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地质学界,谈起火山研究,中科院院士刘嘉麒的名字首屈一指。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开始与火山打交道时,已接近“四十而不惑”的年纪。为攀登科研高峰,他“把四十岁当成三十岁过”。
而今,刚成为“80后”一员的他,仍坚守在科研与教学一线,一有时间就做科普、做咨询。“忙”,是他现在的生活状态。
选择成就强者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多大年龄,反正还能干事情。”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刘嘉麒语速不快,声音响亮。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他有许多立场鲜明的观点。从他身上能感受到一名“战士”的炽热、一种耄耋之年的斗志昂扬。
的确,他是人生的战场上的“战士”:克服逆境,一次次迎难而上。
1941年,刘嘉麒出生在辽宁省丹东市一个农民家庭,9岁时,他的父亲不幸离世,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为困顿。作为四姐弟里最大的男孩,他奋发努力,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
高考填志愿时,他原本感兴趣的是文学,但学校要求优秀生只能报考理工类。拿不定主意的他跑去征询母亲意见,母亲的回答很简单:哪个学校不要钱,或者少花钱,就考哪个学校吧。“无奈”之下,1960年,他考取了长春地质学院地球化学专业。因为该院实行学费、书费、伙食费、医疗费、住宿费“五包”,“基本不花钱”。
上学后,他才发现这个专业还要在野外跋山涉水。加之赶上三年困难时期,他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经常吃不饱饭。班里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受不了当时的苦,便退学回家了;刘嘉麒没有退路,因为“在学校吃不饱,回家就更吃不饱”,他坚持了下来。
苦日子慢慢挺过去了,最初的“无奈”之选也被他“挺”成了兴趣,越钻研兴味越浓,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65年本科毕业时,经过“千里挑一”的选拔,他考取了本校研究生。毕业后,他又留校担任助教。
然而,“文革”的到来却让他的钻研戛然而止。但他始终不想让所学的知识就此荒废,仍不时地“偷看”一点书。
十年弹指一挥间。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刘嘉麒非常振奋,跃跃欲试。
这时,他已从辽宁营口地质大队调到吉林冶金地质勘探研究所任同位素地质研究室主任,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受到单位器重。但刘嘉麒始终觉得要到更广阔的天地见见世面,他毅然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成为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封的学生。
彼时,他已37岁,与班里年龄最小的同学相差十六岁。虽然是个“老学生”,但他心里依然憋着一股劲儿。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放弃原单位给的优越条件,再考博士研究生,成为地学大师刘东生院士的学生,并成为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学位获得者。当结束长达27年多的学生生涯时,刘嘉麒已年过44岁。
要珍惜研究生时期
今天的刘嘉麒,无疑是一位地学领域的“强者”。他十进长白山,八上青藏高原,三入北极,两征南极,系统揭示了中国近代火山活动规律与地质特征,积极推进火山资源的保护开发与火山灾害的监测预警,将火山喷发与气候变化相关联,开拓了玛珥湖(火山口湖)高分辨率古气候研究,被认为是中国火山和玛珥湖古气候研究的领军人物。
而他与火山研究的“不解之缘”正是在研究生时期结下的。
“研究生时期是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对一个人的学业与事业都极为关键,要珍惜这段时间,为一生打下基础。”这是他的切身感受。
彼时,在选择研究生论文题目时,老师建议刘嘉麒做研究领域相对成熟、把握性较大的中生代岩石研究。他却觉得这样的题目有些平淡,“做成了也不精彩”。依靠多年的工作积累,他想“赌一把”——做在中国尚无先例的新生代岩石同位素年代学研究。为此,他把实验室变成了家,一天24小时除了到食堂买饭都在实验室里转,最终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1986年他被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授予首届侯德封(地球化学)奖;1990年,又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他在硕士、博士研究生论文中得到的数据结论,至今仍被国内外同行引用。
与40多年前相比,现在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是当时的100倍还多。刘嘉麒激励青年学生认真思考读研究生的目的,树立远大志向,反哺国家与社会。“同时,年轻人要找到自己的‘生长点’,不好高骛远、这山看着那山高。真正的远大目标,必须从眼前一步一步做起。”他说,“不要以为自己年轻、还有好多时间,就不着急。这么说吧,你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能比别人多前进一步,以后的路可能要容易得多。”
“现在最需要时间”
“我现在最需要时间,得赶紧再做点事儿。”其实,刘嘉麒早就过了退休年龄,没人逼着干活了,不过他选择了“忙”。
在他书桌旁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两个泛着金属色泽的“大线轴”,这是他近年来研究的焦点。
围绕火山钻研了一辈子,他想再挖“一桶金”——把硬邦邦的玄武岩(火山岩的一种)拉成丝,帮助企业制作适用于民用、航空、化工等领域的新型纤维材料。
现在,他还在给研究生上课,带着十多名研究生;一年作二三十场科普报告,给地方、企业做咨询……今年5月,刘嘉麒刚获得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李佩教学名师奖”。
“也不是觉悟高,人活一辈子总要给社会留点东西。”他说,“人不能忘本,自己是花国家和老百姓的钱才有了学习机会,要尽可能回报给社会、回报给老百姓才行。”
结缘地学“一甲子”,他时刻心系学科发展。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是地质大国,但还不是地质强国。在一些基础理论方面,中国人创造的理论还很少;国内使用的许多技术手段、仪器设备都很先进,但绝大部分是买的,不是自己研制的,这容易受制于人;当前的理论和60年前相比虽不断进步,但没有质的变化,仍需要新突破。
“如果把国内有关学界的报道排个队,会看到一支相当长的‘领先’队伍。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他说,“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成就,来鼓舞士气;也应该看到很多方面尚未领先,还得加倍努力。科学来不得浮夸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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