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9日，中国现代科学史家、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退休研究员樊洪业因病逝世，享年78岁。

　　樊洪业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以毕生的学术工作，为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树立了典范，被同道们公认是“最好的主编”和“最好的学术指导”。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启动不久，樊洪业便担任这一重大项目的学术顾问，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参与学术指导。在此，我们特刊发一组由采集小组成员撰写的纪念文章，以表缅怀之情。

　　樊洪业生平

　　樊洪业1942年11月9日出生于辽宁抚顺，在抚顺启蒙和长大。1960年考入吉林大学化学系，1965年7月毕业后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担任微生物所期刊编辑室负责人。1978年调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1985年随杂志社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1986年晋升副研究员，1991年12月任研究员。曾任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室主任、副所长、院史研究室主任等职，2002年12月退休。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院刊》《自然辩证法通讯》《中国科技史杂志》等刊物的编委或常务编委，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等。

　　在樊洪业一生中，主要著有《科学业迹的辨伪》《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科学旧踪》《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主编），以及正在出版中的《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论文集》和《中国科学院历史寻根考辨录》等；主编有《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竺可桢全集》（24卷）、“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56册）等。

　　上世纪70年代末，樊洪业发表了《论惠施》《李森科其人》《鲍文奎：绿色的目标》等论文，或被《新华文摘》转载，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诵，由此登上了学术舞台。在改革开放初期，樊洪业积极参与推动了关于科技人才、科学道德等问题的讨论，并撰著了《科学业迹的辨伪》一书，是我国相关主题的最早的一本著作。

　　80年代初，在科学春天的大潮中，樊洪业参与了“走向未来丛书”和“现代化信息丛书”编委会的工作，撰写了《探险与世界》一书，并开始从事科学史研究。他以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为主要研究领域，先后主持或参与编译或审校《科学技术史词典》《世界新技术革命小辞典》《新知识词林》《科学文化史年表》等著作，研究撰写了《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这一力作。他把耶稣会士来华而引发的西方科学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开篇，对此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990年12月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樊洪业任学术秘书并主持日常工作；1991年4月院史研究室成立，樊洪业任主任。他主持中国科学院院史编研工作约十年，把主要精力投入院史和20世纪中国科学史研究。他对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现代科技体制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著。他领导院史编研人员抢救院史资料，建设院史资料室，主持编辑《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创办并编辑《院史资料与研究》，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等院史著作，为院史编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着眼于院史研究的一些疑难问题，寻流考源，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为院史研究建立了很高的学术标准。他还积极推动了张劲夫撰写的《请历史记住他们》一文的问世，为社会公众认识中国科学院在“两弹一星”研制中的重要作用作出了卓越贡献。

　　进入21世纪后，樊洪业大力支持和指导“中国科学院院史丛书”的编研工作，亲自承担“中国科学院史稿”第一卷等著作的编撰任务，组织建设院史资料数据库。他还积极倡导对近现代科学文物的保护，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

　　从2000年起特别是2002年底退休后，樊洪业在继续从事院史编研的同时，先后应邀主编《竺可桢全集》这一鸿篇巨著（2001~2014）、主编“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50余册（2006~2018），并积极参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这一重大项目的学术指导工作，被同道们公认是“最好的主编”和“最好的学术指导”。他倾力投入，亲力亲为。以“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为例，从每本书的选题到组稿，从访谈提纲到书稿的审定修改，每个环节他都认真把关，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可谓殚精竭虑。《竺可桢全集》等系列著作的问世，为中国现代科技史的史料建设和口述科学史的学科建设树立了丰碑，为学界开展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樊洪业的论文和著作具有独特的学术风格，这就是总能抓住重大学术问题释疑解惑、见微知著、创见迭出，并以清晰精准的文字阐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因此，他也经常受邀在一些报刊开设专栏。他撰写了300多篇科普文章，发表了《科学旧踪》《欢迎“赛先生”》等有关著作，在普及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知识方面独树一帜。

　　2016年初患病后，樊洪业仍力疾从事，为青年科研人员授课，撰写了多篇论文，并编定了自己的论文集。

　　樊洪业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以自己毕生的学术工作，为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和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研究树立了典范。他的学术著作具有永久的学术价值，必将泽被后世，并在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世纪大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知遇之恩 永志不忘

　　樊洪业先生对我有着知遇之恩，往事历历在目。

　　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之争由来已久。2005年前后，我写出了《杰出的石油地质学家——谢家荣》《谢家荣与中国石油大发现》和《关于李四光与中国石油大发现》三篇文章，并寄给了樊先生，请他指正。樊先生读后将文章分别推荐给了相关媒体，希望能够发表。虽然没能如愿，但樊先生追求真理、支持普通作者的态度，令我永志不忘。

