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在科研人才中，青年人才是最有创新激情和创新能力的群体。

　　科学史表明，科学家在25~45岁时最富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重要的科学贡献通常是在科学家年轻时候做出来的。根据对435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公开数据的计算，获奖成果产生时年龄在45岁和45岁以下的有354人，超过总人数的81%。

　　谈及当前我国青年科研人才培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主席袁亚湘感觉“喜中有忧”：“喜的是国家对青年人才非常重视，一大批优秀青年科研人才涌现；忧的是，科研生态大环境还不够理想，还不能充分激发青年科研人才成长。”

　　“自主培养人才能力不足，难成科技强国”

　　《瞭望》：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对青年科研人才提出了什么新要求？

　　袁亚湘：我国提出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根源在于我们过去集中依靠西方科技，产生了现在的“卡脖子”等问题。今后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意味着我们要做出越来越多的原创性成果。而原创性成果往往需要科研人员静下心来，经过长时间积淀、激发灵感才能做出来。根据人才成长一般规律，35岁左右的青年科研人才是最有创新力的群体。如何呵护这一阶段的科研人才成长尤为重要。

　　在青年科研人才培养方面，我们还应该清醒认识到，从科技大国变为科技强国，还要看未来顶尖人才主体我们自己培养的有多少。自主培养人才能力不强，难成科技强国，我们要从战略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

　　《瞭望》：青年科研人才成长过程中，更应关注哪一阶段？

　　袁亚湘：从一些国家计划来看，一般只要是45岁以下就算青年科研人才。但不同学科对哪一阶段属于青年科研人才有不同定义，一些特殊学科像数学，就会将青年科研人才定义到35岁以下。因为数学突破主要靠数学家个人的脑力、思考，要是能有突破，在博士阶段或者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的几年之内就能有突破，取得重要成果。

　　一般对基础学科来说，科研人员拿到博士学位以及工作的前几年是一个分水岭，对青年科研人才能不能冒尖、能不能走到领域前沿非常关键。我认为博士阶段以及独立科研生涯起步后十年左右，是最有机会出成果的阶段，也是最需要得到支持的阶段。

　　但整体上看，这一阶段也是青年科研人才获得关注最少的时期。

　　现在的一些国家人才计划和项目，比如“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正面作用很积极，但主要功能是奖励已取得的成绩，对已经取得相当优秀成绩的青年科研人员的一项荣誉和激励，对未取得重大成绩的科研人员的培养方面鼓励不足。

　　比如“优青”，它支持38周岁以下，已经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较好成绩的青年学者，资助周期3年，每个项目给予直接费用150万元，间接费用30万元，供科研人员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再如“杰青”，它支持45周岁以下，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资助期限为5年，每个项目直接费用资助强度为350万元，数学和管理科学资助245万元，供科研人员开展创新研究，促进人才成长。

　　可以看到，这两个计划资助的都是已经做出很好成果的科研人员，给予他们更优厚的条件，在团队建设、学科建设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属于锦上添花。

　　关心和支持广大普通年轻科研人员更为重要，更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激发他们的能量。他们压力大、很辛苦，非常需要科研经费，而在未做出重大成果之前，获得支持和奖励往往比较困难。

　　近年来，中国科协推出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旨在稳定支持有发展潜力的32岁以下的青年人，让其健康成长，这对我国创新人才后备队伍的建设将起到积极作用。

　　要做事情，不是抢帽子

　　《瞭望》：怎么看待拿“帽子”和做科研的关系？

　　袁亚湘：“帽子”是人才称号，是为表彰优秀人才设立的各类荣誉称号，如“先进工作者”“院士”等。问题是一些旨在吸引和培育优秀人才的项目或计划也可能异化成“帽子”。

　　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种类繁多的“帽子”，如“万人计划”、长江学者、珠江学者、黄河学者、泰山学者等。

　　这些“帽子”与物质奖励挂钩。一些单位招聘、选拔人才，各种“帽子”成为硬性指标。在经济发达地区，“帽子”越炒越热，引入一名“杰青”通常会给到年薪百万。

　　获得“帽子”有年龄门槛。青年科研人员为了在这个门槛前获得相应的“帽子”、获得相应资助，往往会把拿“帽子”当成科研目标。

　　在争相追逐“帽子”的环境下，科研目的的主次变了。过度的非学术因素，可能使青年科研人员丧失对科研的兴趣。现在有的青年科研人员，我们很难分清他们到底是因为兴趣，还是因为竞争“帽子”的压力在做科研。

