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科学史，不难发现，创新的科研成果往往是在不断质疑、争鸣、讨论中产生的。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使人们看清问题，找到解决之道，进而获得真知灼见。

　　然而，我们遗憾地发现，争论时常变成相互揭短的人身攻击，讥讽、谩骂乃至拳脚相向。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我们需要怎样的学术争鸣？

　　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专访了有着近20年国外科研经历和长期国内科研管理经验的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

　　“只要出了错，都是不可原谅的”

　　《中国科学报》：物理学发展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学术争鸣，争论似乎已成为物理学发展的一种形式。您认为这是物理学的个性，还是自然科学的共性？

　　王贻芳：在粒子物理学界，凡是没有定论的事情，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暗物质到底是什么、应该去哪里找，现在的实验方案是不是正确合理、是不是有前途，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再如，粒子物理未来往哪个方向走、哪个是更重要的方向，中国的粒子物理往哪走，也都会有不同的认识。

　　理论上说，争鸣应该是自然科学的共性，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物理学从严谨性、可靠性来说，走在其他学科的前面。这句话可能不太谦虚，但离事实应该不太远，因为物理学更依赖数学、更定量化，所有的结果都要经过千锤百炼和多次重复后，大家才会认可，并不是发表了文章大家就会认可。

　　每个经过严格训练的、成熟的物理学家都非常爱惜自己的羽毛，任何结论、任何结果他都会检查又检查，小心再小心，确保不会出错。无论是什么原因——不小心也好、有意造假也罢，只要出了错，都是不可原谅的。

　　在历史上，有一些错误是在争论中发现的。物理史上有很多所谓的重大发现，最后都被认为是错的。在中微子发展的历史上，不知道出过多少错，早年有人说发现了中微子的质量，有人说发现了中微子振荡，后来都发现是错的。

　　《中国科学报》：这类错误如果出现了，是否要撤回原先发表的论文？

　　王贻芳：要看怎么错的，有的要撤回，有的要发修正。应该说有时候它并不是真的“错”。在粒子物理领域，所有数据其实是服从某种统计规律的，有时他看到的所谓“新现象”实际上是由统计涨落造成的，时间长了，统计涨落没有了，这个现象也就消失了。所以，研究本身可以说没有错，只是对数据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一般这就不用撤回。

　　理论上，一个统计涨落不值得发表文章。既然发了文章，就说明文章作者相信它有很大的可能不属于统计涨落。如果最后被证明是统计涨落，不能说他错，但是会影响他的声誉，大家会认为这个人做事有点冒进，不够小心，不是一个非常可靠的物理学家。

　　科学家在领域里的影响、地位是不断积累的，这类所谓的统计涨落的文章发表多了，肯定会影响他在领域里的声誉，大家会把他当成一个笑话。

　　“纯粹的科学争论应该局限在科学圈内部”

　　《中国科学报》：现在很多科学领域的争议都变成了社会话题，如转基因等。这几年也有人评价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的争议是“领域外的对撞”（Collisions outside the field），您如何看待学术争鸣走出科技圈成为社会话题的现象？

　　王贻芳：科学的争论应该局限于科学界，真正的核心焦点、科学问题，以及科学发展的方法、路线等，都需要专业知识。普通公众没有这个基础，无法参与到真正的科学争论中，最后争论就变成了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阴谋论或其他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纯粹的科学争论应该局限在科学圈内部。

　　有些争议跟大众的切身利益、生活有关，比如转基因，老百姓想知道这东西到底能吃还是不能吃，所以有一些争论会走出科学界。

　　但实际上，按照我的理解，这些争论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科学争论。转基因这件事情在科学界内部是有共识的，只是科学家跟老百姓说不清楚，CEPC也是一样。这些争论走出了科学界，老百姓和科学家讨论的完全不是我们科学界内部讨论的事情，或者说大家关注的焦点和不同意见，与科学界内部的焦点和不同意见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一定程度的普及是应该的，但是它不可避免地会异化成不可控的社会焦点，有时对科学发展是有损害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办。

　　《中国科学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您经常出现在媒体上，是为了说服公众吗？

　　王贻芳：我接受的采访，大部分跟CEPC没关系，也不是因为要说服公众。作为科学家，一定程度上对公众做一些科学普及，把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告诉大家是必要的，但是非常具体的科学争论应该局限在科学圈内部。

　　《中国科学报》：您曾经在谈国内外科研环境的差别时说“中国的体系不是自己长出来的，是学来的，硬生生地嫁接到中国的人文社会环境中，自然就会变异，发生一些显然有违科学本意的事”，您觉得国内与国外的学术争鸣的氛围有什么不同？

　　王贻芳：我们国内基本上争鸣很少，科学界内部认真的科学讨论很少。有些事情一弄就会弄到媒体上去，这本身就不正常，有些讨论其实在科学界内部是可以解决的，在国外，科学界有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会通过科学界内部的争鸣来解决，但在中国，操作起来不容易。

　　人与人之间要么大家都客气不说，真要是争起来，大概两个人就要成敌人了，所以大家都避免讨论。有的人忍不了，最后就搞得关系很僵。我们缺乏人与人之间就事论事的基本态度，这就造成国内学术生态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中国人讲究面子，讨论到最后，如果发现自己错了，会觉得面子上下不来，所以认输是很难的，如果永远没有人认输的话，就讨论不起来。讨论，讨论，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肯定要有人认输才行。中国人爱面子，认输是不干的，所以讨论不下去。

　　《中国科学报》：抛开文化特质不说，您认为这种现象与我国的学术水平是否有关？

　　王贻芳：跟学术水平当然有关，如果学术水平没有到一定程度，两个人不在一个学术水平上的话，那争论也是很难的，因为一个人说话另一个人会听不懂，听不懂就胡搅蛮缠。如果一个人见得多、知道得多，争论起来会占优势。

　　“事实拿出来，该认输就得认输”

　　《中国科学报》：您个人呢？有没有国内同行跟您争论您的一些科研成果？

　　王贻芳：有窃窃私语，当面争论很少，一针见血的科学争论很少。大家经常也会有争论，但都是一些观点的争论，观点是有立场的，一个人的立场一般是不会变的，这不是科学争论。而科学争论要有科学依据，是可以变的，事实拿出来，该认输就得认输。

　　《中国科学报》：您会主动找别人争论科学问题吗？

　　王贻芳：我有过，也给别人提过建议，但对方的理解就是我在攻击他，他不能理解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认识，以及我对这个科学问题的批评不针对他个人。最后就变成了好像是我在攻击他一样。

　　《中国科学报》：慢慢地，您也变了。

　　王贻芳：所以就不说了。各种评审我经常不去，评审的时候说“好”，觉得不太愿意，说“不好”，又变成了攻击人家，也不合适，所以就算了。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学术争鸣应该遵循怎样的“游戏规则”才能确保理性有效？

　　王贻芳：国外从孩童时代开始，学校就教争论规则，各个层面也都会运用这种议事规则，比如每个大学都会有评议会或参议会。但我国普遍缺乏这种基本的训练，或者说缺乏对这种规则的了解。

　　从技术上来说，这也是我们的争论不太容易取得一个让人满意结果的主要原因。我觉得至少从中小学开始就得教争论的规则。

　　比方说，争论必须是有逻辑的，不能在反驳的时候偷换概念、说别的事，这种情况很多，吵的时候，双方吵的根本不是一件事。争论中有大量技术上的规范，如果不遵守这样的规范，争论就不容易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