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地质人才”，1952年，殷鸿福报考了刚刚筹建的北京地质学院，选择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冷门”——地质矿产与勘探系。而当时他的成绩已超过清华大学录取线。

“在考虑升学志愿时，要从国家的需要出发。”1953年，殷鸿福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如此解释他选择地质专业的原因。

如今，84岁的殷鸿福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地质教育家，其研究成果享誉全球。他先后倡导和开创了古生物地理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提出了中国的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和发展战略；他领导科研团队克难攻坚，使浙江煤山剖面被确立为全球地质年代划分的一个标志。

半个多世纪后回首，殷鸿福院士初衷不改：“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而感到幸福和自豪。”

1956年，殷鸿福大学毕业，正好赶上国内教授首次招收“副博士”。那年，北京地质学院只招收3名研究生，殷鸿福以优异的成绩成为我国资深地质学家杨遵仪院士的首位弟子。

“文革”期间，没有科研经费，殷鸿福硬是从每月40元的生活费里省出钱做研究。他常常向同学借来相机，跑到离学校很远的中国地质图书馆拍下不外借的资料，冲洗出来拿着放大镜观看。几年下来，殷鸿福拍摄的资料有几十卷之多。

在地质学刊物全部撤销的年代里，他默默耕耘。论文写了七八篇，却无处发表，直到1978年，高校恢复招生，各种学术期刊相继复刊，殷鸿福积攒了数年的文章终于发表了。

1980年，殷鸿福作为中国第一批赴美进修学者奔赴大洋彼岸。他说：“国家给了我机会，我倍感珍惜。”

在美期间，殷鸿福发表了6篇SCI学术论文，并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刻苦研究的精神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赞叹，世界著名古生物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纽威尔教授赞誉他是“中国学者的一位优秀代表”。当时，美国一家很有名的石油公司希望他留下工作，一起合作搞研究的同事也极力挽留他。这些前景光明、待遇优渥的留美工作，都被殷鸿福拒绝了。

留学归来，殷鸿福发现，地质专业非常不景气，大量地质工作人员下海经商，古生物学的境况尤其惨淡。

“现在时髦的东西不一定是国家最需要的，要看长远。”殷鸿福开始带领团队探索中国古生物学新的发展方向。

“像动植物学家钻进深山密林考察新的物种一样，古生物家也可以搬一个板凳在一个地方坐上一天，分辨化石里的物种。”殷鸿福主张把传统古生物学与地球历史环境联系起来，他开创了一种系统科学，并称之为“生物地质学”。2008年，生物地质学项目启动26年后，殷鸿福摘取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我不亲自去野外考察，怎能拿出充分的证据让别人相信我的论证呢？”踏上地质研究之路后，他去过白雪皑皑的青藏高原，也曾在茫茫戈壁中艰难跋涉。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功成名就，都要亲自到野外考察。

1985年，为追索二叠-三叠纪的界线，50岁的殷鸿福带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岷山，却因体力不支摔倒在乱石中，一条腿粉碎性骨折，五分之一的骨头没有了。很多人认为“殷鸿福的野外考察生涯就此终结”，但经过一年多的医治和锻炼，他又穿行在崇山峻岭中，也开启了自己科研成果积累爆发的20年。

地层的年代可分为前古生界、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每个界又可分为多个系。系与系之间的全球标准就俗称为“金钉子”。距今2.5亿年的“金钉子”是二叠纪、三叠纪以及中生代、古生代的界线，一度成为各国地质学家研究的焦点。

1986年，在意大利召开的二叠纪-三叠纪国际学术会议上，殷鸿福根据实地考察推翻了近百年来确定的化石标准，提出将我国浙江煤山剖面作为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然而，国际二叠纪-三叠纪界线工作组主席、加拿大地质学家Tozer依然坚持既有标准。

1993年，国际会议改选，殷鸿福被推选为工作组主席。2001年2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认，将中国浙江煤山作为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

“归根结底，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还要看科研实力”。这颗“金钉子”打响了殷鸿福在国际地层研究中的第一炮，同样也是中国地层学在国际上打的响亮一枪。

在近60年的教学生涯中，殷鸿福桃李遍天下，他的弟子包括5名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有人说他像颗螺丝钉，扎在祖国的青山绿水间，数十年如一日；有人说他是颗“金钉子”，在教坛辛勤耕耘60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地质人。

殷鸿福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立下的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的诺言，我将继续教书育人，用自己的后半生为这个诺言和信念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