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的整个学术生涯，紧紧围绕着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正是这个古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难题让他甘愿守在冷门学科的争议地带，且越战越勇。

　　他执着，但不偏执。他捍卫自己的学术观点，但只要证据扎实，他也会坦然修正自己的研究结论，毫无包袱。

　　“假说不等于真理”，为了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他用毕生精力去寻找更多的化石证据，为此甘之如饴，直到2021年12月4日晚，他的生命画上休止符，享年93岁。

　　和主流学说“唱对台戏”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人起源的研究与争论一直占据着国际古人类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有两种观点长期对峙，一种是非洲起源说，一种是多地起源说。前者支持所有现代人都是从非洲走出的智人进化而来，他们在不同地区替代了本土的古老型人类而成为霸主，而后者则认为，直立人在各个地区也独立进化出了智人。

　　多地起源说的提出者之一正是吴新智。

　　20世纪80年代，吴新智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Wolpoff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Thorne依据当时掌握的化石证据，对东亚和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古人类演化模式进行了分析论证。在1984年发表的论文中，他们列举了支持这一区域古人类连续进化的化石形态证据，由此创立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

　　但在国际上，东亚现代人的起源是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问题，非洲起源说又占据了绝对的主流地位，因为它有着当时非常重要的分子生物学证据——夏娃理论。

　　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几位科学家利用线粒体DNA只有母体遗传，因而追溯过程最后会导向一位单一的女姓祖先的特点，根据已知的线粒体DNA突变速度的计算，认为所有婴儿的线粒体的DNA向前追踪，最后追到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妇女，即所谓的“夏娃”。

　　此后近40年时间里，吴新智都在和非洲起源说“唱对台戏”，且越战越勇。

　　在对比分析大量古人类化石特征基础上，吴新智从中国古人类化石年代顺序、共同形态特征、渐进变化、形态特征的异样性、镶嵌性、与其它地区古人类基因交流以及古文化证据等方面论证中国古人类演化以连续性为主，同时与世界其它地区古人类之间有渐增的基因交流。他还罗列了11项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的共同特征，指出这些共同特征在整个中国古人类演化过程中或长或短的时期中持续存在。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他在1998年正式提出了关于中国人类进化的新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明确指出中国古人类进化模式以连续进化为主，附带以与周边古人类的基因交流。这个学说成为了多地区进化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只是太热爱这份工作了”

　　进入21世纪，完全由非洲智人取代世界各地本土古人类的理论开始受到很多证据的质疑。

　　尤其是在2010年，德国马普学会演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斯万特·帕博发表了世界上第一个尼安德特基因组草图，第一次直接比较了尼安德特人基因组与现今人类的基因组。这项研究证明了，除非洲人以外，当今欧亚人的基因组成里全都包含有1%~4%的尼安德特人的遗传成分，这种古老型人类从未被完全替代。

　　不仅如此，随着近20年来中国境内新的古人类化石的出现，包括田园洞、黄龙洞、智人洞、许昌人、道县等，吴新智越发看到东亚地区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人化石在演化时间分布上具有连续性，空间分布上南北都存在。他还发现，中国的古人类在体质特征、文化遗物上也有一脉相承的特点。

　　因此，他坚持，智人在走出非洲的过程中是不断与当地的古人类发生混血、杂交，共同迈向现代人演化道路的，世界各地现代人类起源的类型不应该只存在唯一的一种模式。欧洲是来自非洲为主、本地尼安德特人为辅，东亚可能就是本地为主、外来为辅，澳洲是来自印尼为主、来自其他地区为辅。总之，不同地区的演化模式并不相同。

　　不过，受制于古DNA技术的进展，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分子生物学证据来证明东亚人连续进化的假说，这一争议远未到尘埃落定的时候。

　　但吴新智深谙古生物学是一门严重依赖化石证据的特殊学科，随着新的化石证据的出现和研究手段的更新，现有的结论随时可能被推翻。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古脊椎所）研究员刘武在吴新智的指导下学习、工作超过了30年，在他的记忆里，“吴先生常说，做古人类研究要习惯争议。他还经常提醒我们，现有的各种学说都只是假说，不是真理，更不是历史的真实。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在日趋接近真相，至于什么时候能抵达，谁也不知道”。

　　让刘武印象颇深的是，吴新智总是在自己的研究论文里加上一条特别“说明”，如：目前许多项目的比较数据十分有限，很可能造成一些假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误判。笔者预期，新化石和新数据的出现可能使下述分析有必要进行或大或小的修正。

　　这足以见得，“凡事以证据说话”是吴新智一以贯之的原则。

　　在刘武眼中，相较于结果，吴新智真正看重的是开放的心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非人云亦云的治学态度。

　　就如他在为帕博自传中文版所作的序中所写的：“我与他分属不同学科，都探索现代人起源，虽然对他的观点不能完全认同，但深深为其丰硕贡献及书中描述的艰辛努力所感动。”这既是对“对手”的尊重，也是对科学的尊重。

　　直到生命的尾声，吴新智依然是古人类研究争议地带的少数派。过去，他还曾遭到一些非议，认为其执着追求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

　　“吴先生从未和我说起过这个话题，他只是拼命工作，无需多余的回应。”刘武深知先生内心的纯粹，“他只是太热爱这份工作了！”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吴先生不仅创立和发展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若干个中国古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分支领域都是在他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推动了更多成果的产生。”刘武在采访中强调。

　　“吴先生先后参与和指导北京猿人女性复原像、山顶洞人复原像、马坝人复原像的制作，以及南京人头骨复原和复原像的制作工作。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人类、古代人群以及现代人头骨面貌复原领域的开拓者和指导者。在上世纪80年代还开辟了中国的法医人类学研究，并培养了相关人才。”

　　吴新智还不遗余力地把“人类从何而来”这样一个学术议题，推向主流话语体系，让媒体、公众、科研管理部门都来关注和重视，从而提升这一学科领域的影响力。

　　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他在科研之余还花了大量时间进行科普工作，作报告，开讲堂，写文章，几乎来者不拒，他还出版了《人类进化足迹》和《探秘远古人类》两本科普著作，也展现出一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担当。

　　2000年，吴秀杰来到古脊椎所进行研究生面试，当时的主考官正是吴新智。“听说吴老师是院士，我有点紧张，可一见到他那张慈眉善目的面孔，我就放松了。”如今已是研究员的吴秀杰说，这一幕仿佛就在眼前。因为之后整整20年，吴新智面对学生的那张脸始终如一。

　　“吴老师对学生总是爱护有加，倾囊相授，极有耐心。他特别喜欢我们问问题，他会摆出他的各种标本，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从不会厌烦。”吴秀杰告诉《中国科学报》，“收到学生的文章，他批改得也格外认真，字斟句酌，连标点符号也不会放过。”

　　最令学生们感动的是，吴新智即使在80多岁高龄时，也从不“麻烦”他们跑腿办事，甚至连打印资料这种小事都亲力亲为，楼上楼下步履不停。

　　“我年纪大了，不像你们那么忙。你们就把精力放在自己的工作上，我自己能干的不用你们操心。”吴秀杰的回忆里满是温暖的味道。

　　“始终引领学科方向，又在各种繁复的工作中事必躬亲、一丝不苟，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的吴先生，是我们一生的榜样！”刘武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