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川

　　陈毓川，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矿床地质学家。1959年毕业于苏联顿涅茨克工学院；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长期从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区域成矿规律、成矿预测研究及勘查工作。在锡、钨、铁、铜、金等矿床，桂北、宁芜、南岭、阿尔泰地区及全国区域成矿规律、矿床成矿模式、矿床成矿系列研究领域和矿产勘查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自1983年起，在任地质矿产部地质矿产司司长和部总工程师期间，对推动地质找矿、黄金储量较大幅度增长以及低品位金的堆浸提取技术的推广等起了重要作用。出版专著20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80余篇。1997年获李四光地质科技研究者奖。

　　地质梦想从大厂起飞

　　1934年12月7日，陈毓川出生于浙江省平湖市乍浦镇的一个职员家庭，3岁时随全家逃难到上海。由于长兄是地下党员，长姐也热切投身革命，少年陈毓川深受影响。上海一解放，刚上高中的他便第一批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学校团支部书记，积极组织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也是从那时起，他把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发展联系起来，而为国、为民、为共产主义目标奋斗的理想，也伴随了他一生。

　　1952年，陈毓川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第二年被选送去苏联留学。195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苏联顿涅茨克工学院地质勘探系学成归来，被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郭文魁先生的带领下从事矿床研究工作，真正踏上了探索地质科学奥秘、打开矿产资源宝藏的艰辛旅程。

　　工作不久，陈毓川随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朱效成考察了广西大厂锡矿。大厂锡矿是一个古矿山，当时正在开采出露地表的大矿脉，同时，215地质队的深部找矿工作也已显示出很大前景。

　　虽然与大厂的第一次会面有点走马观花，但大厂作为陈毓川在国内接触到的第一个矿床，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两个月后，他陪同一位苏联矿床专家再次来到大厂。苏联专家认为大厂的资源远景好，应很好地进行研究与勘查，并建议他以此矿区为专门的研究对象。

　　陈毓川专门研究大厂矿区锡多金属矿床的想法获得了老师郭文魁的支持。郭文魁嘱咐说，一定要钻进去，要建立自己的标尺；朱效成副院长则希望陈毓川去矿山好好锻炼、好好实践，“就像下围棋时的‘冷子’，现在安心钻研，以后才能派大用场”。

　　1960年6月，陈毓川再次踏上了大厂的土地。这次，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个过客，而是一个真正的探秘者——他要对大厂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寻觅、发现这个古老矿山新的秘密。

　　他像一个刚刚获得新玩具的孩子，一刻都不愿意放下对未知的探索。天晴，他上山跑地表，雨天，他改下坑道；为了省时间，观察、描述、采样同时进行。下坑道是个比较辛苦的活儿。从坑口走斜井下去，到底层的垂距是200米，每次背着满满一大兜样品走上来都是一身大汗。虽然辛苦，但坑道却是陈毓川最喜欢的地方，总感到看不够，看不完，他觉得各种地质现象背后无数的奥秘，像磁石一样让人难以自拔。一般，他吃了早饭就下去，下午四五点钟才上来，晚上再整理标本。别看每天都累得像散了架，但一觉睡过，早晨又变得充满活力。

　　大厂外围的芒场矿区是个荒废了的古矿，215地质队曾在这里进行过踏勘。怀揣215队提供的简略地质图，陈毓川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这里摸了个遍。芒场矿区的金秋之夜是陈毓川心底最美的记忆：坐在小屋门前，面对暗处的深山，头顶闪耀着的星空，轻嗅风中带来的村口桂花树的醇香，整个人都沉醉了。直到今天，陈毓川还认为，能看到普通人难以看到的风光、能更深刻地领略自然的韵味，是地质事业带给他的一大享受。

　　舒适的微风，变成酷热的焚风，转成清凉的秋风，又变为刺骨的寒风。近9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此时的陈毓川已对大厂矿区的地表和各个坑道、各个矿床和矿点有了初步的了解。不过，这还远远不够。

