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一位百岁研究员驾鹤西去。让我们共同追忆这位随共和国一路走来的电力“工匠”——韩朔。

　　他出生于1918年，命运亦如他出生的年份一样，风雨飘摇。因求学、工作饱受战乱的时局影响，他辗转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春大学、东北工业部、长春东北科学研究所（现长春机电所）任教或工作。这是一位在战争年代成长并坚守的电力人。

　　在废墟堆里大干一场

　　20世纪50年代，东北解放。经过战火洗礼的东北电力系统亟待恢复和重建，韩朔终于能够大干一场了。

　　他认为，科研应该急国家之所急。东北几乎所有电厂均被炸毁，电力的远距离传输成问题，韩朔领导课题组在国内首先自行研制了30万伏、100万伏高压冲击发生装置。

　　为了避免天气等突发因素的干扰，韩朔带领团队开展了高压避雷器、绝缘子等一系列高压实验和测试方法的研究，为防雷和过电压保护问题进行了大量工作。1953年，由他设计的高压阀型避雷器正式投产，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该类避雷器的国产化。

　　随着电力供应量的增加，电力系统的调度成了新的难题。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不是主要研究方向，但当时身为长春东北科学研究所电力研究室副主任的韩朔不这样想。他觉得，电力系统的优化是件“大事”，能够帮国家更好利用和分配资源。

　　为此，他研制了我国第一条串联电容补偿输电线和我国第一台大型交流计算台。该计算台使用多年，对东北电力系统的调度运行和规划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尽管成果一个接一个，但韩朔还是意识到中外的巨大差距。1957年，韩朔急流勇退，前往苏联科学院电工研究所进修学习，一学就是三年。

　　“科学家要有魄力，不仅要有敢于做新东西的勇气，还要有敢于放弃的勇气；做研究时候需要有一双慧眼，看准了的要坚持，发现没有前途的，不要因为已投入太多而舍不得放弃。”韩朔说。

　　1960年初韩朔回国，回到中科院电工所工作。当时正值电工所刚成立，韩朔觉得恰逢其时。回所后他又搞起了励磁系统的模拟电力系统综合稳定方面的研究。

　　“所有波折都是过程”

　　正当韩朔酣畅淋漓开展研究工作的时候，他遇到了令他一生难忘的挫折——电力系统下马。

　　1965年，原本厚积薄发、正处在出成果阶段的电力系统研究，突然被叫停。出于为避免电力系统研究与产业部门、高等院校间不必要的重复等原因，中科院对电工所的科研方向任务进行了调整。韩朔所在的科室就在调整范围中，电力系统稳定研究室和电力系统自动化研究室被同时撤销，有关电力系统的研究工作转移给产业部门，设备调拨给电力部电力科学院和华中工学院等处使用，人员也分流安置。

　　身为室主任的韩朔也面临着安置问题。此时他已近知天命之年，当时华中工学院邀请他去。是继续在电工所工作，还是在外单位去继续搞电力系统研究？面临人生重大转折的韩朔十分犹豫。

　　最终，他婉言谢绝了邀约。但一时没有去处，他只能在电工所等待。

　　然而，祸不单行，“文革”爆发，韩朔成为被审查对象。这段时期，他被“安置”在图书馆，他就在图书馆翻译一些国外电工技术方面的新进展材料。

　　面临生活的风雨飘摇，他没有悲观失望。“车到山前必有路。”他说，“我很少有悲观失望的时候，即使受挫也从不灰心。所有波折都是过程，都会一点一点过去。”

　　“路是靠人走的”

　　在图书馆做翻译的韩朔，也没有忘记积极寻找新的研究方向。后来，他认识到超导应用是一个有前景的研究方向。

　　1973年，韩朔在研究所的支持下建立了超导研究室，这帮助他走出了低谷。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电工所超导技术研究已具有一定规模，成为国内超导应用的重要研究力量，并实现了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产品化，推动了这一新兴学科在国内的发展。

　　1983年5月，中科院为提出超导技术发展方针并拟定超导技术发展规划，成立了超导技术规划专题组，韩朔任专题组副组长。

　　此时的韩朔，已过花甲之年。

　　对于所遇到的挫折，韩朔说：“人总是要浪费一些时间、虚度一些青春，世事就是这样。困难来了，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就暂时不想，但要坚信没有事情是解决不了的，一定会有办法的。路是靠人走的，不是现成的，人总要往前走。”

　　耄耋之年，韩朔一直精神抖擞、神采奕奕。问及缘由，他说他一直保持着一个好习惯：倒下就能睡觉，什么都不想。“我不太爱回忆过去的事情，人要把自己摆在合适的位置，尤其要找准现在生活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