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的地质生涯，黄汲清踏遍河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开创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制图事业、建立中国大地构造理论基础、勘察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国际地质学界影响深远。

　　黄汲清（1904—1995）地质学家，我国近现代地质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1935年获瑞士浓霞台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出版《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提出了中国二叠纪的三分方案；撰写《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创立多旋回构造运动说，奠定了中国大地构造学的基础；主编中国东部14幅1：100万国际分幅地质图及1：300万的中国地质图，对全国矿产普查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参与部署全国石油普查，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作出了重大贡献。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1994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手把锤子出大门”

　　黄汲清，原名黄德淦，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青岗乡的一个书香之家。幼时受过私塾教育，后在父亲主办的青岗场同化小学读书，1917年入四川省立第一中学。

　　1921年6月，黄汲清中学毕业后回家与父亲商议升学事宜，其时这位少年已有科学救国之抱负。是年秋天，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24年黄汲清复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大学时期的黄汲清勤奋好学，才华初现，1927年完成学术论文《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地层》并发表于《中国地质学会志》第六卷。该文为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地质学学术论文。

　　1928年，黄汲清大学毕业后进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41年改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地质调查所）工作，从此开始地质科学生涯。入职不久，他即随王竹泉前往辽东、辽西进行地质考察。

　　1929年3月，黄汲清又同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赴西北、西南考察。黄汲清从西安出发，越秦岭、四川，入云南、贵州，徒步万里，调查秦岭四川之地质及勘察川广铁路，历时15个月，直至1930年6月方完成调查任务。他后来自编一首《青年地质学家的山歌》以鞭策自己，“手把锤子出大门，上高坡，下深谷，越大山，爬峻岭，前行前行复前行”，对野外考察工作的热情跃然纸上。

　　1930—1932年，黄汲清利用实地调查获得的大量一手材料，潜心研究、专心著书，短短两年内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等6部专著。其中，《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奠定了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高度评价。黄汲清由此获得“黄二叠”之美誉。

　　1932年，黄汲清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选派赴瑞士留学，师从著名大地构造学家Emile Argand。1935年，黄汲清以法文完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线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区之地质研究》，著名学者Rudolf Staub认为此文对阿尔卑斯彭宁带的研究有重要贡献。1977年国际地科联主席Rudolf Trümpy访问中国时指出黄汲清的博士论文“至今仍有价值”。

　　在欧洲，黄汲清不仅全面研究了阿尔卑斯山地质，而且对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也进行了实地考察。1935年秋他在考察英格兰和苏格兰地质后，又前往美国3个月，重点考察了美国油气田地质。1936年春，黄汲清自美国返回中国。

　　“还是弹我们的老调罢”

　　黄汲清回国之后，即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地质主任。同年9月，地质调查所与湖南地质调查所合作，组织南岭地质调查队，分五组进入赣、湘、粤、桂、黔五省区进行地质考察。黄汲清对南岭地质做了全面调查，绘制了大量地质图和地质矿产图，并找到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资兴煤田。

　　1937年春，黄汲清出任地质调查所代理所长。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领导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选派孙健初与该公司聘请的美国地质学家赴西北考察油田，发现了老君庙含油构造，即后来著名的玉门油田。是年6月，黄汲清赴莫斯科参加第17届国际地质大会，并在苏联境内进行了广泛的地质勘察，历时4个月，10月归国。

　　其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告急，黄汲清归国后随即主持地质调查所西迁工作。短短一年之内，地质调查所几度搬家，个中艰辛可想而知。

　　“回忆当时所中接到撤退命令之后，上下职员全部动员‘制箱’，于三日三夜间把大部图书、仪器、标本、档卷装满两百多大木箱，运到下关码头待输西运。……十二月间调查所全部搬到长沙，并开始与湖南地质调查所合作，详细研究湖南之地质矿产，哪知喘息方定，敌人军舰已迫武汉，不得已于二十七年七月再迁重庆。旋因渝市房屋不敷应用，并为避免空袭起见，再度迁北碚。”黄汲清后来曾如是记录那段历程。

　　七七事变前，中国地质事业各项工作已步入正轨，呈欣欣向荣之势，黄汲清认为当时地质工作“照此加速进行，十年或二十年间中国的地质学不难与欧美并驾齐驱”。不料战争爆发，我国科学事业严重受挫，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他亦感叹：“当此空前国难，中华民族之最大目标在于争自由求生存，什么科学研究实在无从说起！不过地质学者纵有杀敌报国之心，而无投笔从戎之路，欲以平日所学献于抗战，而国家又没有‘军事地质’和相似工作，可以罗致大量的技术人员。于是他们只得叹一口气‘还是弹我们的老调罢’。”

