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去世25年后，他曾居住北京后椅子胡同的老院子还在。院墙有翻修过的痕迹，门上的大红色油漆还算饱满，一棵老树探出多半个身子来，张着光秃秃的枝桠，像只护巢的大鸟。

　　这院子离长安街不远。春秋佳日，70多岁的严济慈常会甩根备用的拐杖去长安街上遛弯儿，他走得很快，“高兴的时候还用铁杖头点点地”。到了冬天，他曾在这院里砸煤、劈柴，用来取暖，也会穿着棉袄坐在那儿看报或看天。

　　1985年，严济慈搬离时，这里已是年久失修的“危房”。

　　后来房子修复好，他没能再搬回这里，也没能捱过1996年的冬天。这位生于清末、长于民国，又亲眼看着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老人闭了眼，被围在很多大人物送的花圈里。

　　人们以各种方式怀念他：他的名字被用来给建筑、道路、奖学金和小行星命名，他的雕塑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2019年CUSPEA同学会上，有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严老是我的恩人”。

　　近来，一场纪念他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玉泉路校区礼堂举行，会场上坐着10多位院士，包括他的儿子严陆光。

　　“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钱三强称严济慈为“先生”，他和钟盛标、陆学善、钱临照、吴学蔺、杨承宗等10余人均由严济慈推荐到国外著名学府留学。

　　他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徐悲鸿称其“科学之光”，物理学家潘建伟院士称其“是知识分子的典范。”

　　时代把光打在他身上，又把它拉成长长的影。人们在历史中去打捞这些光和影，似乎要从中找到些什么。

　　文

　　不止一位他的家人提过，严济慈是位寡言的人。

　　他的孙子去看他，有时就是陪他坐着，“在我们问候过他的身体，他问过我们的工作学习以后便坐着”，如果坐得住，可以一直坐下去。

　　他的儿子曾猜测，这和他生于农村以及他那不太好懂的东阳话有关。有下属曾发现，严济慈为让别人更好理解他的东阳话，凌晨3点还在练习、背诵当天上午的大会发言稿。

　　他不会唱歌、跳舞或打牌，很少看电影、看戏，倒是很喜欢看报，偶尔也和旁人讨论一下，“但每每就是很少的几句话，显得很沉默”。

　　他也看电视、听收音机，但只限于新闻。他有句有名的话，“所费多于所当费，所得少于所可得，都是浪费。”

　　有人说，他“从本质上讲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即使到了巴黎，也没有使他浪漫起来”。

　　但如果不读严济慈写下的文字，还真容易轻信他就是位不苟言笑、严肃甚至有些保守、无趣的人。

　　严济慈爱写。他的古文功底不错，启蒙先生是位太学生，他所在的新式小学在二年级时开设英语课，但毕业时同学间仍流行以旧体诗相赠。

　　他在大学里写了两本书，一本《初中算术》在1923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0年前一直被教育部指定为“官方教材”，行销东南亚；另一本《几何证题法》（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很受欢迎，以至严济慈不得不在其出版50多年后应出版社之约把文言文“翻译”为白话文再版。

　　后来，他又写了大学用的《普通物理学》、中学用的《高中物理学》《初中物理学》《初中理化读本》等。

　　严济慈的儿子严陆光在与别人交流时，常听到对方脱口而出，“噢！我在学校念的是严济慈物理。”

　　严济慈的文字饶有趣味。他在书中这样解释“无绝对的大小”的量数：譬如“平均猫寿八年，那十岁的猫为上寿，但十岁的人，还是孩子”，“又如平均火车速度为每秒50尺，那每秒30尺的火车，必是慢车；但人能跑得这样快，定可在远东运动会夺锦标了”。