　　近年，国家已经意识到唯“帽子”带来的负面影响，出台多项治理措施。但科研环境急功近利的问题由来已久，追逐“帽子”的执念根深蒂固，解决这一难题还需时日。

　　《瞭望》：怎样为没有“帽子”的青年人才提供好的科研环境？

　　袁亚湘：应当认识到，“帽子”与科研人员的水平有相关性，水平高的人容易得到“帽子”，但两者并不等价。

　　不能让一代年轻人形成做研究就是为拿“帽子”的认识。做科学研究，本质是要发现未知规律。我们需要塑造良好环境，鼓励青年科研人员把热情投入到研究中，不受外界干扰，感悟科研真谛。

　　首先，弱化“帽子”的功能。主管部门在推行各类人才计划时，应明确人才计划的目的是要做成事情，而不是做成“帽子”。同时避免将“帽子”与物质利益简单挂钩。不能因为有人有“帽子”就能先一步抢占资源，进而挤压没有“帽子”的青年科研人才。

　　其次，树立正确的人才评价使用导向。不把“帽子”作为承担各类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奖励、职称评定、岗位聘用、薪酬待遇确定的决定性限制性条件。科技主管部门在进行科研评价时，要看科学技术本身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不是看项目负责人有哪些“帽子”、获得了什么奖项。

　　再者，在科研资源配置方面，根据人才成长规律，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优秀青年人才，分类给予支持保障，阶梯式培养青年科研人才。

　　高校院所需要科学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不能只重视学科带头人等核心科研人员。对处于科研生涯早期的优秀青年人才，应提供良好个人待遇，解决其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使其专心科学研究。

　　在美国，普通研究生一年的奖学金大约为3万美元，基本生活没问题。现在我们一些地方高校，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盲目加快建设博士点、扩张博士生招生数量，人均资源分配趋少，一些学生在博士生阶段仍难以解决基本生活问题。

　　此外，要支持刚开始独立科研生涯的科研人才组建团队。国内大部分高校院所不会给予刚参加工作的科研人员带团队资格，只有资深科研人员有研究生招生资格。在一些发达国家，博士生毕业后如果在大学工作，自己就可以组队带研究生做科研。我们可借鉴这一做法，给予刚参加工作的优秀青年科研人员带团队资格，并营造尊重人才的科研环境、容许失误的工作环境，让科研人才潜心钻研、刻苦攻关。

　　“建设科技强国需要提升自我造血能力”

　　《瞭望》：在促进青年科研人才多出成果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袁亚湘：现在科技发展迅速，很多重大成果都是在多学科交叉会聚与多技术跨界融合中产生的。统计近十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成果，无一不是处于学术会聚点上。一些国际知名大科学家，他们的学术视野非常广阔。

　　国内青年科研人才的科研背景普遍单一。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培养出的学生专业方向越来越窄。

　　而且在国内高校培养中，一个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少高校总希望把最好的学生留下来。本硕博都在同一个单位这一现象在国内屡见不鲜，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知识面狭窄、眼界不开阔问题。反观国际名校的本科生，往往会选择到其他高校读研究生，这是符合科学规律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尤为需要融会贯通，需要多学科交叉以及学术交流。

　　对青年科研人才成长来说，具有多学科的科研背景将更有利于他们取得科研突破。这就需要高校管理者摒弃门户之见，从为国培育英才的战略高度出发，鼓励学生博采众家之所长，积极推荐学生到其他团队学习深造，加强多元化学术和科研背景历练，也应鼓励和支持优秀青年人才到海外学术交流，提升本土青年人才国际化程度。

　　《瞭望》：对本土青年科研人才培养可从哪些方面发力？

　　袁亚湘：我们要警惕一个现象，就是国内很多顶尖高校的顶尖人才都会选择出国留学，其中有部分人会直接定居海外工作。这意味着，耗费巨大资源的顶尖学府，有可能变成为国外培养人才的摇篮。

　　我认为，大家争相海外“镀金”的原因之一，是国内“重引进、轻培养”“重经历、轻能力”等政策，导致大部分本土优秀青年科研人才起步平台和发展空间低于引进人才。

　　例如许多高校院所在招聘青年教师时，明确规定应聘者必须具有海外学习经历。科研人员要晋升职位，有的单位也会要求必须要有1～2年的留学经历。而且在一些国家及地方政府的人才引进政策中，面向海外人才的政策明显更加优惠。例如一些引进海外青年人才的计划，其支持规模和经费总量远高于并行实施的、支持本土青年人才的“青年拔尖”计划。

　　这是一些科研管理者对我国科研实力、人才培养能力的不自信。未来，对于我国庞大的科研系统来说，外部引进只是“输血”，建设科技强国同时需要提升“自我造血”能力。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更为科学的评价机制，给本土青年人才和引进青年人才公平竞争的机会。特别是要加强对本土青年人才的支持和培养，进一步提高本土青年人才项目支持。这可以首先从人才支持力度平等开始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