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有“微笑天使”之称的江豚现身长江，就会成为当地最热的头条新闻。

　　随着长江“十年禁渔计划”的实施，去年以来，江豚又重新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中。“作为长江大保护的重要举措，禁渔对长江水域生物多样性恢复的意义重大。”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生所）研究员王丁说。

　　作为资深水生濒危动物研究保护专家，王丁与江豚结缘40年。目前，王丁作为技术组副组长，正在积极准备第四次长江生态科考相关工作。

　　决不能让江豚重蹈覆辙

　　长江里这些肉眼可见的变化，让“十年禁渔计划”公布后的首次科考备受关注。

　　王丁自1982年来到水生所，从事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行为学、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已整整40年，其间参与多次科考，目睹了“长江女神”白鱀豚的消逝，以及江豚种群数量的下降。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人的需求改造自然，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事。”他说。与人类“共饮一江水”的水生珍稀物种，是反映长江生态状况的“显示器”。随着现代化脚步的加快，生长在江边的人要吃饭、要发展，长江的生态平衡也因此被打破。

　　理解并不意味着“躺平”。水生所中我国第一批从事鲸类研究的老一辈专家提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三大保护策略。经历过一次物种消失，决不让江豚的保护重蹈覆辙，成为王丁的底线。

　　1992年，在水生所的建议和推动下，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30年间，通过迁地保护，这里的江豚种群数量从5头增至101头。

　　从天鹅洲开始，国内陆续建立起5个迁地保护地，迁地保护已经成为当前保护长江江豚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国际捕鲸委员会科学委员会作出评价，认为“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是有效的”，并“祝贺中国政府以及王丁和他的团队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功”。

　　尽管如此，王丁觉得“保护工作仍然晚了些”。他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他们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长江考察，那时长江里还有300多头白鱀豚，江豚数量很多，可以“随便看”。但现在，江豚数量仅剩1000多头。

　　总要有人坚持下来

　　“江豚的处境能直接反映长江生态系统的整体态势。”王丁表示，科研人员很早就意识到这种关联，并着手开展珍稀动物保护工作。但二三十年前，全社会尚未形成生态保护的共识，让“每一次前行探索都举步维艰”。

　　时间拨回到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外国研究机构希望得到白鱀豚的相关资料，并开展科研方面的合作。然而，当时国内对这一物种知之甚少。

　　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国家迅速做出安排，提出建立相关的研究团队。于是，在1978年，中科院召开了首次白鱀豚科研工作会议。水生所也在同一年成立了白鱀豚研究组，对长江水生珍稀动物展开研究。

　　“当时团队负责人陈佩薰老师已经是颇有名望的鱼类生态学家，面对国家需求，毅然改变研究方向，投身到豚类研究中。那时大家的想法很简单，国家已经提出了要求，科研人员就要一往无前。”王丁表示，前辈们的义无反顾，一直影响着其后的科研人员。

　　然而，濒危动物研究和保护，本就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想要获得濒危动物研究数据，许多在其他动物研究上的寻常手段都派不上用场。而从事保护工作，则是一件“很少人会支持”的事。王丁仍记得，最极端时发生过因科考捕捞而被地方扣留的情况。

　　“那时社会的重心是谋发展。无论是研究还是保护，都很难得到大众的支持和响应。”1996年，王丁成为这支团队的第三任负责人。然而，因为缺乏支持，国内许多力量都离开了这一领域，让留守的研究人员成了“珍稀动物”。

　　40多年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水生所对白鱀豚、江豚的研究都从未中断。“总要有人来做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坚持并不需要理由。”王丁说，团队成立的初衷就是国家需求，院所两级给予持续的支持和保障，让这支“孤勇者”队伍“守得云开见月明”。

　　只有真正意识到紧迫，许多坚持才能最终被看到。近年来，“绿水青山”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态保护也迎来了从冷眼旁观到全民参与的转变。

　　“幸运的是，身处中科院这个体系，让我们撑过了黑夜。”王丁说。

　　从江豚延伸到长江的生态保护

　　发展的问题最终要靠发展解决。40年与江豚相伴，王丁感慨于这些年社会的巨大变化。大众从最开始的“理都不理”到现在的“主动来做”，从江豚到整个长江的保护都迎来了最好的时候。

　　“作为科学家，我们应该比较早发现问题，但不能止于提出问题。”王丁介绍，早在十几年前，包括中科院院士、水生所研究员曹文宣在内的科研人员就呼吁长江禁渔。

　　“保护环境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各退一步，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方案。”王丁说。

　　为此，在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2018年，作为长江流域332个水生生物保护区之一，天鹅洲保护区率先实施全面禁捕。保护区及周边所有渔民获得退捕安置补偿，参加当地组织的技能培训，上岸转产。这为此后更大范围的禁渔提供了经验。

　　在实行全面禁捕后，有20多万名渔民将放弃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转产转业。如今，长江沿线的许多城市成立了许多协会，得到了地方企业、基金会的支持，支持渔民开展巡护工作。“就像伐木工转型护林员一样，希望能探索出一条路，让渔民转产成为护渔员。”他说。

　　现在，针对江豚保护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从水生动物保护角度，长江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航运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很大。长江的噪声给很多生物带来影响，如何消除或降低噪声值得研究；同时，修复或者恢复水生生物自然栖息地，促进长江大保护，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近期，王丁及其团队就人为水体噪声污染对生活在淡水生态系统的鲸类影响开展研究，并在《科学》发表观点性文章，呼吁全球研究力量的关注。

　　如今，王丁依然活跃在江豚研究保护的工作一线。让他感到欣喜的是，已经有更多保护江豚的力量集结。“不用再做孤军奋战的‘孤勇者’，我相信江豚保护工作会更加精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