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鸣龙（1898—1979），江苏扬州人，有机化学家，我国甾体激素药物工业的奠基人，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79年7月1日逝世。

　　早年研究中药延胡索和细辛中有效成分，后研究甾体化学，发现了甾体的双烯酮酚反应，并应用于山道年及其一类物的立体化学研究；发现山道年的4个类似物在酸、碱作用下可以“成圈”转变，由此推断出其相对构型，使国内外在山道年及其一类物的绝对构型和全合成方面有了理论依据；改良了Wolff-Kishner还原法，被称为“黄鸣龙改良还原法”，编入有机化学教科书中，为世界各国广泛应用；利用薯蓣皂素为原料，七步合成了可的松，并很快投入生产；研制了后来用作口服避孕药的甲地孕酮和其他几种主要甾体计划生育药物。

　　在半个世纪的科学生涯中，发表研究论文近百篇，专著及综述近40篇，著有《红外线光谱与有机化合物分子结构的关系》《旋光谱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等书，1952年回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理事，国家科委计划生育专业组副组长、国际有机化学杂志《四面体》荣誉编委，曾当选为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人物生平

　　1898年7月3日，生于江苏省扬州市。

　　1916-1919年，浙江医药专科学校（现浙江医科大学）学生。

　　1920-1922年，瑞士苏黎世大学学生。

　　1922-1924年，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

　　1924-1928年，浙江省卫生试验所化验室主任，卫生署技正与化学科主任，浙江省医药专科学校药科教授。

　　1928-1934年，浙江医药专科学校药科教授、主任。

　　1935-1938年，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化学研究所访问教授。

　　1938-1940年，德国先灵药厂研究院访问教授；英国密得塞斯医院医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访问教授。

　　1940-1945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昆明）研究员兼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1945-1949年，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访问研究员。

　　1949-1952年，美国默克药厂研究员。

　　1952-1956年，军事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研究员。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1956-1979年，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名誉主任。

　　1960年5月至7月，赴苏联全苏药物化学研究所、捷克科学院有机和生化研究所及捷克化学会讲学。

　　1966年，《醋酸可的松的七步合成法》获国家发明奖。

　　1979年7月1日，于上海逝世。

　　1982年，《甾体激素的合成和甾体反应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每每翻开人生中的第一篇论文，吴毓林总会想起1965年春天的那个电话。

　　“电话里，黄先生让我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论文署名的第一个，把他的名字放在后面。”时光流逝半个多世纪，今已81岁的吴毓林仍记忆犹新，“实际上，这篇关于猪胆酸的研究题目是黄先生提出来的，我只是按他的思路进行了实验工作。”

　　这位“黄先生”就是吴毓林的导师黄鸣龙，我国有机化学先驱。正是在他的带领下，我国发现了合成甾体激素的新方法，生产出口服避孕药，培养了一批有机化学人才，奠定了中国有机化学合成的基石。他的名字在国际科学界也占有一席之地，以中国人命名的有机化学反应——“黄鸣龙还原”依然在世界各国的教科书中闪耀着中国学者的智慧。

　　三渡重洋，游子归国获新生

　　1898年7月3日，黄鸣龙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清贫的书香门第。受二哥黄胜白（药物学家）影响，他也走上了药学之路。

　　1919年，从浙江省立医学专科学校（现为浙江医科大学）毕业的黄鸣龙欲出国深造，但苦于无路资。他就在二哥介绍下，作为随船药师赴欧留学。

　　5年后，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黄鸣龙满怀抱负回国效力。他先回到母校教授药学，想开展新药研究却缺乏实验材料和设备；到南京卫生署化学部工作后，发现伪药充斥市场，建议严格检查药物成分，但当时官商勾结，深感无奈的他不得不再赴欧洲。

　　10年的虚度让专业荒废太久，黄鸣龙只好在柏林用一年时间学习新技术。其间，他把注意力转向了上世纪30年代有机化学领域的热点课题——甾体化学，在德国先灵药厂研究胆甾醇结构的改造和女性激素的合成。

　　1940年，应中央研究院朱家骅邀请，黄鸣龙再次回国，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并在西南联大兼课。但抗战期间的实验环境让他不得不第三次漂洋过海。

　　1949年，新中国诞生，已是天命之年的黄鸣龙激动万分，报效祖国之心再次强烈跳动——他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借道去欧洲讲学摆脱跟踪，辗转回国。

