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科学的严谨性,科学家们给人的感觉自然多了几分严肃。然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里面，从来不乏风流倜傥或者幽默诙谐之辈。甚至有些看来总是十分庄重的先生，在某种情况下也会老夫聊发少年狂。

　　话说卢沟桥战火初燃，日军迫近平津，公开宣布的攻击目标之一是南开。炮火轰炸之下，南开变为一片废墟。战前南开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一直为救亡奔走呼号，故日军称南开为“抗日据点”。然南开的教师学子辗转迁校，一路南行，以“南开为中国而亡，有中国即有南开”的精神继续办校，于八年苦战中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南开学子坚忍不拔，勤奋好学的精神传颂一时。

　　然而，就在这些南开学子中，也有人交白卷。

　　1941年南开中学高中毕业考试，一位叫作谢邦敏的考生面对物理试卷大眼瞪小眼许久之后，终于承认自己实在答不出一道题来。按说学生答不出卷子倒也是常事，但这位谢邦敏是四川人，性格里面大概带了些苏东坡的豪迈，竟然在空白的试卷上题《鹧鸪天》词一首，以抒胸臆。词曰：

　　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七原非理组人。

　　说起来，这位谢邦敏物理交白卷颇有些不合情理。他的同胞兄弟谢邦杰是南开理科的学霸，后来成为世界抽象代数的泰斗，大数学家。从遗传学角度来说，没有理由两兄弟在理科方面的能力相差如此之大。

　　不过细看两兄弟的履历，又会发现这实在太合理了。原因是两兄弟虽然都是高智商，但也都是著名的偏科大王。

　　谢邦杰自幼酷爱数学，成绩非常好，惊动了县里的教育局长，特别对他们学校的老师说：“你校有个谢邦杰，很厉害。”那位老师无奈笑道：“他不行，就只有算术。”谢邦杰对算术以外的其他科目根本不感兴趣，永远只是勉强及格而已。这种走平衡木一样的冒险状况持续到抗战胜利后，谢邦杰转入北大数学系才算结束。后谢邦杰长期担任吉林大学数学系主任，成绩斐然。

　　谢邦敏的偏科更加厉害，他对文科的各门功课津津乐道，但对数理化敬而远之。于是逢到考试情况便越发不妙，弄到交白卷的地步。南开有规定，如果数理化有一门不及格，而且补考也不及格的话，是不能毕业的。毕业考交了白卷，而且看他对这门功课的态度，补考恐怕也无法乐观。谢邦敏本人颇有大将风度，对此不怎么在意，故有卷上题词的“壮举”，当然也可能是预感到无缘及格，干脆破罐破摔了。

　　然而，谢邦敏却没有弄到需要补考的地步，原因是给这位小才子阅卷的，是一位大才子，这就是当时任教于南开的中国声学专家魏荣爵先生。

　　魏荣爵，湖南省邵阳市人。家学渊源，是清代著名学者魏源的后裔，其祖父魏光焘为晚清名臣，参加过甲午战争，是曾国藩湘军的继承者，左宗棠的重要助手。曾长期担任两江总督，闽浙总督等职务。魏荣爵毕业于金陵大学物理系，后出国留学，到芝加哥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主攻核物理获博士学位。他1951年回国，创建了南京大学声学所，建立了南京大学的消声实验室和混响实验室，发展了低频声波在水雾中的传播理论，并用实验加以验证，继而建立了适用于各种频段与水雾粒度的声传播吸收理论。是中国著名声学家，中科院院士。

　　魏荣爵先生不仅出身世家，而且涉猎极广。早在大学期间，他便以“吉韵”的笔名大写戏评，水平之高以至于马连良先生都登门准备领会“吉韵先生”的教诲，及至发现对方是一个学生，不禁大吃一惊，倒也成就一段佳话。

　　这种才子风骨至老不减。他在南京大学担任声学所所长的时候，最大的爱好便是拉上知交好友、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匡亚明校长钻进声学研究室，一起收听不同声学技术处理后的音乐和戏曲播放效果。两个人会听得摇头晃脑，兴致勃勃。

　　这样一位大才子，看到小才子谢邦敏的词，会作何反应呢？

　　魏先生惜才之下，也挥毫还了一首打油诗，曰：“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

　　就这样，谢邦敏得以幸运地毕业，按照自己的志向后来学习文科，进入了西南联大法律专业，成了一位律师。有意思的是，谢邦敏还是一位地下党，后来打入国民党北平法院，成为北平解放时接受旧法院系统的重要人物。此后长期担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第一庭庭长。

　　如果没有魏先生的惜才，一位法律专家可能会高中都毕不了业。

　　值得一提的是，谢邦敏进入法院以后，诙谐性格依旧，一次，身为院长夫人的一名工作人员对一份应予“存卷”的材料批为“存券”，院长不察，居然入档。谢闻之，曰：她文化低，不能怪，该打她老师，因为误人子弟。听者哭笑不得。

　　不知道魏先生后来是否知道此事，若知道，恐怕要笑曰：大得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