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4日10时52分，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1岁。

　　梁思礼告别仪式于4月18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我国著名的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曾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研制中首次采用新技术，是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正如他非常喜欢的萧伯纳的名言一样，他象一支火炬，将自己的一生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后一代人们。

　　独立自主的精神

　　梁思礼家中布置了简单的灵堂，不停有人来此悼念。梁思礼的女儿梁红带领《中国科学报》记者参观了父亲生前待的时间最长的书房。这个不大的书房中，整整齐齐陈列着各类书籍、梁思礼及家人们的合影，书房最显眼的一幅字写着“厚德载物”。在此，梁思礼生前最喜爱的消遣就是听音乐、与计算机下象棋。

　　梁红也曾是502所搞卫星控制的一名科研人员。她告诉记者，父亲留给两个女儿最大的财富，就是从小便培养她们独立自主的精神。

　　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解决，而不去依靠任何人，这句话父亲从小到大反复告诫孩子们，可以支撑着自己一直走下去。梁红说，父亲从17岁到美国，之后的生活完全靠自己一个人，母亲也是17岁参加的革命，独立自主的精神是他们的传家宝。

　　梁思礼当年在天津读完高中后，申请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嘉尔顿学院的奖学金。母亲把买完船票余下的100多美元包好告诉他今后一切要靠自己了。梁思礼去美国仅半个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他和家人彻底失联。在美留学8年，梁思礼从未得到过家人的接济。完全靠自己打工挣来的钱上学和生活。

　　难以磨灭的深情

　　原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朱明让可谓梁思礼院士的老邻居、老“战友”。他自1960年大学毕业便分配到梁思礼研究室工作。对比自己大13岁的这位老领导最熟悉不过。这种友谊延续到两家的第三代，朱明让的外孙与梁思礼的外孙从小就“拜了把子”，老在一块玩。

　　坐在记者对面的朱明让如今都不能抑制自己激动的情绪，感觉梁思礼离开的太突然，一切都来不及准备。他回忆了梁思礼去世时的情形。他说14号那天自己从外面回来，看到楼下停着一辆救护车，还非常惊讶，等上楼之后，看到两名救护人员在梁思礼院士家急救，自己的血压一下便升高了。

　　去年年底，梁思礼的身体一直不好。在医院住了3个多月后，病情相对稳定，今年3月底得以回家。

　　他说梁思礼在医院的时候，自己去看他，握握手感觉很柔软，当时感觉情况还可以，等梁思礼出院的第2天，再去看他，仍感觉身体很弱。出院后的这些日子，因为天气忽冷忽热变化不定，再加上哮喘病，对花粉又过敏，对他的健康很有影响。当天上午有一口痰没能咳出来，堵住了气管。“这比心脏病的抢救都困难，”朱明让难以抑制自己的悲伤。

　　实际上，梁思礼之前的身体非常好，七八十岁还能长时间漂在水面上。对体育的爱好也几乎贯穿了他的大半生。热爱美式橄榄球、考了救生员证的他，还是普渡大学古典式摔跤队队员，曾获得美国中部大学联赛摔跤冠军。

　　梁思礼的秘书杨利伟与梁思礼跟家人一样，他上周日是最后一次见他。他说梁思礼在生活上多姿多彩，他性格开朗、心胸开阔、眼界宽广、兴趣广泛，是一位思维广博、敏锐的战略科学家，非常善于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并推动下去，深入研究。为航天事业奋斗了一生。

　　梁思礼与自己的老伴赵菁女士感情非常深，而且还很尊重这位“老革命”。有一次，他很难为情地对杨利伟说，“小杨，我犯错误了，把赵老师给得罪了。”原来，赵女士下楼买菜忘记带钥匙，梁思礼自己在书房听着音乐与计算机下象棋，没有听见敲门声，结果害得赵女士半天进不了家。这事让梁思礼愧疚了好多天。

　　敢于直言为航天

　　杨利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梁思礼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航天人，直至生命最后的时间，与自己说的比较多的还是航天育种的事情。他非常支持我们国家自己搞航天育种，将作物种子搭载航天器上，进行人工培育、优选，这样不仅产量增加、抵抗病虫害，还有很多好处，有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朱明让则告诉记者自己亲历的鲜为人知的一件事情。当年，正是因为梁思礼敢于直言，机智攻关，才让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的钱学森深入基层，发动起科研人员，机智攻关，展开了一场航天控制发展史上的“杀血路”活动。那件事情不仅显示了梁思礼直面问题、勇于思考，有能力、有魄力积极突破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还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民主。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发射失败后，控制系统修改设计上遇到一个瓶颈。1963年一天，钱学森召集他们开会，研究修改设计问题，钱老说自己看到一个资料，美国当时的研究已能把空中飞行的一根光杆控制住，他们能做到的，咱们也一定能做到。当时很多技术大领导在场，谁都不敢说话，但是梁思礼开口了，他说，“钱老，就算我耍赖皮了，还要说几句。”然后坦陈其时科研中的困难和问题。

　　听完梁思礼的陈述，钱学森随即表态，“那你们回去成立一个小组，杀出一条血路来，我要亲自参加。”在当时形势下，十几个人的“杀血路”小组成立了，钱学森每个周五都来参加他们的讨论。梁思礼协助当时的黄维禄副总师领导并组织实施“杀血路”工作，历时3个多月。研究提出多种方案，控制系统改进后于1964年连续8次发射成功。

　　梁思礼院士生前共事过20多年的研究所老所长董若环与同事孙凝生在其单位举行的追思会上表示，梁思礼对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他参与了中国航天历史上的诸多“首次”，爱国的信念支撑他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他无愧于父亲的传承和家庭的教诲，用自己的一生和不懈追求实现了报国夙愿。

　　永远怀念梁思礼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