　　“他避开阻挠而绕道归国，可见爱国之诚。”黄鸣龙的朋友、我国无机化学家柳大纲曾评价说。

　　回国后，黄鸣龙应邀担任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随后又任职中科院有机化学所（以下简称有机所）研究员。其间，他多次致信海外友人，鼓励他们回国。在黄鸣龙的鼓励下，一些优秀的医学家、化学家先后从国外归来。他的儿子、女儿也相继归国，投入祖国建设的洪流。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在美国时，虽然生活好，但也会时常觉得沉闷，因为那个时候的工作与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建设毫无关系。他写道：“我在国内现在生活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心情舒畅，有热情、有目标，工作情绪挺高。”

　　“从这些距今60多年的已经泛黄的信件的字里行间，依旧可以体会到黄鸣龙先生当年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喜悦之情和拳拳爱国之心：只有把人生的理想和国家发展、民族富强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生才有价值。”在纪念黄鸣龙诞辰120周年时，有机所党委书记、有机氟化学专家胡金波以此激励青年学子。

　　大展宏图，甾体工业填空白

　　上世纪50年代，甾体激素药物工业已在世界上兴起，而我国仍是空白。1952年回国后，黄鸣龙主张走自己的路，从国内丰富的医药遗产中提取原料。他带领青年科技人员，开展了甾体植物的资源调查和甾体激素的合成研究。

　　经过几年奋战，中国药学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黄鸣龙带领下，以国产薯蓣皂素为原料合成的“可的松”成功问世。它不但填补了我国甾体工业的空白，而且使我国相关合成方法跨进了世界先进行列。大家向黄鸣龙祝贺时，他开怀地说：“我这颗螺丝钉终于发挥作用了！”

　　“国外在上世纪50年代从薯蓣皂素合成可的松，需要14步化学反应，黄鸣龙合成法只要7步，让生产时间和成本大幅降低。”吴毓林向《中国科学报》介绍。在我国生产出可的松之后，西方国家的相关药品售价大幅降低。

　　继可的松之后，我国的甾体激素药物如黄体酮、睾丸素、地塞米松一个接一个问世，药厂一个接一个投产。黄鸣龙更加忙碌了，他不仅奔波于实验室和工厂之间，查看原料资源和合成路线，还亲自开课讲授甾体化学，培养出一批专门人才。

　　1964年，黄鸣龙以突出贡献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会上，听到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重视计划生育，防止人口过快增长，他立刻联想到国外有关甾体激素可作避孕药的报道。

　　在北京返回上海的列车上，黄鸣龙的思绪在一条口服避孕药的合成路线上跳动。一回到单位，他就提出了自己的设想：组织全国范围的大协作，开展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项目。

　　国家科委非常重视这一提议，专门成立了计划生育专业组，由他任副组长。科研工作很快展开了。

　　不到一年，黄鸣龙牵头研制的口服避孕药甲地孕酮获得成功，令世界瞩目。他和团队改进后的方法只有3步，比原来少了一半，但总收率却达40%，比原来多了1倍多。随后，几种主要的甾体避孕药物很快投入生产，并在全国推广使用。

　　“这是有机所历史上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中科院院士、有机所研究员戴立信说，“我们不仅发展了国外刚刚兴起的甾体合成研究，还把它做到了实际应用中去，为计划生育作了贡献。”

　　严谨治学，绝知此事要躬行

　　今天，有机所有一个传统，进所的新生都要先过实验关。这正是从黄鸣龙开始的。

　　作为一名科学家和教育家，黄鸣龙十分重视基础实验。“我国一向有过分重视捧书本子的习惯。这种偏向，使得有些学生读书不能深入，基础不扎实，实验结果往往无稳定性。”他曾在《加强研究工作提高学术水平》一文中如是强调。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还没有制定统一的研究生制度，有机所当时的研究生不上基础课和专业课，而是自学，重点是写论文。但黄鸣龙则另作安排。他的学生韩广甸、廖清江等回忆，黄鸣龙选择了三四十个典型反应，训练学生和新进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做实验的准确性，增强他们对化学反应的理解，让他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尽管黄鸣龙所改良的Wolff-Kishner还原法是在偶然中发现的，但却与他多年一贯严格的治学态度分不开。在哈佛大学期间，一次他做实验时因临时有事外出，便托同事代管。等他回来时东西已烧干，但他没有把残渣扔掉，而是继续观察分析，结果发现了Wolff-Kishner反应的产物。他顺藤摸瓜，通过改变一系列条件，改良了该反应。