　　何谓地质工作者的“老调”？自然是开展地质考察工作。抗战期间地质调查机构被迫西迁，西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质资源引起了地质学家们的注意，使地质事业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寻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在北碚，黄汲清组织、参加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探工作。

　　1939年，他和陈秉范调查了隆昌圣灯山地质构造，布置了钻孔，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天然气田——圣灯山气田。

　　1938—1941年，黄汲清领导并参加了四川威远地区1：1万地质填图和天然气普查工作，并率队到四川江油、自流井、五通桥和嘉定等地进行石油地质调查，在大渡河畔的铜街子二叠纪茅口灰岩中发现天然气苗，纠正了外国学者关于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认识。

　　1940年夏，孔祥熙经由当时的经济部令黄汲清重点调查涪陵彭水铁矿，黄汲清因抵制此事，愤然辞去所长职务。辞职后，他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

　　1941年秋至次年春，他率队赴甘肃、青海进行以石油为重点的西北地质调查；1942年夏赴华蓥山研究二叠纪地层剖面；1942年秋至次年夏，率领新疆石油地质调查队，与杨钟健、程裕淇、周宗浚、卞美年、翁文波等地质工作者一起，对新疆（特别是天山南北）做了大范围的实地考察，同时研究了天山南麓的冰川地质。

　　1943年10月，黄汲清完成《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就是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了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认为陆相地层也可以形成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油田。

　　1945年，黄汲清完成专著《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这是他利用大量实地考察的一手资料、总结国内外文献完成的中国大地构造的经典著作。该书第一次系统划分了中国的基本构造单元和大地构造旋回，全面论述了中国及邻区的大地构造特征及其演化历史，提出了多旋回构造运动的著名论断，对我国地球科学研究和矿产普查勘探起到了长期指导作用。1952年，著名大地构造学家N.S.Shatsky在为该书俄文版所写的序言中说：“作者——一位有经验的野外地质学家和著名学者，提供了关于中国大地构造发展的严整图画。”著名美籍日本地质学家都城秋穗于该书出版40年后，称赞此书是“亚洲大地构造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该书使得黄汲清成为中国大地构造学无可争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1947年，黄汲清重返南京，主编中国东部14幅1：100万国际分幅地质图和1：300万中国地质图。这是我国地质界首次编制的系统的全国性地质图件，综合了至20世纪40年代末我国地质调查的全部成果，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对20世纪50年代全国大规模矿产勘探和1：20万区域地质调查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8年夏，黄汲清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英国访问，参加伦敦第19届国际地质大会，会后又访问了瑞典、丹麦、瑞士。是年年底，他自欧洲再次赴美，在美国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和地质考察。

　　1949年6月，黄汲清由旧金山抵达香港，他拒绝了傅斯年让他赴台主持台湾大学地质系的邀请，回到重庆北碚，迎接新中国的成立。

　　探矿找油三十年

　　重庆解放后，黄汲清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和邓小平之托，建立西南地质调查所，并担任所长。1952年，西南地质调查所改为地质部西南地质局，黄汲清任局长。

　　任职期间，他组织了西南地区的矿产调查和石油普查，包括重庆中梁山煤田、綦江铁矿、彭县铜矿、遵义锰矿、水城观音山铁矿、东川铜矿等矿产勘探，其中中梁山煤田现已成为重庆能源供应的主要基地。针对部分人对四川天然气远景的悲观认识，黄汲清明确指出四川盆地的天然气储存和开采有很好的前景，一定要继续勘探，不能停止。

　　1954年，地质部成立矿产普查委员会（以下简称普委），黄汲清任常务委员，负责技术指导工作。普委将石油普查列为重点任务。1954年底至1955年初，为了筹备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黄汲清同谢家荣一起，全力组织普委和地矿司燃料室的技术人员，广泛收集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讨论工作安排。根据陆相地层也适宜于生油、储油的理论和对中国大地构造的深入研究，黄汲清强调中、新生代大型盆地应是主要的找油对象。

　　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结束后，作为普委技术负责人的黄汲清将松辽平原作为首要关注地区。他授意技术员苏云山查阅资料，起草松辽平原石油地质勘探任务书，并亲自修改后由普委下达到东北地质局。1954年8月初，由韩景行等组成的勘察组开始了松辽平原的石油普查。次年5月至10月，黄汲清到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西缘等地进行了为期4个半月的野外检查和指导，11月至12月又到四川石油普查大队指导野外工作。

　　1956年2月，地质部召开第二次石油普查会议，黄汲清作《一年来石油普查地质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的报告。此后，普委进一步扩大了油气勘察的范围和规模，新组成松辽平原等9个石油普查大队。声势浩大的全国石油普查工作在西起新疆戈壁沙漠，东至东海、黄海之滨，北达松辽平原，南到滇、黔高原的范围内蓬勃开展。

