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卫星有效载荷与应用系统总设计和总指挥，探月工程嫦娥一号、二号探测器有效载荷总指挥，中俄联合探测火星计划“萤火一号”科学实验卫星科学应用首席科学家，嫦娥三号有效载荷总指挥，空间科学先导专项负责人。

　　2016年6月20日，英国《自然》（Nature）杂志评选出中国十大“科学之星”，吴季位列十位科学家之首。文章中写到，他们的成绩不仅仅在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令中国进一步成为科学领域的“超级大国”。

　　中国人探索宇宙的梦想，与中华民族的沧桑历史一样悠远。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两千多年前，屈原作楚辞《天问》发问浩瀚苍穹，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最早仰望星空的民族真正迈出了探索太空的步伐。

　　“观测太空这件事，中国人做的很早，太阳黑子、超新星爆发、彗星在我们的历史上都有记录。”在位于北京怀柔的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吴季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许多飞行器的模型：嫦娥三号月球车、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一项项举世瞩目的成果，让几千年的民族飞天梦想终于在今天变得“触手可及”。

　　空间科学，通过人造卫星、探测器等飞行器，研究发生在宇宙空间中的自然现象。作为中国空间科学的领跑者之一，吴季始终保持着低调的作风，在媒体上的发声也寥寥可数。三十年空间领域的上下求索，在他的口中都变成了一缕缕的云淡风轻，娓娓道来。

　　凡心所向，素履以往

　　1994年12月28日，当从丹麦哥本哈根飞往北京的航班逐渐接近首都机场上空时，36岁的吴季几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阔别多年，他再次回到了熟悉的故土。

　　这次风尘仆仆的回归之前，他在世界顶尖理工大学之一的丹麦技术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顺利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工作。辗转欧洲多个国家和美国学习进修，吴季学成后的第一想法，就是回“自己家的菜园子”。

　　“邻居家的菜园子种得好，你可以去住几年学学怎么种菜。可是学会之后，为什么不回来把自己的这块菜园子种好啊？”年近花甲的吴季，双鬓已若隐若现些许白发。作为当年为数不多的归国留学生，他心中早已认定要在“自己家的菜园子”深耕细作、培土育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空间科学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设备设施的建设也刚刚起步。吴季去中科院报到的时候，空间中心连第一座四层的科研楼都还没有盖好。一间小平房的办公室、一台286计算机，回国后第三天，吴季就在简陋的环境中开始了空间科研工作。

　　凡心所向，素履以往。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吴季，对回国后的物质生活条件毫不在意。当时，吴季夫妇和八岁的女儿住在中科院临时分配的12平米小房子里，没有单独的洗手间。早已习惯丹麦舒适生活的小女孩，被冬天里还要去外面上公共厕所吓坏了。

　　不过，一家人很快就把这些落差默默消化了。“那时候，小房子在铁路边，一到晚上过火车就轰隆隆地响。我女儿半夜醒来，高兴地对我说，爸爸，你听火车真有劲儿啊！”回忆起曾经的场景，吴季微微一笑。

　　星汉灿烂，前路漫漫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吴季本科就读于北京邮电大学微波通信专业。虽说是研究天线与电波传播，但范围仅限于地面。对电离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的吴季，迟迟无法尝试空间实验。

　　1985年，机会垂青了这个心怀太空梦的年轻人。那一年10月，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和欧洲空间局设立项目，专门资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到欧洲空间局去进修。经过层层遴选，27岁的吴季得以前往。正是这短短的一年经历，奠定了他投身空间科研事业的决心。

　　在欧空局，吴季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空间科学，并身临其境见证了对哈雷彗星回归的观测。1986年3月，76年才回归一次的哈雷彗星出现在天空，欧洲空间局哈雷彗星探测器乔托（Giotto）也逼近了哈雷彗星。正在参与通讯卫星天线设计的吴季，通过实时通报的哈雷彗星的信息和照片，感受到了空间计划的伟大和诱人之处。

　　“哈雷彗星刚开始就是一个点，随着距离越来越近，照片中的星体越来越清晰，甚至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和结构。我那时候二十多岁，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吴季内心的梦想被彻底释放了。朝来暮去，寒来暑往，一年的进修即将结束的时候，吴季决定改变自己的科研方向，把重点转向空间科学。他一头扎进卫星天线的研究，回国后与导师共同发表了《通讯卫星天线的复型波速的算法》。吴季的算法与程序很快被我国航天研究部门采纳，应用到东方红三号卫星上。

