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提到发光学，就不能不提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叙瑢。

　　徐叙瑢倡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发光学研究室，作为主要创建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激发态物理开放实验室”和“铁道部信息存储、显示与材料部级开放实验室”；组建了我国的发光学会，开创了我国第一个发光学专业，培养的人才大多成为了我国发光学领域的中坚力量与学术带头人。

　　4月23日，是他的100周岁生日。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黄昆评价说：“徐叙瑢教授的名字是和我国发光学科的开创和发展分不开的。”

　　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徐叙瑢最初的科研兴趣并不是发光学。

　　中途改行，投身国家科研空白

　　1945年，刚刚从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的徐叙瑢，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助教，并成为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教授的研究生。

　　23岁的他，已经找到了自己喜爱的研究方向——光谱学，并展开了科研的“攻坚战”。

　　然而此时，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正从各方汇聚人才，组织上决定调他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事固体发光科学研究。

　　要放弃钟爱的研究方向，中途改行，这让他感到为难。

　　“20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安排我从事发光工作。当时这个工作是中国的空白，全国没有任何人做这方面的工作。”徐叙瑢回忆说，当时只有清华大学的范绪筠教授在外国实验室做，“他在外国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和我们国家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考虑到固体发光在我国是一项空白，国家又迫切需要，徐叙瑢毅然服从了组织决定。

　　徐叙瑢的这次“转身”，成为中国发光学走向国际舞台的开端。

　　1951年，徐叙瑢被派往苏联科学院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深造，师从国际著名发光专家安东诺夫教授和康斯坦丁·诺娃教授。

　　打破诺奖得主论断，赢得尊重

　　在苏期间，徐叙瑢经历的两件事让他毕生难忘。

　　第一件事引起了轰动：他的实验结果打破了国际著名固体物理学家、后来的诺奖得主莫特（N.F.Mott）的论断。

　　当时，莫特不止一次在《晶体中的电子过程》等专著中提出“导带电子是不可区分”的结论。但徐叙瑢对这个结论存有疑惑。为了解惑，他不分昼夜地进行科学验证，开展了大量实验。

　　1955年，33岁的的徐叙瑢用实验数据证实：当用不同的方法使电子能量不一样时，导带电子在发光中的表现是不同的，从而证明了“导带电子是可能区分的”。

　　徐叙瑢这一创造性发现，描述了不同能量的导带电子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开创了过热电子研究的先河，也澄清了苏联和英国两大权威学派对“发光衰减规律认识”的争论中各执一词的偏颇。

　　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子、光学家列夫·尼古拉·托尔斯泰对此不吝赞扬之词：“徐的工作是一项非常漂亮的工作！”

　　谁料，徐叙瑢这项让莫特有点“下不来台”的工作，竟赢得了莫特对他的尊重。

　　徐叙瑢回忆说，1981年，他去英国访问，“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黑尔色姆请我到威尔士雷达及信号中心去参观。我到火车上一看，非常惊讶，莫特已经在那儿等候多时了。”

　　那次，莫特陪着徐叙瑢到了威尔士，直到第二天听完他的报告才离开。

　　“这件事给我很大的触动。”徐叙瑢后来回忆说：“这说明莫特的胸怀是宽阔的，真正的大科学家，要看整个科学的发展，而不是只盯着自己的那点成就。”

　　“只有富足还不够，还要有先进的文化”

　　在苏联经历的第二件事，让徐叙瑢对国家民族有了深刻的体会。

　　1953年的一天，徐叙瑢走在街上遇到一位苏联军官。那位军官对他很热情，称他是“英雄的中国人民使者”，非要拉他去酒馆里喝一杯。

　　自1950年7月至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远赴朝鲜“抗美援朝”，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赶回“三八线”以南，大大振奋了民族士气，赢得了国际尊重。

　　“我本来不会喝酒，但盛情难却。”徐叙瑢说，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只有国家强盛了，别人才会用另一种眼光高看你。”

　　这种触动一直伴随着徐叙瑢。1965年，徐叙瑢随一个科学代表团去东欧访问。有人问他：“你们在做什么材料？”他答：“在研究粉末电致发光。”对方酸不溜秋地说：“只有东方人的智慧才能做这么复杂的东西。”

　　“这句话其实是在讽刺我们。”徐叙瑢说，当时中国科技落后，常被人瞧不起。后来，经过努力，我们利用粉末电致发光技术实现了大屏幕显示的应用，后来还在人民大会堂服役了近7年。

　　“必须国强民富，才有力量和世界各国去抗衡。”徐叙瑢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日子开始变得比较富足。“但只有富足还不够，必须要有先进的文化——在科学、文化、体育等各方面要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强大。”