　　1961年春节后，陈毓川作为地质研究所锡矿组负责人带队再赴大厂矿区，对其进行重点研究。因为大厂地区实际上是一个矿带，共有矿床数十个，而其中的长坡—铜坑及巴里、龙头山矿床是一个保存十分完整的与燕山晚期花岗岩有关的锡石硫化物多金属矿床，是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矿产基地之一。

　　陈毓川在大厂的“冷子”生涯又继续了4年，直到1965年5月被任命为东乡研究队的业务副队长，派去参加长江中下游铜矿会战。而在大厂的这5年中，他完成了6份报告：总结了成矿规律，提出找矿方向，特别是提出龙头山深部找矿远景区及粤北陆块北缘马关—文山一带找锡远景区的预测，经20世纪70年代地质勘查工作都找到了大型锡多金属矿床。

　　离开大厂的时候，陈毓川的工作还没完全完成，他提出能否把大厂研究报告的收尾工作做好再去东乡研究队，答复是“大厂的收尾工作先放一放”。结果，这一放就放到了1980年。

　　1980年，由于承担国家科委设立的个旧—大厂锡多金属矿床研究项目，陈毓川时隔15年重返大厂。通过从四维时空角度研究大厂矿带的成矿规律，项目组建立了大厂矿带的区域成矿模式，进一步开展了成矿预测，并出版了《大厂锡矿地质》专著，在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对于陈毓川而言，大厂是个与青春、理想无法割舍的地方，更是他的地质之梦诞生与飞翔的地方。

　　用新概念为找矿指明方向

　　“冷子”在磨炼中成长。

　　1965年，陈毓川等在江西东乡枫林矿区配合铜矿会战，与同事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并验证了钨在硫化矿床氧化带中的地球化学行为及含钨铁帽的成因，由此确定了一种铜钨共生的新的矿床类型。

　　然而，1966年7月底，政治风云彻底破坏了陈毓川的科研轨迹。他被迫中断了对江西东乡枫林铜矿的进一步研究，戴着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等帽子，度过了黑暗混乱的5年，直到1971年7月地科院革委会落实中央“抓革命促生产”批示将他从干校召回，才获得了重新搞科研的机会。

　　1972年至1976年，陈毓川作为地矿所、华东地质研究所联合研究队队长，组织、领导了由17个单位、近200人参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唯一的地质领域科技攻关项目——《华东（宁芜）火山岩地区铁、铜矿成矿规律、找矿方向研究》，研究并提出“宁芜玢岩铁矿成矿理想模式”——这也是国内外第一个区域成矿模式。这一项目成果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掀起了地质界的“火山热”，后来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更重要的是，自此之后，我国区域成矿模式的研究工作得到很大发展，成为指导区域找矿的一盏明灯。

　　1977年，全国开始掀起富铁矿大会战，地科院组织了三个铁矿研究队参加国家科技攻关，陈毓川是第二铁矿队队长，负责火山型铁矿的攻关研究。陈毓川也的确未负众望，在对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等地的多个铁矿进行研究后，总结出了全国陆相火山型铁矿成矿规律。

　　一个新概念的提出是该领域长期科学实践积累的必然结果，它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完善、发展，最终推动下一个新概念的形成。这也是大部分学科成长都会遵循的轨迹。

　　1979年，在程裕淇院士的率领下，陈毓川、赵一鸣与程老共同发表了有关“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的第一篇论文《初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这也标志着这一矿床新概念的诞生。

　　“矿床的成矿系列”，是指一定的地质作用及其有关的成矿作用在四维时空中可以形成成因联系的一组矿床，而这具有普遍性的意义。陈毓川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能将这个概念进一步完善，将会对地质矿产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地质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多属于阶段性、探索性成果，都需要继续探索研究，决不能有半点满足，固步自封；科学研究的目标是探索未知、创新开拓，而研究成果是为了发展科学和推广应用，造福于社会。”