　　1956年9月，普委改组为石油地质局，黄汲清任总工程师，兼任新建立的地质部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

　　1957年3月8日，在地质部石油地质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由他主编的1：300万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作了《对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学术报告。在各大盆地的石油普查中，黄汲清特别关注四川、鄂尔多斯、松辽、华北四大盆地，指出华北盆地主要是寻找中新生代的含油气层，松辽盆地应沿松花江进行路线调查，鄂尔多斯盆地应把重点放在西部边缘，四川盆地要向川中及川南挺进。在展示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时，他特意将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作为重点远景区用醒目颜色圈出。

　　1959年春，时任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主持召开会议，会上指出，鉴于松辽平原很有可能有一个大型含油气田盆地，地质部与石油部应密切协作，联合在松辽平原进行石油勘探。春节后，黄汲清即到长春，与李奔、韩景行、吕华等会晤，全面解析松辽盆地的地质、物探和钻探资料，认为含油层系可能不是一层而是多层，应使用深钻开展深部石油地质研究，并敦促布置基准井。9月26日，松基三井喷出大量原油，证实松辽盆地的大同镇长垣的确是一个大型油田，即后来的大庆油田。

　　1984年，80岁高龄的黄汲清出席成都国际喜马拉雅学术会议。同年9月，他又赴乌鲁木齐参加第三次塔里木油气资源座谈会，就塔里木盆地的构造，主要生油气层系、储油气层系，油气田类型和勘探方向等发表长篇演讲。1986年夏，他再次赴大庆油田考察，在详细了解油田勘探、开发的基础上，对大庆油田工作提出了详细的书面意见和建议。他以专业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地经验，为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勘察开采及松辽、渤海湾等盆地大型油气田的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自然科学终吾身

　　晚年的黄汲清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他陆续发表了《对中国大地构造若干特点的新认识》（1974）、《中国大地构造基本轮廓》（1977）、《试论地槽褶皱带的多旋回发展》（1979）、《按照大地构造观点进行中国地震地质区划的尝试》（1979）、《特提斯—喜马拉雅构造领域上新世——第四纪磨拉斯的形成及其与印度板块活动的关系》（1980）等多篇论文，指导助手们撰写完成《中国大地构造及其演化》（1980），并编制了1：1000万和1：400万中国大地构造图，第一次在中国大地构造图上详细标绘了中国主要的板块缝合带，把多旋回构造运动观点与板块学说结合起来，把地质研究与地理物理资料分析结合起来，在新的起点上建立了中国大地构造演化模式。1987年，黄汲清出版专著《中国及邻区特提斯海的演化》，用我国青藏高原考察的丰富资料，对东特提斯构造演化做出了全面总结。

　　黄汲清在开创中国区域地质调查和地质制图事业、建立中国大地构造理论基础、勘察中国石油天然气资源等方面的贡献举世瞩目。因在地质领域的突出成就，他于1980年被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2年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项（“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中国地质图类和亚洲地质图”）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一项（“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1988年被苏联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1993年获陈嘉庚地球科学奖，1994年与钱学森、王淦昌、王大珩一起荣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黄汲清重视历史文物的保存，关注地质学学科前沿发展和历史进程，对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有冷静、睿智的思考。面对中国地质学蓬勃发展之势，他曾感慨：“中国地质事业之伟大成就，是二三十年代老一辈地质学家们所梦想不到的！”在1982年10月5日“第一届全国地质学通史讨论会”上，他提议抢救历史材料与进行人物访谈，指出抢救历史材料的迫切性，对于未出版的历史材料或老一辈地质学家们脑子里的活史料，应有人整理或通过访谈等方式记录保存下来。

　　黄汲清还特别关注我国地质教育，重视青年地质人才的培养工作。在“祝贺黄汲清先生九十寿辰”座谈会上，黄汲清表示：“地质工作就好比是在搬一座大山，在过去的七十年中，我只是为搬移这座大山，举起地质锤，敲了几块石头。我为祖国作的贡献还很不够，很多工作还没有完成，以后的工作需要年轻一代去做，一代接一代地去搬这座大山。”为鼓励青年地质工作者从事野外第一线工作，多跟石头打交道，他捐出何梁何利奖奖金，其家人和朋友又通过其他渠道多方募集资金，设立“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用以支持青年地质工作者的研究。

　　1932年圣诞节，初到欧洲的黄汲清在给四川同乡张弘伯的长函中写到“我是想以自然科学终吾身的”。从20世纪30年代起，黄汲清一直是我国地球科学和地质矿产调查的领导人之一，直至去世前夕，他还在与助手商谈利用何梁何利奖奖金设立奖学金，用以鼓励青年地质学者的工作。

　　黄汲清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