　　这位科学家对写文著书颇有心得，“要写好书，就应该推陈出新，写出自己的风格来，绝不能东抄西摘，剪剪贴贴，拼拼凑凑。写书就好像是酿蜂蜜，蚕吐丝……采花酿蜜，可说是博采众长，吐丝结茧，真正是‘一气呵成’”。他追求写出自己的风格，要文如其人，“除了数字、公式、表格外，要尽量用自己的话去论述问题。当别人看你写的书时，就好像听你在说话一样”。

　　他在留法期间每隔几天就会写信给当时的未婚妻、后来的夫人张宗英，写成了一本《法兰西情书》。有年轻人拿着这本书“教育”自己丈夫，“看看人家大科学家怎么跟老婆说话的！”他的95后重外孙女李思敏读后说，“太爷爷如果不是位科学家，会是位诗人。”

　　他还是位科普作家，给杂志写过近20篇学术评价和科学政论文章，以及一些科普文章。他批评国民政府度衡量的《论公分公分公分》、驳斥科学不需自己研究只需从外“拿来”的《科学是国际的吗？》被视为“经典”，“都被争相传诵，众口称赞”。

　　严济慈写得最出色的应是他的学术论文。

　　他的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曾让巴黎学界震惊。在此研究基础上制作出的石英振荡片，可用于控制、检测无线电波的频率/波长，“好像一个电台的心脏一样”。

　　他凭此成为中国研究晶体压电效应的第一人。

　　在1927年回国的船上，同要归国的徐悲鸿一眼认出了这位“名人”，并为他画下素描小像，誉其“科学之光”——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评价。严济慈字慕光，从另一角度来说，科学也是他所追寻的光。

　　当时有句话讲，“当官去南京，赚钱去上海，做学问到北平”。1930年，二度留法归来的严济慈来到了北平研究院。那时的北平很安静，大半北平人还保持着“旗下遗风”，“待人接物彬彬有礼”。

　　严济慈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后来他写信从居里夫人那里讨要了些含镭的盐样品和放射氯化铅，又筹集起放射学实验室和镭学研究所。他和几名年轻人泡在东皇城根那方小天地里做研究。钱临照、陆学善、钟盛标、钱三强、杨承宗等都曾是他的助手，后也都经他推荐到国外著名学府去留学深造。

　　周末，有朋友来找他，张宗英就讲，“他除了吃饭、拉屎、睡觉在家，星期天也在实验室里”。

　　他在留学巴黎时也是这般。胡适曾在饭桌上感慨，“慕光，你真不容易，在巴黎那个花花世界里你还能做学问。”

　　严济慈答，“也只有在巴黎闹市里还能做学问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想必，严济慈也乐在其中。他曾写道，“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能比支配宇宙的自然规律更引人入胜呢？自然规律的和谐和真实，使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那是他科学生涯的黄金时代。在1927年至1938年的12年间，他的名字和53篇科学论文一起被刊登在法、英、美、德等国重要学术刊物上，被中外学者引用。

　　他写论文和写书一样，求“新”，“决不能老是做人尾巴”，“不但要自己看出问题，还要自己想出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更要自己创造工具来执行这个方法。这才是独立研究，这才可使中国科学独立，脱离殖民地状态”。

　　有人曾这样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物理学事业最早几十年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少数几个人的影响。严济慈正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员。”

　　骨

　　“乱世”里，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做学问是件奢侈的事。

　　“七·七事变”的枪炮声从卢沟桥响起时，严济慈正在法国，不少法国朋友劝他留下来，“战火遍地，你现在回去又能干什么？”

　　这是他第三次面对去与留的选择。

　　他第一次赴法留学是在1923年。“庚子之难”后，留学救亡的呼声四起，有人疾呼，“留学外国者，今日之急务也”。等他大学毕业时，中国留学热的潮头已从日本调转欧美。老师何鲁主张他赴法留学，其他老师熊庆来、胡刚复等也拿出积蓄资助，熊庆来甚至典当了自己的皮袍子寄钱过去。