　　果然，在20世纪90年代地矿部部署及开展的第二轮成矿区域规划中，成矿系列概念作为区域成矿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对各主要成矿区、带进行了成矿预测，为地矿部“十五”矿产勘查工作部署及跨世纪矿产勘查工程提供了科学依据。

　　与陈毓川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认为，对“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的深入研究，不仅是陈毓川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点，也是一大亮点。这也是中国地质矿产行业人们的共识。

　　“六五”期间，陈毓川主持开展了南岭地区矿床成矿系列的研究，并出版了《南岭地区与中生代花岗岩类有关的有色及稀有金属矿床地质》专著；“七五”期间，他主持了“全国固体矿产成矿预测系统综合研究”，进一步研究了全国的主要矿床成矿模式和矿床成矿系列，并出版了编著的《中国矿床成矿模式》一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新疆矿产资源的国家攻关项目（305项目）中，领悟到了在一个构造旋回中，在一定的地质构造演化阶段及相应的构造单元中，亦有规律地形成与不同成矿作用有关的矿床成矿系列，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登红研究提出了矿床成矿系列组的概念，使矿床成矿系列的概念又得到进一步完善；20世纪90年代，组织开展“中国重要成矿区、带成矿系列、成矿模式研究”项目，出版了《初论中国矿床成矿系列》《中国主要成矿区带矿产资源远景评价》等专著。

　　进入新世纪后，陈毓川又和六位院士及39个单位的200多位科技人员，共同承担了《中国成矿体系及区域成矿评价》项目，以成矿系列概念为主线，较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各省（区）、各主要成矿带的区域成矿规律、成矿谱系，对全国矿床成矿系列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汇总，对成矿系列的概念又进一步加以完善。不仅如此，他们还初步总结提出了中国大陆成矿体系，并运用综合信息成矿预测的理论与方法对12个矿种进行了潜力评估，对各主要成矿区、带进行了成矿预测，提出了找矿远景区和找矿靶区。这些研究成果，许多已在矿产勘查工作中予以验证，获得了很好的找矿效果，使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深化与应用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2006年起，我国在矿产资源领域开展了多项重要国情调查，其中的一项便是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以此摸清煤炭、铁、铝、金、铜、铅锌、银、钨、稀土等25个非油气重要矿产资源的家底。

　　陈毓川更忙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充满科学创新的宏大工程中，以成矿系列理论为指导，加强区域成矿规律及相关基础地质研究，最大限度地深入分析地质构造的成矿信息，在成矿区内圈定预测区的基础上，实现分省和全国资源潜力预测评价。

　　2014年，这项集合165个单位、3700多人心血的重大项目进入尾声。也是在那年夏天，国土资源部通报表扬了参与这项工程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陈毓川成为4位获突出贡献奖中的一位。而他领衔完成的《全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研究》项目系列丛书，尤其是其中的《中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则成为指导当前矿产勘查开发实践的“通用教材”。

　　80多岁，大多数的老年人都在享受安逸舒适的晚年时光，旅游休闲，含饴弄孙，可陈毓川仍然像个陀螺一样，一刻都停不下来，忙得连周末和假日都没有。他的夫人孙铮笑言：“我也曾劝他适当放慢节奏，增加点别的爱好，可后来发现，他是真的没兴趣，心里只有工作。兴趣爱好可以增强人的生命力，既然他这样最开心，我也就不再劝他，只是让他悠着一点儿。”

　　现在的陈毓川在忙什么？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另一项世纪性的“大工程”——领衔《中国矿产地质志》的研编。

　　这是我国第一部涵盖全国及各省（区、市）全面总结区内现代矿产地质工作的矿产调查、勘查和科学研究成果的志书，其目标是全面汇总及进一步丰富发展全国及各省矿产资源地质及重要成矿规律，提升对全国全部矿产矿情的掌握。如今，尽管经费紧张、困难重重，但在他的麾下，却集中了中国地质行业数百家单位数千位地质工作者共同的志向和热情。

