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心，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适应党和革命的需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摘自赵忠贤的《入党志愿书》

　　（1973年）

　　作为首位“40后”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也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科学家，赵忠贤的红色情缘在儿时就已种下。

　　1941年，他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成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我是听着老红军的故事、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长大的”。

　　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正上中学的赵忠贤为此心潮澎湃。1959年，他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攻低温物理。钱三强、张宗燧、洪朝生……他得到了诸多物理先贤的悉心指导。特别是听罢钱三强先生讲述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艰难研发历程，他感到，上大学不仅是对科学的喜欢，“更有了责任和使命感”。

　　“读书时，我们讨论最多的是‘红专’问题。”赵忠贤回忆，“红”在于内心深处的信念，“专”则要全身心地投入，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努力把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好。这段求学经历令他在日后的科研中学会了如何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如何在设备差、经费少的情况下依然把科研成果做得漂亮。

　　1964年，赵忠贤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由此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高温超导探索。彼时，超导研究在我国尚处起步，但他深知，这项探索不仅有着重大的科学前沿意义，一旦成功，更将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应用价值。

　　研究几度受阻，项目批不下来，甚至连“摊儿”都被解散了。但历尽万难，赵忠贤初心不变。而今，中国组建起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高温超导研究从追赶到领跑，走在世界前列。他带领团队在世界两次高温超导研究突破中勇立潮头，成为我国高温超导研究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

　　1973年12月，赵忠贤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始终践行入党时的誓言，近五十年时间里，除参加国防任务的几年外，赵忠贤“一辈子只做超导一件事，把个人志趣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

　　“平湖静，小河浑，册府半装新。檐前竹上腊梅薰，花信又初春。去复还，研兼教，几代师生耕造，为中华物理生根。超导贺高温。”

　　这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先生1987年为祝贺物理所高温超导研究而手写的一首《喜迁莺·小令》，一直被赵忠贤珍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中华物理生根”，这句殷殷嘱托令赵忠贤沉吟不已，遵循至今。

　　他说：“中国的科技实力花钱买不来，白送更别想，只能立足于自己咬牙攻关、知识报国。”在物理所，他常告诫年轻人要静下心来做事，而科学研究，需求才是最大的动力——“一是国家需求，二是科学发展的需求。两者都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回顾百年风华，赵忠贤认为，从“两弹一星”到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国的科技发展举世瞩目，“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作为我这一代人，最感安慰的是‘我奉献了’”。

　　对未来，他充满寄望：“现在全国有这么多的科技人员、这么多的团队。我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花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解决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或是一个核心技术问题，加起来那还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