　　2010年，我将我写作的《论大庆等油田的发现与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无关》寄给了樊先生，没过多久，《科学文化评论》编辑部来函让我修改文章，我这才知道樊先生将我的这篇文章推荐给了该编辑部，并最终得以发表。

　　后来，樊先生希望我撰写谢学锦先生的口述史，我也因此参与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在完成了谢学锦先生的资料采集工作后，我提出希望将谢家荣先生列入采集工程，得到了樊先生、张藜老师和采集工程专家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在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过程中，每次评审会上，樊先生都给我提出极为中肯的意见，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与支持。

　　谢家荣资料采集项目结题验收后半个月，樊先生特地来电让我去他那里讨论《谢家荣年谱长编》文稿的修改，期望将《谢家荣年谱长编》做成范本，成为将要建设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的重要文献。我于2015年1月27日上午专程到他办公室聆听他的意见。樊先生拿着文稿逐一建议如何修改。

　　过了几天，樊先生再次打电话告诉我，年谱长编没有固定的格式，没有成熟的写法，他的意见不一定对，只是一家之言，让我和出版社编辑一起讨论定稿。对于一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关中国科学社的问题，他推荐我去找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剑同志。因得到张剑的帮助，将谢家荣与中国科学社的关系查得相当清楚。

　　再后来，樊先生不幸患上小细胞肺癌，我闻讯赶到他家里探望。他那虚弱的身体、极差的视力、不佳的听力，着实让人心痛、难过。前些时候听说他病情有所好转，我还想着过些时候去看望他，不想他就这样走了……这是中国科学界，尤其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樊先生对中国科学界的贡献将永世长存。

　　樊先生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作者张立生，单位：原国土资源部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

2015年1月9日，樊洪业（右）和张立生在谢家荣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验收会上

　　从平凡中发现伟大

　　8月30日，德东来电话，刚搬好家很乱，疫情后已有半年没有联系樊先生了，记挂他，让我找找樊先生家的电话。

　　第二天，一大早打开电脑，德东的微信使我震惊——我们尊敬的樊洪业先生，不幸于8月29日8时5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

　　斯人已乘鹤西去，长太息而掩面泣！

　　父亲陈学溶与樊洪业先生相识于20多年前，虽说两位先生年龄相差很大，彼此见面的次数也不多，但从竺可桢电视剧本的校审、《竺可桢文集》的校审等多次合作中相交日深，相互敬重。双方书信不断，仅保存下来交馆藏基地收藏的就有140多封。

　　在《竺可桢全集》编辑工作启动之时，樊洪业先生聘请黄宗甄、陈学溶两位先生为特邀校审，给他们极大的信任。父亲说，樊先生是办实事的人，敢说敢为、为人正直、知识面广、事业心强。能在樊先生的领导下工作，是精神上的享受。

　　2013年，经樊先生推荐、采集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父亲被列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采集对象。但父亲认为自己在气象学界就是一个最普通的人。我作为子女受聘参加了采集小组，也觉得父亲就是一个恪尽职守、认真仔细的人，从没听说过有什么特别荣耀的事值得述说。

　　针对我们的困惑，樊先生解释说：“对于国家的气象事业来讲，陈老绝对是一个典范性的人物。早年竺老为什么要广泛设立气象台、站，因为它是含森林、土壤、水文、海洋、气象等方面一个大系统的一部分，需要有相当数量的人去做基础工作。陈老甘于一辈子默默无闻，虽不是顶尖的科学家，但是国家气象事业发展需要这样的人。陈老的一生，你说他平凡也行，他做的事情构筑了国家气象事业金字塔的基石，有代表性。说他伟大也行，那种敬业精神、认真负责的态度，一方面缘于个人的性格，另一方面缘于竺老的熏陶……”

　　采集工作一开始千头万绪、无从下手，樊先生在2013年5月6日来电，亲自指导：“1.注意陈老的身体，不能太累；2.陈老的经历太丰富了，只要围绕他的书谈一些过去不能说的事、细节就行，让老先生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留下录音……”

　　我们这种野路子的采集方法得到樊先生的肯定，不拘一格以父亲能接受的方式进行采访，确实效果更好些。原本大家忐忑不安，现在松了口气。

　　针对具体问题，樊先生的指导更有作用。例如，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出与父亲有关的信件，我们原本将其直接归入采集分类的信件之中，但樊先生建议：“这些信件背后的故事请老先生说一说，不然以后不会再有人知道了。”我们拿着信追问父亲，父亲略一思索便滔滔不绝开讲。这一讲，抗战时期发生在西安头等测候所的人和事从历史尘埃中一 一浮现出来。

