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

　　3月22日12时36分，彭士禄因病医治无效于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巨星陨落，令人悲恸！

　　“彭士禄是一个完美的人。”这是彭士禄在曾经的同学、下属与好友，9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核反应堆工程专家周永茂心中的形象。

　　近日，周永茂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回忆过去相识60多年的个中经历，讲述他记忆中的彭士禄。

　　山坳中“论证”出首个基地

　　1956年10月，根据中苏《关于为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协定》，钱三强率领了39名科技人员组成“热工实习团”赴苏学习，周永茂就是其中一员。而此前已在苏联留学的彭士禄响应中央决定也转学到莫斯科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彭士禄与周永茂一同被分到了莫斯科动力学院开设的“核能动力进修班”学习。

　　“彭士禄的俄语基础比毕业于国内大学的我们好，那时他经常帮我们辅导功课。”周永茂说，也就在那时，两人相识，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1958年，周永茂与彭士禄先后回国参加首艘核潜艇设计工作。1960年彭士禄作为总负责人回到原子能研究所“重启”此前暂停的核潜艇设计建造工作，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

　　要建造水下核潜艇，第一步怎么办？当时的他们没有图纸资料、没有专家指导、没有经验，甚至连真正水下核潜艇的样子都不清楚。“我们必须要先在陆地上建设一个大小、形状、参数跟水下一模一样的核潜艇，一旦出问题，在陆上比较容易处理。另外，让官兵事先学会各种操作，完全熟悉后再下海，大大降低试航风险。”周永茂引述了当时的讨论共识。

　　然而，在哪里开展陆上核潜艇设计建造研究？这是十分关键的一步。领导们持有不同意见，争论不休，迟迟无法定案。

　　彭士禄认同并看好上级推荐的四川峨眉山地区，这里保护性、隐蔽性好，但某些专家领导认为这里阴冷潮湿，且大气扩散条件不好，并不适合核反应堆试验。当时，彭士禄想到，为什么有“雾都”之称的伦敦附近却能建设核反应堆？扩散条件好与不好必须用数据说话。

　　为此，他邀请北京市气象台的专家前往四川，在大山深处开展历时3个月的大气扩散实验，取得了第一批监测数据，并论证了该地建设反应堆的可行性。中国第一座潜艇核动力装置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在此落地。

　　“彭士禄很有革命经验，他总有着跟别人不一样的思维想法。”2020年，周永茂专程前往该地参观时，看到彭士禄工作和居住之所，是在一个山包上搭了一个棚，里面只放了一辆自行车和一个背包。“当时，只有彭士禄和几位年轻人在那里，展开了建堆的气候、地质、水文等基本资料的调研，特别辛苦。”

　　如今，该反应堆早已拆除，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彭士禄默默耕耘、开荒拓路的场景与精神深深烙刻在大山之上和后辈心中。

　　“彭拍板”

　　彭士禄有“彭大胆”“彭拍板”的称号，不迷信领导、权威，在众说纷纭时敢于“拍板定案”。

　　周永茂至今记得彭士禄曾在争论堆芯燃料元件安全系数时的大胆拍板。当时，周永茂负责元件设计，安全系数与材料、水温、流速、功率等参数密切相关。

　　周永茂说，“没有实验，是不可能确切确定这些参数的，但我们都没有经验，没人会做实验，只能靠计算，围绕燃料元件的各个方面的专家都计算了各自的安全系数，且都是往最大系数算。”然而，这导致元件壁温大大提升，远超过美国核动力商船的类同数据，必须要砍掉一些过大的偏离。

　　无法定案的周永茂找到领导彭士禄，彭士禄酌定修改、‘拍板’签字，“既然谁都没看过，当未知数很大时，数据不一定往大偏，有些可以往小偏。”尽管方案已定，但当时的技术人员们都还顾虑重重。

　　后来，周永茂调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做研究工作，他用近5年时间对燃料元件进行堆内验证，那时大家的担心才完全平静下来。