　　“新的还原反应不需要贵重的无水肼，也不需要容易爆炸的金属钠，反应时间从原来的3~4天变成了2~3个小时，产率更是显著提高，达到了90%。”吴毓林介绍说，现在国际上进行羰基还原成亚甲基的反应，基本用的都是“Wolff-Kishner—黄鸣龙改良还原法”。

　　“他还告诫我们，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忠诚老实。科学本身就是老老实实的，不忠诚老实，迟早是过不了关的。”黄鸣龙的学生、中科院院士周维善在缅怀恩师时曾说。

　　忠诚老实、无怨无悔是黄鸣龙对待科学事业的基本态度，也是他做人的准绳。1969年，他从“牛棚”出来后，听到周总理关于要研制男用口服避孕药的指示，立马又拖着病体，没有一句怨言地投入科研工作。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国外文献，掌握国际科技动态，直到病重，无法继续工作为止。

　　1979年7月1日，黄鸣龙逝世。纽约《华侨日报》报道了他奋斗的一生，对他为人类作出的卓越贡献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今天来看，黄鸣龙先生当初提出的科研工作要重视实验，不要‘以长为贵’，而要‘以才为贵’，这些都是很好的提法。”戴立信说，这些观点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胡金波也激励青年学者继续传承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团结协作、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记者手记

　　“疾奔奔，疾奔奔（扬州话音为‘蹦’），孙猴子与唐僧、猪八戒、沙和尚，连马五家僧，西天去取经……”小时候爷爷黄鸣龙给她讲的西游记歌谣和各种扬州笑话，今天黄微仍能脱口而出。

　　“我爷爷平生的第一个理想是去马戏团耍杂技！”黄微说，“爷爷小时候会用手倒立着‘走路’，一张照片里还留下了他用一把伞顶着球的瞬间。”

　　作为我国有机化学的先驱，黄鸣龙绝非传统观念里的刻板“理工男”。他喜欢唱歌、画画、打网球，而且都不只是“玩玩”而已。他在柏林时曾参加过合唱团，送给妻子的水墨画技艺精湛。

　　既然做了，就努力做好。在科学上，黄鸣龙也是如此。此次写作过程中，记者搜集到的史料里有很多“小事”都能看出他的“执着”。

　　1933年，在杭州教学时，因为缺乏实验场地，黄鸣龙就在寓所中设了私人化学实验室进行研究；夏季炎热，由于屋子处于湖滨，蚊虫颇多，他就放弃暑假休息，夜间登上小舟，点一气灯，用纱将舟罩住，坚持工作。

　　1942年至1944年间，黄鸣龙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工作时，物价飞涨，研究经费也少，他的生活很困难，但依然进行了山道年结构的研究。

　　他还把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与青年科研工作者分享。在1956年于《上海科联》报刊上发表的《如何向科学进军》一文中，他强调做科研要有兴趣和光荣感，不要存在功利主义和冒进主义，绝对不能怕麻烦，要先探后进、绝对唯物、忠诚老实。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让各种科研弄虚作假的现象无所遁形：“不真正地钻研学术，而专想发表著作，博得虚名；或译写已知的文章，冒称是自己的论文；或将人家的工作改变无关紧要的条件，便冒称为改良的新法；或在一个工作报告中，所有各步骤都是已知的，但作者在某步或若干步不注明文献的号码，看起来好像这个工作中若干部分是他创设的。”

　　“这迟早是过不了关的。”他说。这些话对今天的科学研究仍有现实意义。

　　有人说，在科学研究上，黄鸣龙是“正直的科学家”，是“不打引号的科学家”。他针砭时弊提出做科研不能“以长为贵”等意见，面对打击，他没有一句抱怨，出了“牛棚”后，拖着病躯，把所有的心力用在了推动药物合成的目标上。

　　我想，或许是因为对科学、对祖国的热爱，使他不容许自己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其他事情上。正如黄鸣龙曾在一封信中对海外友人所说，“我庆幸这次回到祖国获得了新生，我觉得自己年轻多了。我以一个儿子对母亲那样的忠诚、热情，竭尽我的努力……”

　　人人都会碰到生活中的“钉子”、挫折和冷遇，有人因此耿耿于怀，不愿放下；有人略受打击，就一蹶不振。这个时候，或许我们需要看看前人走过的路，重拾初衷，更坚定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