　　严济慈给张宗英的信中写道，“吾离国后方知我有一件东西叫国家，以及国家的可爱”，“今日世界利弹怪艇咄咄逼人，舍科学无以立国”。

　　1927年载誉归来的严济慈被四所大学聘任，当时每月能拿大洋880元——那也是严济慈一生中收入最高的时期，他很快还完了留学时所欠下的债。1929年，严济慈携夫人张宗英再次赴法，他说这次是代替儿子出去的，“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了根，到了我的儿子这一辈，中国科学水平提高了，他们就用不着出国”。后来，他回国扎根在了北平。

　　这次，严济慈从法国经越南辗转到达了昆明。

　　他要“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我虽是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是我要立即回到我的祖国，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此番言论被媒体报道后，他北平的家门口来了日本宪兵蹲守，他还未来得及见上一面的女儿被毒杀。

　　当时的昆明也并不安宁。日本的轰炸机像吃人的秃鹫一般，三天两头在头顶盘桓，时不时扔下一串串炸弹。严济慈把从北平迁来的物理研究所安顿在一座破庙里，“完全转向战时工作”，待敌机一走，大家就又回到所里继续磨镜头、镜片。

　　彼时借住在严家的程葵珠记得，严济慈“常常摸黑或深更半夜才回家，有时回家又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人也明显地消瘦下去”。后来她才知道，他正在物理研究所研究应用光学、研制抗日急需的军用仪器，“他说一个人再有才智，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是无法让科学为民族、为正义服务的”。

　　他和钱临照设计制造的中国第一台高倍率的显微镜镜头便是这样来的，王大珩称，“其光学质量与外国名厂的产品不相上下”。在这里制造出的500架1500倍显微镜被送至前线的医疗阵地以及科研机构，1000多具水晶振荡器被安装在无线电台、警报器，300多套军用测距镜和望远镜被运往我国及印缅战场。

　　这也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制造的光学仪器，“以前都要进口”。

　　1946年，国民政府给严济慈颁发了一枚景星勋章。后来，有人在他北平的家中见过这枚勋章，被随意放在书桌上。他的孙女严慧英后来才从别人口中得知这枚勋章的故事，“爷爷从没给我们提过”。

　　抗战结束后，严济慈很兴奋，“他太盼望再像抗战前回实验室做实验了”。

　　但他等来的却是内战、物价飞涨，以及北平研究院每月仅360元金圆券的经费——每个研究员每月的研究费约合6角余金圆券，在那个“拎着一麻袋钱都买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局下，“连买一个大饼也不够”。

　　此前，严济慈被邀到美国讲学，“其实是可怜中国学者饿得瘦了，叫去吃面包和牛奶”，弄得他“一肚子气”。

　　1948年9月，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请刚当选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们吃饭，严济慈也在其中。去的途中，走在前面是小车，院士们坐的是大卡车，他们在车上开玩笑说，“大人坐小车，小人坐大车”。

　　有些不明身份的人找院士谈话，让他们去台湾。开完院士会，确有7人去了台湾，12人去了海外。严济慈则借故先回到了昆明，后经转香港，在共产党组织的设法安排下经天津回到了北平。

　　“反动政府拿学者当花瓶的把戏，真是表演得登峰造极了。”严济慈后来说。

　　1949年9月，郭沫若提出要严济慈参加中国科学院筹建的组织领导工作。

　　但严济慈仍想重回实验室，他说，“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

　　“不过倘若因我们的工作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是更大的好事！”郭沫若的话打动了严济慈。

　　这年10月1日，严济慈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张宗英说他那天“高兴得跟孩子似的”。

　　在天安门的欢呼声中，中国的史册翻开新的一页，严济慈的人生也是。

　　真

　　走出实验室，严济慈有了很多新的工作和头衔：比如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学部技术科学部主任、副院长……后来，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他没什么“官样儿”。他的衣服不多，有的穿了二三十年。他经常用的笔，是上世纪50年代出国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时发的纪念品。后来按照他的遗嘱，他的生前积蓄10万元捐作东阳中学严济慈物理学奖的基金。