　　在欧空局期间，吴季先后被安排去丹麦技术大学和德国MBB公司（现在是欧洲航空防御和空间公司EADS的一部分）访问考察。西方先进的科研水平令他大开眼界，同时也让他深深体会到“差距很大、前路漫漫”。1989年，对学业孜孜以求的吴季再度前往欧洲，进入丹麦技术大学天线实验室继续深造。

　　天有晦明，敢为人先

　　埋头于空间科学，吴季一做就是三十年。回国后，他一边参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科研项目，一边不断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为空间探索的国际合作争取机会。

　　1997年他成为我国第一个空间科学卫星计划——“双星”探测计划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这是首个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以中方为主的空间探测国际合作计划，也是中国和欧洲合作的第一个科学探测卫星项目。

　　在吴季看来，“双星”探测计划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卫星计划。“以前我们没有空间科学计划，在空间科学领域处于从属地位，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走。有了“双星”与“星簇”的合作，我国引领了地球磁层多点探测领域和方向，在空间科学领域做了自己的贡献。”

　　2004年7月25日，“双星”计划的第二颗卫星“探测二号”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发射成功。正在法国巴黎参加第35届空间科学大会理事会会场的吴季，收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吴季说，那一刻“扬眉吐气”。

　　2010年，“双星”探测计划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同年，“双星”计划—“星簇”计划（Cluster）联合团队共同获得了国际宇航科学院（IAA）杰出团队奖。

　　科学研究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探索宇宙之旅，既有成功一刻的油然自豪，也有路遇崎岖的锥心之痛。

　　2011年11月9号，搭载有中国“萤火一号”火星探测器的俄罗斯“福布斯－土壤”探测器被宣布未能按计划变轨，中国的第一颗火星探测器发射失败。爱之越深，失之越痛。作为“萤火一号”工程应用的首席科学家，吴季十分痛心。

　　“航天本身是有风险的，有发射的风险、仪器的故障，还有可能被空间的高能粒子击毁，数据丢失……而我们萤火一号恰恰赶上了俄罗斯发射的故障。”吴季说。

　　人类探索空间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让吴季想到了十五年前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当时我在欧空局学习，事情发生后，有些人开始退缩，认为航天风险太大，不能搞。但更多人坚定地认为，有牺牲是正常，决不能因此止步。”吴季后来慢慢体会到，“做空间探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承受力”。

　　2005年，吴季开始担任空间科学中心的主任，从单纯的科学研究转向科研战略的制定。2011年，中科院设立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吴季担任首席科学家，开始领衔中国空间科学的总体规划。从“十二五”成功发射的暗物质卫星“悟空”、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再到“十三五”正在研制中的水循环卫星、爱因斯坦探针，中国空间科学正在开启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相比于二十多年前刚回国的样子，吴季感叹，“工作条件改善得太好了，仪器设备都是最高配置，高速运算的需求完全可以得到满足。国家投入科研的经费逐年增加，一些国外都无法建立的实验室我们也有了”。在空间科学中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的身影，吴季说，“希望他们忧国忧民，胸怀大志”。中国在轨道上的繁星璀璨，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科技人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

　　目前，吴季正在加紧推动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二期5至8颗卫星尽快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争取2020年前后，发射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ASO-S）、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SMILE）等多颗科学卫星。自从去年科学空间中心搬迁到京郊的怀柔，吴季也把家安在单位附近，只有周末才能与家人团聚。

　　采访当日，恰好是吴季的生日。同事们特意准备了蛋糕，并在一台小小的平板播放器里预先存入了他的照片。烛光中，悠扬的音乐响起，一幅幅旧时老照片缓缓地播放着，从青葱岁月到年近花甲，画面串起了三十年的岁月。“这么多年，我对空间科学的好奇心和动力一直没有丧失过。”吴季的眼眶有些湿润。

　　吴季的手上始终带着运动手环。他笑着说，“要在科研工作之外，日行八千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鲲鹏展翅，九天揽月，中国科学家的每一步，都承载着民族的梦想、铭刻着国家的记忆。在远离北京市区的空间中心，夜晚经常可以看到漫天繁星闪烁。苍穹之下，吴季常常抬头仰望，星辰浩瀚，梦想还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