　　历史就是这样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串成的，缺少任何一环都会给后世留下遗憾。父亲的真实经历是这次采集中最珍贵的史料，我们尽可能完整地去记录。

　　在采集、整理资料时，难免也有灰心气馁之时——怎么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怎样才能体现出采集的价值呢？

　　樊先生告诫我们：“历史也是同样的。你把资料真正搞清楚了，利用真实的史料去说历史，才是可信的，这就叫‘信史’。陈老的事太多了，本身就是一座宝库，又保留了那么多的史料。”

　　我们感叹：樊先生把父亲一生的每段经历都提高到从社会、科学发展的轨迹上来思考，从历史发展的史料性来分析，让人们从全新角度去看待一个普通人所做的平凡工作的可贵贡献。

　　2013年11月29日，樊先生亲自上门，父亲对樊先生很是敬重、信任，因此，一同前来的采集工程办公室人员很顺利地采集了父亲保存了几十年的珍贵的甚至是孤本的资料、照片等。

　　后来，由于撰写父亲口述史的作家病了，樊先生在百忙中又毅然主动承担起编写任务。他的“吹毛求疵”在那段时间表现得淋漓尽致：研究报告中记录陈学溶的祖先陈琳的事迹，需一页页查找明史求证；许鉴明、黄逢昌的事情；黄士松的便条日期与父亲在纪念竺可桢先生逝世十周年大会所作报告的日期有矛盾；朱岗昆、程纯枢究竟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还是地理系；各种旧照片人物的辨认……为一个问题或一个字，樊先生要较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时间，务求准确、真实，经得住历史考验。

　　读过樊先生整理的《我的气象生涯》一书的气象界老先生们，都认为樊先生能站在史学立场上，把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放在社会大背景下分析、描述，可读性强，写得真好。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樊先生太累了，身体每况愈下。他在重病卧床期间还在想着《百年风雨：陈学溶口述自传》一书内容的增补和出版等事宜，令人感动。

　　樊先生吃的是故纸堆中的草，挤出的是滋润社会的香醇牛奶。他教会我们从平凡中发现伟大，而从他身上，从他那“敬业精神、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也分明感受到了伟大……（作者：陈德群，单位：江苏省气象局）

2009年2月14日，樊洪业（右）和陈学溶交谈

　　八年教诲萦心头

　　8月29日，中国现代科学史家樊洪业教授因病辞世。噩耗传来，史界惊悼，知者皆哀。从此，中国失去了一个治学精勤、著丰业伟、为人真诚、指导后学的学者。我作为被先生教诲指导过多年的后辈，更是往事萦心头，哀伤不已。

　　“手把手”指导

　　“许多访谈者都有被樊先生‘手把手’教的经历，他们无不感佩于先生的认真、细致、严谨与专业。”对这段话我感受颇深。毫不夸张地说，我有两篇传记都是樊先生“手把手”指导完成的。

　　2012年11月，薛兴亚研究员带领我到济南参加卢佩章采集工程结题汇报会。卢院士的传记是由我主笔完成的，评审会上，樊先生对卢院士的传记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会下，我找到樊先生，向他询问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想了想说：这样吧，过一段时间我们面谈一次，这期间，我再仔细看看你写的传记。

　　12月初，我来到樊先生的办公室，他热情接待了我。他对我撰写的卢佩章传记做了许多标注，根据标注为我进行讲解。

　　先生用了约一个上午的时间为我讲解并点评，一字一句细心辨析。结束后，他又对我提出了5点修改要求。

　　离开北京后，我按照樊先生的要求重新撰写了卢佩章的传记。卢院士看完后非常满意，说：“非常感谢你们所写的这个材料，你们将我忘记的工作写出来了，将我不知道的工作背景和影响也写出来了。”

　　2013年10月，我应邀参加大连理工大学赵国藩采集小组的采集工作，也是担任写作任务。次年7月，我到沈阳参加结题评审会。樊先生也参加了评审，他对这部赵国藩传记非常不满意。当天晚上，他与我交谈了约一个多小时，系统地讲明了如何修改传记的意见。

　　樊先生说：“赵院士是土木工程专家，你对于他的工程实践方面提炼和挖掘不够，学术思想的脉络梳理得也不清楚。举个例子：你曾经写道，上个世纪50年代，赵先生担任助教期间，曾经发表过4篇论文、两部著作。你只是泛泛地提到，没有介绍传主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同行学术水平，在学科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也没有写出来，创新点也没有总结出来。这样写怎么行？”