　　他的孙子把这理解为，对这些身外之物的“无所求”。

　　严济慈的生活也过得极规律、简单。80岁以后的他，还每月固定几天去中国科学院上班。

　　“看书、上课、去实验室，如此而已。一直到他后来回国，乃至他进入老年，过的也基本是一种中规中矩的读书人的生活。”他的家人曾写道。

　　1939年住在昆明时，严济慈曾对一位已入仕途的东南大学同窗说，“希望你保持文人本色，不要沾上官气。”

　　他骨子里还是位文人。

　　他没什么“官架子”。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技术科学部上任的第一天，他就让在他的主任办公室里摆上一张同样的桌子，给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兼职的茅以升“来办公创造应有的条件”，“要多向工程界、产业部门的专家们学习”。

　　二人当时住在长安街一南一北，又同是九三学社社员。每次茅以升来家里谈事，严济慈都会送他过长安街，“二位老者就在路边继续讨论，然后茅老会送爷爷再回长安街北侧，再继续讨论。”到现在，严慧英还记得他们当时的兴奋。

　　晚年的严济慈也常被邀请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上午9点的会，他往往8点45分已到。有人担心他劳累建议早点离席，但他照样坐到会议结束，“你讲要人家听，人家讲你却可以不听，没有这个道理”。

　　见到自己的老师熊庆来，他仍“毕恭毕敬地像位小学生”。“文革”期间，熊庆来蒙冤，很多人怕被牵连，严济慈仍每年去拜年。熊庆来过世，熊家后人给20多位学生打了电话，只有严济慈和华罗庚来了。为了给熊老师平反昭雪，他还去找了胡耀邦。

　　家里的保姆常算不清账目，严济慈就帮她算；给孙子写信，严济慈都以“您”称呼，落款是“您的爷爷”；在家吃饭，或回到东阳老家和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他定要等人都坐齐了才一起动筷子，“他也不催你，他就坐在那里等着”。

　　严济慈在“文革”期间得以保全，严慧英觉得一是因为他能做事，二是他的“礼数”很周全，“大家都很喜欢他”。

　　他没文人的狂傲。与严济慈有过三次会面的潘建伟甚至觉得他“很可爱”，“手也是非常温暖、绵厚的”。

　　但严济慈身上有文人的执拗，在是非面前也很“较真儿”。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上冒出些“耳朵认字”“穿墙透壁”等伪科学之说，他是最早跳出来反对的，觉得这些“特异功能”大有“变魔术”之嫌。

　　在1981年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扩大会上，他和于光远、李昌为一方，与支持这类“特异功能”的个别科学家以及有关部门领导，抢话筒“激烈地辩论和尖锐地直接对抗”。

　　他在报纸上看到我国有关部门准备与某外国签订合同，承担为其处理核废料并在我国予以埋藏，以换取资金来发展我国核电工业，连夜上书反对。

　　有次，记者金涛去严济慈家中拜访，“碰巧遇到几位身居高位的官员从严老的会客厅悻悻而出”。后来他才知道，这些官员是来向严济慈“游说”核废料这事的，被严老严词反对。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风骨，不唯上，只唯实。”潘建伟说。

　　李政道在写给严济慈90寿辰的贺信中写道，“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师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时不时会有一道有趣的景观——

　　严济慈3米高的铜像上会出现各式水果，还有零食、奶茶、娃哈哈，尤其是每逢大考前。有次，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读的学生谭某去给“严济慈”送吃的，发现有位学长正在向“严济慈”吐槽物理太难了，怕打扰别人，她忙离开了。

