，我们就响应；单位有安排，我们就听从。当时也没有什么不乐意的。”平淡语气中，饱含中国科学院人“服务国家、造福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

　　拼搏的年代

　　在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期间，耳濡目染，科研的种子在朱文才心中萌芽。

　　到北京后，朱文才师从化学所研究员王有槐，并担任王有槐的助手，开展了尼龙—6的相关研究，对尼龙—6的成分、分子结构、形成过程和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开发出了尼龙丝等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相关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在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朱文才很早就提出，中心要以基础研究为主，适当开展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工作。“要让科研成果为生产生活服务。”

　　为此，朱文才主动深入中心的各个研究室了解情况，“哪个项目有可应用的苗头，就列入开发技术里面来”。

　　研究中心研发的“化学耗氧量测定仪”，可以测定污水中的化学耗氧量，从而确定水体的污染程度，指导污染防治工作。朱文才认为这个项目很有应用前景，可列入开发技术，于是就给予研究室相关经费，支持科研人员进行产品开发。

　　在朱文才的推动下，“化学耗氧量测定仪”“顺磁共振仪”等一批项目实现开发应用，相关技术成功推广到企业，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朱文才还推动了设备招标、大型仪器专管共享等工作。随着科研的积累，研究中心购置了色谱质谱联用仪、傅里叶红外光谱仪等许多大型仪器设备，但这些设备都分散在各个研究室，存在重复购买、资源浪费等现象。

　　朱文才认为这些设备不能仅由各个研究室独用，而应该开放共享，于是制定了“专管共用”制度。“设备由研究室专管，但可以让整个中心的科研人员共用”，这些工作得到了中心领导的肯定和好评。

　　妻子堵福弟一直在化学研究所工作。作为技术工人，堵福弟负责为科研人员吹制各种玻璃仪器。“许多形状的玻璃仪器，她都能做出来。”朱文才称赞道。

　　下苦功出成果

　　爱国，是朱文才这一辈科研人员的精神支柱。1951年，朱文才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因为来自科研单位，朱文才被婉拒。“我心里还挺遗憾的。”

　　“现在研究所里的条件，比我们以前不知好了多少倍。”朱文才为中科院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由衷感到高兴，“但年轻人一定要珍惜机会，要在自己的专业上下功夫。只有刻苦钻研、扎扎实实、坚持到底，才能出大成果。”

　　这是朱文才的切身体会，也是老师王有槐等老一辈科研人员所传承的精神。

　　“我自己文化程度比较低，所以当时举办俄语、英语培训班等，我都积极参加。许多培训课的成绩都很不错。”朱文才说。

　　到北京后，朱文才积极参加业余大学学习。业余大学里的老师由各个研究所抽调，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等课程，朱文才几乎把所有课程都学完了。

　　王有槐对朱文才的影响颇深。“他是一个学术水平高，工作负责、勤奋钻研的人，对学科前沿和进展了解得非常全面。我们很尊敬他。”

　　而今，随着年岁增长，朱文才腿脚开始不便，听力也下降很多。朱文才说：“虽然不能再去研究中心走走了，但真心希望研究中心发展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