　　彭士禄常常对研制人员说，不要吵，做实验，用数据讲话，最后他来签字。也正因此，中国以较快的速度打破了核潜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今天，我们最新的核潜艇要达到与美国同样高精尖的水平，让中国在世界面前更自信有底气。”看到今天中国的发展，周永茂激动地说。

　　对于重大关键问题，彭士禄大胆果断，但平常是个乐天派，对待下属，如朋友一般，“他没有架子，从来不提自己是革命先烈之子，我们都叫他‘老彭’，意见不一时，我们也敢跟他争论。”周永茂告诉记者。特别是当时政治运动频繁干扰，他作为领导总能冷静对待，保护科技人员的钻研精神，免受运动的伤害，深得科技人员的爱戴。

　　将生死置之度外

　　在周永茂看来，特殊的生活经历，培育了彭士禄直率坦诚、不迷信权威，敢于冒险的精神。但他的冒险并非盲目行事，而是默默做了相关研究计算，已是“心里有数”。

　　作为革命英烈彭湃、蔡素屏之子，彭士禄3岁时失去双亲，随后在香港、广州、重庆、哈尔滨等地流亡，最终由周恩来派人带到延安抚养。

　　在延安，彭士禄一边读书，一边“拆炮弹拔引信”。“当时，我们打仗缺炸药，靠日本人跟国民党留下来的没爆炸的炮弹，取出炸药，做步枪子弹。”彭士禄曾对周永茂说。

　　年少的彭士禄身材瘦小，只能骑在炮弹上，两腿夹着，用手拔出一个个引信。周永茂感叹道，“可以想象，炮弹随时有爆炸危险，他也可能随时被炸死，从那时起，彭士禄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他时刻牢记“感恩、报国”——感激中国共产党的恩情，报答中国。一生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为祖国作出最多的贡献，他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他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爱好，心里想的也全是工作，晚年病榻之上还心系核能事业。

　　危险困难冲第一，但在名利到来时，彭士禄却总是退至幕后。对于什么时候调级，什么时候评职称，什么时候涨工资从不过问。

　　2017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他将奖金全数捐给中核集团，设“彭士禄核动力创新奖，为中国的核工业事业培养更多优秀年轻人才。

　　2020年获得第十三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他将奖金捐给家乡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帮助家乡发展。

　　80年代，在报刊上、媒体上，彭士禄频频被媒体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有一次，周永茂去看望彭士禄聊天时，开玩笑地谈到，“你要当‘爸爸’了。”原本满脸笑容的彭士禄立刻严肃起来，连忙摆手，“不要瞎起哄，我不是什么‘之父’。”

　　周永茂说，在他心中，“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和全体参与人员的共同努力，他只是其中的一份子。”

　　记者手记：彭士禄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彭士禄曾用4点总结自己：其一，一家与百家；其二，主义与精神；其三，明白和糊涂；其四，拍板与改错。

　　“一家”是彭士禄的小家，他总是说，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属姓“百家姓”，从小流亡的他，曾在许多贫苦百姓家生活过，每到一个地方就改一个名字，过起了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

　　回首过往，他也总是说，“我对人民永远感激，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感到不足以回报他们给予我的恩情。”

　　彭士禄是个坚定地“共产主义战士”，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孺子牛’的犟劲精神。

　　他对“凡工程技术大事必须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数，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但“凡对私事，诸如名利、晋升、提级、长工资、受奖等等，越糊涂越好。”这是一名纯粹科学家的担当与道义。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彭士禄“拍板”也并非每次都“拍”对了，但出错就立马改正。周永茂说，迄今为止，凡是重大关键问题，都没“拍”错过。

　　尽管时代背景早已不同，但彭士禄依然是值得我们追寻的“巨星”，他的感恩报国，他的人生哲学，他的精神风骨，这在当前时代环境下同样适用。

　　周永茂饱含深情地说，“彭士禄是我们的榜样、偶像，即使做不到，也要向他的精神靠近。我们现在的确比过去站起来了，但并没有强起来，我们做得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