　　在五六十年前，严济慈也在这所学校创出过一道奇观——

　　60多岁的严济慈讲物理课，课堂总是满的，能装下二三百人的阶梯大教室里还有很多人站着，“连外校的学生和助教也慕名赶来听课”。学生为抢到前排的好位置，早早去占座，以至于4个系的班长不得不排出了一张座位表，前后、左右两个方向同时滚动，“就像排球比赛的换位”。赵忠贤、白以龙、郭光灿、王震西、陈立泉等两院院士就曾坐在台下。

　　讲台上的严济慈总“不按常理出牌”，不按教材，常常从中间讲起，或者末尾讲起。他反对照本宣科，强调生动有趣，他认为讲课是一种科学演说，教学是一门表演艺术，一个好的教师要像演员那样，上了讲台就要“进入角色”“目中无人”。

　　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学生说，“听严先生的课比下馆子还舒服。”

　　严济慈读四书五经长大，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位“大胆”的教育家。

　　在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安徽后，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旧址上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严济慈出任首任院长。1977年，年近八旬的他在《人民日报》上刊文《要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

　　他把研究生院办成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学校”。在他的坚持下，在“文革”中受到审查的李佩走上讲台；在他的邀请下，李政道、杨振宁等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济济一堂，极一时之盛”。如今，这一研究生院已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被称为“专门培养科学家的地方”。

　　严慧英说，那也是她“听到爷爷爽朗的笑声最多的一段时间”。

　　参与创办研究生院的同志常到家里与严济慈商讨问题，每当工作有了新的突破、成绩，爷爷就会大声叫她：“慧英，拿茅台来！”

　　在他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期间，他提出要办一个国际上没有的“00班”，入学不分专业，鼓励学生重视基础课学习，打牢数理基础；后来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少年班”，并建立起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完整教育体系，他提倡教学和科研要结合起来，实现教学相长。而今，“少年班、科技英才班和百分百自由选专业等，已成为科大人才培养的名片”。

　　在没有托福、GRE的时代，严济慈和李政道联合发起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计划（CUSPEA），推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学子赴美留学的那扇门。

　　“没有严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说这话时，如今已80岁的刘宇通仍有些激动。由于“文革”遗留问题，考了CUSPEA选拔考试前10名的他因没有档案没法进行政审、办理护照，是严济慈拍板直接办理护照，尽管他们从未见过一面。

　　在2019年CUSPEA同学会上，刘宇通举着牌子感谢离世多年的严济慈。严慧英见了，感动得热泪盈眶。

　　“回想一生，他常感不足的是自己对教育事业，对青年的培养做得还不够。”严陆光等在书中写道。

　　他鼓励青年要“勇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如果一个青年考进大学后，由于教学的原因，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雄心壮志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从蓬勃向上到畏缩不前，那我们就是误人子弟，对不起年轻人，对不起党和国家”。

　　他对自己晚年仍能亲身教育培养后人而欣慰。与大学生的合影一直挂在他的书房。

　　严慧英总听他说，“科大和研究生院的同学们，男生个个想成为爱因斯坦，女生个个想成为居里夫人，让我如何不爱他们”。

　　即便不是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严济慈也不吝啬自己的“爱”。

　　“文革”期间，受监视的严济慈只要有机会接近青年，就鼓励他们读书，悄悄找来参考书借给他们。当时有学生趁旁人不在，就来请他讲解，后来这位学生成为1978年首批留学生之一。

　　过了90岁，严济慈很少出远门，但仍到安徽参加中国科大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在合肥举行国家鉴定和验收仪式，时值大雪，天寒地冻，他说中国科技大学是他的“掌上明珠”，“我每次来都看到她放出新的光彩。”

　　在人生的最后10年，他7次返乡，去了东阳中学7次，浙江师范大学4次。每次和师生讲话，他都习惯站着讲，有时一站2个多小时。他还曾开玩笑说，这样站着“我可以看你们清楚些，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漂亮的脸孔”。