　　当我问到如何才能梳理清楚传主学术成长的脉络，樊先生回答道：“传主在这个学科当中处在什么地位，以及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贡献，你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具体地写学术成长的历程。你还可以将传主学术成长的道路，分成几个历史阶段，找出每个历史阶段的关节点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深入挖掘、展开，而不是简单把若干史料往上一堆就完事……”

　　评审结束后，我按照樊先生的指导意见重新修改和补充了赵国藩的传记，提交采集办公室获通过。该稿后来经补充修改后列入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出版系列。

　　对此，赵国藩院士的女儿赵燕老师曾多次感谢我所做的工作和努力。每当这时，我都想起樊先生对我的谆谆教诲和热情帮助，我心里非常明白，如果没有樊先生“手把手”的指导，我是绝对完不成这篇传记的。

　　君子之交淡如水

　　樊洪业先生与胡皆汉先生曾是两位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

　　2012年11月初，我参与的“卢佩章学术成长采集小组”根据卢佩章院士的提议，来到胡皆汉家中对他进行有关卢佩章的访谈。之前得知胡先生撰写的自传《回眸科研情—— 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回顾》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访谈结束后，我们便向胡先生提出赠书请求，他本人欣然同意。

　　这本书令我非常感动，后来在卢佩章采集工作的结题会上我将此书送给了樊先生，希望樊先生也能了解一下。

　　樊先生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浏览了这本书，第二天找到我说：“胡老的这本书写得很好，只是出版社的影响比较小。你回去后与胡老谈谈，如果他愿意，我将这本书重新修改，列入‘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重新出版，将这本书打造成一本精品。”会议结束后我来到胡先生家，转达了樊先生的意见，胡先生非常高兴，表示将积极配合。

　　2014年新年伊始，胡先生将所有精力都用在修改、补充《回眸科研情—— 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回顾》一书，3个月后交稿。樊先生收到后，很快便与胡先生通了电话，然后给我打电话说：“与胡老通了个电话，他的广东口音太浓了，我基本上听不懂。另外，胡老不能使用邮件。你为我们当联络员如何？”我欣然同意。

　　樊先生也是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将胡先生的原书修改完毕，命名为《自由探索之追求——胡皆汉自述》，该书于2015年8月出版发行。

　　在樊先生修改胡先生一书初期，我曾建议樊先生能否将胡先生列入采集工程中被采集的对象（此事我一直没有告诉过胡先生），樊先生当时回答：“你的建议很好，我事情比较多，待胡老的书出版后，你再提醒我一下！”2015年8月，在与樊先生的一次通话中我重提此事，樊先生说：“我知道了！”

　　是年10月，我随同大连理工大学赵国藩院士、邱大洪院士、林皋院士的采集小组成员一起来到北京，向张藜教授汇报采集工作的进展情况。我将《自由探索之追求——胡皆汉自述》一书赠送给张教授，她告诉我：“国庆节前夕，樊先生已经将这本书送给我了，我利用整个假期阅读完这本书。胡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自述写得很好。”

　　张教授与樊先生办公地点同在一个院内。汇报结束后，我去樊先生办公室探望他，几个月没见，他背也驼了，步履艰难，明显衰老了很多。我心中不是滋味，问他：“您不舒服吗？”他回答：“夏天在长沙开会后便患重感冒，一直没好！”

　　大约几个月后，我在与樊先生一次通话中得知他患上了肺癌。我声音颤抖地对他说：“您一定抓紧治疗。千万别耽搁了！”先生平静地回答：“你放心吧。现在医疗水平很高，我一定会配合治疗的。”

　　这年冬天，我在一次会议中见到张藜教授。张教授将胡皆汉先生列入采集工程的函件托我转交给胡先生。胡先生见到函件非常激动，立刻让我转达对张教授和樊先生的谢意。我告诉樊先生后，先生回答道：“向胡老表示祝贺！胡老被列入采集工程完全是他个人非常优秀，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今年9月1日，胡先生得知樊先生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第二天便写下催人泪下的悼歌三联。听说我要到北京八宝山参加樊先生的告别仪式时，他又嘱我一定与他联名送给樊先生一个花圈，以此来寄托他的哀思！之后，又作诗曰：

　　晚交八载情，宝山万年墓，樊公乘鹤去，史著留人间。

　　9月2日，我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来到八宝山梅厅，与前来吊唁的人群一起素衣肃立，胸前别着白花，向樊先生做最后的告别。“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敬爱的樊先生虽已故去，但明德永存，激励后人无数。（作者：姜文洲，单位：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2012年11月，樊洪业（左）与姜文洲在济南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