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所长不随大流，敢想、敢做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他也不怕别人追上自己。他是大科学家，也是高明的组织家。”在近日《力学学报》组织纪念首任主编钱学森先生诞辰110周年活动上，中科院院士俞鸿儒做了《向钱先生学习什么》的报告，讲述了他在钱学森身边学习、工作的故事。

　　俞鸿儒1957年初来到力学所，他的办公室在311，恰好在钱学森办公室对面，因为离得近，常常有机会见面。

　　“报告会吃他自掏腰包买的点心”

　　俞鸿儒一到力学所，首先触动他的就是参加钱学森组织的学术报告会，立即感受到钱学森的“与众不同”。报告会气氛很活跃，可以一边听报告，一边吃糖果。

　　“原力学所业务处处长李毓昌告诉我，开始办报告会的时候，钱所长拿出200块钱给管后勤的人，每次开会都有吃的，还有刚出炉的点心”。俞鸿儒说。

　　但参加学术报告会，人人都得专心。报告人假如讲错了、讲不清楚，钱学森马上来干预。“如果错得严重，他会让主讲人回去重新准备，下次再讲。如果是讲得不清楚，钱所长会找打瞌睡、精神不集中的听众，请他站起来，问他听懂没有，复述一下刚才讲的内容。”

　　钱学森的学术报告会一直很热闹，“而这体现钱先生的精神，要不不做，要么认真做，一切事都要这样”。

　　“他做报告逻辑性强、废话少”

　　1957年苏联发射人类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很多人希望钱学森讲解背后的科学原理。钱学森不仅给《人民日报》写一整版的科普文章，还准备了科普报告。

　　“有一天办公室主任周素跟我说，最近很多单位请钱所长讲人造卫星，钱所长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所里人帮他讲，你也要去讲。我一听就急了，钱所长说你别着急，过几天要给中央首长讲，听完以后就会讲了。”俞鸿儒说。

　　随后，俞鸿儒听了钱学森在王府井人艺剧场的报告，主要讲三个问题：人造卫星为什么掉不下来、用什么办法把卫星加速到这么高的速度、人造卫星有什么用。

　　“钱所长将卫星的用途总结为‘站得高、看得远’，内容大家都听得懂。他告诉我，做报告首先要让听众听懂，如果有学识渊博的非同行专家听讲，不能把他当作专家，要把前提条件交待清楚，该讲的不能省略。很多人听完我的报告后觉得觉得我讲的很好，关键是钱所长的指导。有了这次体验，我感到科学研究工作即便再难，也不怎么胆怯了。”俞鸿儒说。

　　俞鸿儒总结钱学森做报告的特点，主要有三个：讲话京腔京韵，是标准普通话；讲话很慢，基本上一个字一个字说，在单位时间里讲话的内容比任何人都多；逻辑性很强，废话很少，“力学所杨振声曾偷偷的记钱所长讲的内容，他发现钱先生的讲话拿来发表不大用改。”

　　1958年，钱学森带俞鸿儒写呈送中央的涡旋管技术革新评价报告，“钱所长告诉我，涡旋管优点很突出，评价重点放在效率高低。他让我推导计算制冷效率的公式、收集全国的有关数据、再做些实验，经过几天奋斗，结果就出来了。”

　　据俞鸿儒回忆，钱学森亲自复核了计算制冷效率的公式，报告指出涡旋管不宜用于冰箱、室内降温等一般制冷场合，但能满足特殊需求。报告上报的第二天，媒体便停止了对涡旋管的宣传。

　　“立项要想清楚关键问题”

　　科学研究中立项极为重要，在俞鸿儒的记忆中，钱学森对立项要求很高，比较严厉，“我确实看到有的人因为立项被骂哭了”。

　　立项申请一个项目，先要想清楚项目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要有特别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才能提出申请，这是钱学森对立项的基本要求。

　　选题立项后，钱学森还有个要求，要让国内最能干的人干，“国家钱很少，不能轻易浪费了”。

　　“我觉得钱先生有个招，就是送项目上门。中科院上海有机所有个学部委员告诉我，钱所长想用氟基氧化剂提高火箭推力，调查后获悉上海有机所水平最高，钱所长就送项目上门，请他们开展氟化学研究。后来虽然没有在火箭方面起作用，但推动了中国氟化学工业的建设。”俞鸿儒说。

　　“他是一个很高明的组织家”

　　俞鸿儒回忆，1956年2月16号周总理委托钱学森将研制导弹的设想，包括如何组建机构、调配人力、需要哪些条件形成书面意见，第二天钱学森就上交了，这就是极其重要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这么快写成快令人难以想象，这表明钱先生不光是大科学家，还是是一个很高明的组织家。”俞鸿儒说。

　　在《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当中，里面提到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以最迅速的方法，建立起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三部分，研究、设计和生产”。

　　“研究、设计、生产分类排序很清晰，目标很明确，跟过去不一样。当时工业救国，制造工厂地位很重要，钱先生给它排在第三。”俞鸿儒说。

　　钱学森特别提到了基本研究，“落实基本研究，当前尤其重要。但是各项研究内容都重要，基本研究只需要少数人参与；支持做基本研究不一定非要巨资投入，但是宽松的环境极其重要。”俞鸿儒说。

　　在进行激波管爆轰驱动技术研究的时候，俞鸿儒表示，如果没有钱学森，这项研究是干不成的。

　　俞鸿儒说：“我1958年开始搞激波管，十多年没有要求我写计划，写进度，只要你看准方向，尽全力往前走就行，我觉得宽松的环境比多给经费更重要。”

　　“他很关心青年一代”

　　钱学森对工作要求严格，时常不留情面，不少人觉得钱学森很严厉，甚至有点怕他，但在俞鸿儒心中，其实钱学森很关心爱护青年一代。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关村各研究所年青女同志非常少，有人着急找不到对象。钱所长在春节茶话会上说，郭永怀、林同骥、包括我自己都是近四十岁才结婚，预计大家在这个年龄前都能找到对象，所以不用着急。这时候应专心工作，为国家多作贡献。”俞鸿儒说。

　　钱学森对年轻人的关心，俞鸿儒有着深切感受。到力学所后，俞鸿儒很快喜欢上所从事的工作，加上在北京成家，他非常希望正式调入力学所。“钱所长常说，年轻时要集中精力做工作，不要老想个人私事，因此我不敢向组织上提出申请”。

　　但是1962年10月，力学所会计毛振瑛突然叫俞鸿儒领工资，这时他才知道自己已经被正式调入力学所。

　　俞鸿儒说：“我猜了半天谁能把我调来，后来1999年我偶然看见了一本大连理工大学校史才恍然大悟，原来竟是钱学森所长亲自促成此事！”

　　“钱所长说，我在CIT（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周围有很多‘怪人’，他指的怪人就是摩尔根、鲍林、卡门这类人，他们不随大流，敢想、敢做别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不怕把想法好告诉别人，让别人追上自己。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我认为钱所长也是这种人。”俞鸿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