　　在潘建伟看来，严济慈影响了很多东阳学子，东阳中学最好的学生很多都报考了中科大，“对我们的影响后来就变成了一种精神性的东西”。2018年，他在《朗读者》上朗读爱因斯坦的作品《我的世界观》，说将此“献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校长严济慈教授和我所爱的人们”。

　　近日，在严济慈曾主持过开学典礼、颁发过毕业证书的中国科学院大学礼堂，举行了一场纪念严济慈诞辰120周年的座谈会。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说，当年严济慈种下的“科教相长”的种子，如今已长成中科大、国科大这两棵参天大树。

　　他在79岁时,才写志愿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读者来信提问，一位八十岁的科学工作者为什么要入党？为什么要在一些人认为党的威信下降的今天入党？为回应这些问题，严济慈写下一篇《我为什么这个时候入党》，刊发在1980年的《中国青年报》。他在其中写道，“自愿和乐意成为给年轻人打开一切科学道路使他们夺得科学高峰的人，承认科学的未来是属于科学青年的人”。

　　家

　　对子女的教育，严济慈没那么“上心”。

　　但令不少人艳羡的是，严家又被称“小科学院”。历史学家周谷城曾为其题诗，“五子登科开学运，一家小院有科名”。

　　严济慈的长子严又光自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之后从事军事国防领域科研；次子双光从南开大学毕业，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之前，是国防工作重要工厂副总冶金师；第三子三光夭折；四子四光自燕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担任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等职；五子武光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苏，后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六子陆光自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毕业，曾任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于1991年当选院士。

　　严济慈一直认为，孩子的事，做父母的不必多管。“当然那时候社会风气也好，家里各方面来往的人都是规规矩矩的人。我对孩子的升学、工作，从来没有给他们活动过”。

　　但儿孙身上有严济慈的影子，“严家兄弟闲时的消遣和父亲差不多，都喜欢读书做题，尤其是外语和数学题”。

　　“你说知识和学问有什么不同？”严济慈问从莫斯科留学归来即将参加工作的严陆光。

　　严陆光愣住了。严济慈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学生时代主要是增长知识，学各种各样的知识，懂得些道理。所以，要拼命去获取各种知识，这些知识有没有用都没关系。你现在要走向工作，这是人生另一阶段。工作的成就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学问，学问就是用你的知识能够解决你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不太会说很多话，但他会在你关键的时候给你指导。”严慧英说。

　　平日里，孩子的教育多由张宗英负责。张宗英是东南大学的第一位女生，著名教育家张鹤龄之女，“小时候家里还有给梳辫子的丫头”，18岁时还曾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她和严济慈自由恋爱结婚，之后主要是相夫教子。她的家人曾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张宗英或许会成为一名科学家或社会活动家。

　　严济慈在写给张宗英的信中说，“回想起这廿五年来，对不起您的地方太多了。总起来说，是牺牲了您，成功了我。我的成功是假的，您的牺牲是真的。我不知道该如何来补救一些。”

　　次子严双光去世后，张宗英因伤心过度，身体受损，一说要水要药，严济慈夜里也会起身张罗。

　　1984年，张宗英病逝，严济慈把她的一半骨灰带回了家，“旁人一点看不出他的悲伤”。丧事过后几天，他照常上班。

　　但后来两次搬家，张宗英的纪念室和遗物都是严济慈亲自安排。二人的信件、严济慈每到一处给张宗英寄来的明信片被保存至今。

　　餐桌上张宗英的座位也一直空着，即便有逢年过节来吃饭人多了也仍如此。此前，他们二人一直相对而坐。

　　后来，家人才知道，“他每天早晨起来，首先在母亲遗像前三鞠躬，然后在遗像旁坐三五分钟，才开始一天的活动”。这一习惯，一直维持到他96岁时住院、昏迷、去世。

　　最后，二人合葬，墓地上长着一棵“双生树”，从根部伸出的两枝干比碗口还粗，树下墓碑上刻有四个大字——科学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