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气象科学发展史上，深深地镌刻着一个名字——叶笃正。

　　七十载学术生涯中，他在大气动力学、青藏高原气象学、东亚大气环流以及全球变化科学等领域成就卓著，成为中国现代气象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大气物理学创始人和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开拓者。他重视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开展研究，并不只是跟在外国人后面“同国际接轨”，而是“要让外国人来同我们接轨”。他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气象学家。他常说：“学生超不过老师，那就没有发展了。”

　　这样一位学术泰斗，胸中究竟有着怎样的大心愿、大气象和大格局？

　　立志于民族危亡的年代

　　1916年，中国有了第一份气候记录。也正是这一年，在天津一位清末道台的家中，叶笃正出生了。在家中十五个孩子当中，叶笃正排行老七。14岁那年，他进入著名的南开中学——在此之前，他接受的都是私塾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3年后，日本人把从北京到天津的长城以南地区强行规定为“非军事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一场民族的悲剧开始降临到中国人民身上。在“华北之大，却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年代，叶笃正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为此，即将中学毕业的他差点儿被学校开除。

　　正是在那个战火纷飞、民族危亡的年代，叶笃正为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定下了远大的目标。

　　“南开中学的理科教育很好，培养了我学理科的兴趣，我立志要念科学，将来一定要把科学搞好。中国人实在是被人欺负得太厉害了！我感到，许多双脚踩着我，我透不过气来。”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刚刚考入清华大学的叶笃正参加了这场运动。两年后，他回到学校，在乒乓球台边结识了学长钱三强。在钱三强的劝说下，叶笃正放弃了喜爱的物理专业，选择了对国家更为实用的气象学专业。

　　1945年，叶笃正远赴美国留学，师从世界著名气象和海洋学家C.G.罗斯贝。

　　“我现在一点儿不后悔”

　　1949年，远在美国的叶笃正结束了学业，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引起了美国气象界的关注。这篇对现在的天气预报仍然影响深远的论文，给叶笃正带来了一份年薪4300美元的工作，而当时一个小型大学教授的年薪也不过5000多美元。在“祖国需要我”的信念支持下，年轻有为的叶笃正拒绝了美国气象局的高薪挽留。为了便于签证，他在老师的帮助下恢复了学生身份。经过一年漫长的等待，1950年10月，就在新中国欢度第一个国庆日之时，叶笃正登上了一艘将在香港停靠的轮船……

　　叶笃正的回国，使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增加了除竺可桢、赵九章以外又一位杰出的气象学家。回到国内，叶笃正很快投入到我国大气科学研究机构的筹建工作。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当初那个只研究古典气候的十几人科研小组，已经发展成为现在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范围几乎包含所有大气科学的分支。

　　1979年，叶笃正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带领中国气象团访问美国。一位当初曾极力劝阻他回国的同窗好友，29年后见面的第一句问话是：“你后悔吗？”叶笃正回答：“我现在一点儿不后悔：第一，我是中国人，我给中国做事，给中国老百姓做事；第二，美国不会给我这么一个舞台来提意见、搞规划。”

　　“一个真正的大科学家”

　　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大气科学方面占有一席之地的几个研究方向，都与叶笃正的学术贡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理说，以往的成就完全可以牢固地确立他在气象科学领域的学术地位，可是他不顾年事已高，又开始全力投入到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变化”。

　　近百年来，人类无序的活动造成了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在人们沉浸在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喜悦时，叶笃正却心怀忧虑。于是，他在2003年首次提出了“有序人类活动”的概念：人类无节制的活动可以导致气候变化，而气候变化又牵制了人类的活动，这样彼此的交叉互动会把人类带入一个无法返回的困境；人类必须限制自己的行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003年5月27日，从瑞士日内瓦传来好消息：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举行会议，决定将第四十八届世界气象组织最高奖——国际气象组织奖（IMO）授予中国气象学家叶笃正，以表彰他在建立青藏高原气象学、发现大气环流的突变、提出大气能量频散理论、倡导与可持续发展相联系的全球变化研究和人类有序活动对全球变化影响的适应等领域所作的贡献。

　　“叶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大科学家……他考虑问题不是仅从大气物理所出发，而是从国家、世界科学的发展着想，这是一个大科学家的胸襟。科学研究及科学活动应是为国家，为人民，为全人类，如果考虑到别的，例如个人或本部门，就容易掺假。”著名动力气象学家李崇银院士说。

　　“学生不比我好，我就失败了”

　　“如果我的学生不比我好，那我就失败了。我希望我的学生超过我，这样我才有成功的感受。”在培养、提携后辈人才上，叶笃正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叶先生在我心目中是伟大的，无论是在做学问、做人还是治学上。”谈起自己的恩师，我国著名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荣辉感到由衷地敬佩。“我1965年有幸成为叶先生的学生。叶先生最恨‘不懂装懂’了，认为在学问上来不得半点儿马虎。学生们在做研究时往往喜欢用‘发现’这个大字眼，叶先生对此很不高兴：‘你发现了什么？你就用指出不就行了吗？’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前，学生们的经济条件很紧张，我那时一个月才四十几块钱的生活费。每次出差或出去办事，都是叶先生花费。他是那么宽容、和蔼，从不计较什么。”谈起从前与老师在一起的日子，黄荣辉难以忘怀。

　　对于这种良好的“人才师承效应”，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会军也深有感触：“叶先生人如其名，是个正直的人，有民族精神，有科学家的良知。大气物理所能有这样好的学风传统，与叶先生等老一辈人的带动不无关系。”

　　“我想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如果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完成大部分计划，人生将没有遗憾。”2013年10月16日，叶笃正没有遗憾地走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和人格魅力，犹如天上那颗“叶笃正星”，永远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