　　“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现在已被纳入《国土资源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国矿产地质志》系列成果也已列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我们要把《中国矿产地质志》打造成资料最全、最新、最翔实的矿产地质文献，成为继1906年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之后的一部传世之作。”看得出，宏伟的目标和满满的工作，让83岁的陈毓川忙碌着、幸福着。

　　为国家发展服务是他一生的使命

　　陈毓川说，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找矿。其实，他心中所放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项目，也不仅仅是跑了多少矿山、找出了多少矿，而是地质行业如何才能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找到应有的位置、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老师的特点就是大思维、大格局，站位高，目光远。他无论是在哪个历史阶段，总是会站在国家和人民的角度上思考问题、积极行动，从来不为个人。”他的研究生王登红这样说。

　　许多人并不知道，在中国地质行业的不少大事件中，陈毓川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曾同时担任地质矿产部地矿司司长、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全国黄金地质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等职务，担任过原地质矿产部的总工程师、地质调查局局长，还在退休后连续组织实施了8个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并与36位院士联名提交给国务院一封题为《对地质工作情况的反映及建议》的信，促成了2006年1月28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正式发布。

　　2003年12月24日，许多人的内心都不平静，他们期盼着即将随着圣诞夜来临的幸福和欢乐。陈毓川也不平静，不过，他心里满盛的都是对当前地质工作的忧虑和思考，他的手中拿着两页沉甸甸的信笺。

　　此时，新中国的地质工作已几度浮沉：解放初期到1960年，国家非常重视，地质人员从不到300人迅速膨胀为61万多人；1961年，急速回落，到1962年人员收缩到了29万多人；第二次上升是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回落是从1966年到1977年，这期间地质工作进入无序状态；1978到1990年，地质工作再次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90年之后，地质工作下滑萎缩，大量人员没活干，2000年进入谷底。2003年虽然日子有所好转，但地质工作不受重视、不景气的情况没有获得实质上的改变，各方工作困难重重。

　　“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资源环境方面的保障，如果继续削弱地质工作，最后吃亏的只能是国家！”这不是陈毓川一家之言，这是37位地质界顶级科学家发自肺腑的强音。他们在信上写道：“地质工作严重萎缩，不适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财政对地质工作有效投入已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并多头管理，存在重复浪费；目前地质工作管理与队伍现状不适应国家地质工作的需要。”他们强烈呼吁：增加中央财政对地质工作的有效投入；加快建成地质野战军；继续推进地质工作体制改革……

　　2004年1月2日，这封饱含老地质工作者炽热情感的信递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手中，让这位曾经的“地质队员”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立即将信批给当时分管国土资源部的副总理曾培炎。几天后，曾培炎副总理专程到国土资源部与院士专家座谈。

　　陈毓川办公室中的书柜中摆着一张曾培炎副总理与各位院士的合影，旁边注明的拍摄日期为2004年1月13日。这天，陈毓川代表联名写信的院士们发言，进一步阐明了当前地质工作存在的问题。座谈会结束后，曾培炎在给温家宝的信中写道：“针对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拟先请国土资源部研究提出一个初步意见，中编办、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协调后，提出加强地质工作的具体意见报国务院。”

　　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工程院咨询项目的支持下，陈毓川等院士已多次与国家领导层直接对话，或联名上书国务院，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建言献策。他们一再呼吁：国家资源安全问题不容乐观，立足国内找矿的思路不能变，矿产勘查工作和矿业开发不能萎缩更不能停滞；要加强对地质找矿工作的统一组织和领导；要充分发挥国有地勘队伍找矿主力军作用，给政策实现地勘队伍企业化改革。

　　让陈毓川高兴的是，他们的建议已多次得到了李克强、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批示，特别是“众位院士一片拳拳之心，为地质找矿工作建言献策，值得重视”的话语，更令他欣喜、欣慰。

　　“我现在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工作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

　　陈毓川很庆幸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翻天覆地、充满变革的时代。他很高兴自己亲历了新旧中国的历史转变，见证了新中国一步一步走向文明、富强，而其中最大的幸福是，他始终在与许多有着共同理想的人并肩战斗，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做着有益的事。

　　周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