　　徐叙瑢有着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曾在作客媒体直播间时说：“什么是爱国主义？我理解，我们每一个人尽最大的努力使得国家变成一个有先进文化、又强大又富足的一个国家。现在我们中国是要向自主创新转型，科学家尽量要淡泊名利，为国家多做创新的工作；另外我们的工作必须配合国家的需要并结合实际，这两方面都要做，不要偏废。”

　　奠定中国发光学基石

　　徐叙瑢如此说，也是如此做到的。

　　1955年5月从苏联学成回国，徐叙瑢就投身中国发光学科的科研建设之中。

　　他先是与物理学家许少鸿、黄有莘教授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发光学研究室，率先进行阴极射线发光、光致发光、场致发光的研究。

　　此后，他先后被调到中科院长春物理研究所（后合并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天津理工学院（后更名为天津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单位。

　　在北京交通大学，他仅用了3年时间，就建设了设备先进、实验手段完备的“铁道部信息存储、显示与材料部级开放实验室”，成为学校的“211重点建设项目”。

　　徐叙瑢在哪里工作，发光学研究基地就建设在哪里。

　　他的研究也不落窠臼。1982年，徐叙瑢对上千例癌血清的特异荧光进行研究，从中获得作为判据特征峰的定量标准，该项研究成果在国内获得科技进步二等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授予他“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

　　截至1988年，徐叙瑢在蓝色场致发光研究方面发表论文70多篇，其提出的“分层优化方案”是国际首创，并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

　　1994年，在国际场致发光学术讨论会上，徐叙瑢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第三代场致发光模型。两年后，他的“分层优化场致发光显示器”获得发明专利，并以此试制了双色显示屏，在许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徐叙瑢的光学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使我国的发光材料产品走向工业化生产，并大规模投放国际市场，在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让中国发光学走向世界舞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徐叙瑢在发光学领域的一些成果已经为国际同行所了解，国内外的发展水平也没有代差。但“文革”过后，当徐叙瑢再出去的时候，“有些就已经看不懂了”：“人家的方法、提出的问题、所用的设备，都是新的。”

　　回来以后，徐叙瑢想：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1978年，徐叙瑢升任长春物理所所长，立即着手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培养人才。他派出去大概42个人到不同的国家，哪里水平高、哪里有比较强的研究人员，就送人去哪里学习。

　　第二是更新设备。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但他还是坚持在所里成立一个能谱实验室。

　　第三是调整课题。他认为，原来的课题太陈旧了，要更改成新的课题。

　　这些举措很快产生了效果，自1980年开始，一些新成果陆续产出。

　　1983年，徐叙瑢组织召开发光学会议，会上他就提出，要想办法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这个提议获得了一致同意。

　　1984年，每3年一届的国际发光会议在美国麦迪逊召开。这是全球发光学领域最高水平的学术性会议。

　　为了把中国发光学推向国际舞台，徐叙瑢在自己才做过开颅手术不到一百天的时候，就出国争取办这项国际会议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第8届国际发光会议在北京举办。

　　“原来还有人认为‘这个会在中国开，不是开玩笑吗？’但这个会开完了以后，外国人开始以另外一种眼光看中国。”徐叙瑢回忆说，自那之后，中国已经办了4次国际会议了。

　　不过，徐叙瑢认为，我们在发光学的理论研究方面仍有不足，希望中国人能在这方面“作出应有贡献”。

　　科研主张：“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徐先生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回忆起恩师徐叙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王永生对《中国科学报》说道：“先生身上有一种精神，一直很有斗志，他就是那样和蔼可亲、治学严谨，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王永生至今记得徐老当年手抖得厉害还坚持给他改英文论文。“查资料、找选题、写论文，先生不嫌弃学生们什么水平，他手把手的教。”

　　王永生说，徐老常给他们讲“小红帽”的故事，告诫他们不要像“小红帽”似的，在去外婆家的路上采花捕蝶耽误了要事：“他常说搞科研讲求持之以恒，要坚持自己的方向，‘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要做深学问、做大学问。”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求实精神，徐叙瑢要求他们做科研要经历3个阶段：一是“批判”文献，从中看到不足，找出应该发展的路子；二是“批判”导师，找出导师的不尽之处，从学习导师到分析导师；三是“批判”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做到了知己知彼，才能在探索科学真理的过程中到达炉火纯青的高度。

　　“徐先生提出的三阶段，也正说明了科学进步是一个不断攀登、曲折迂回的过程，这对我在培养学生方面，影响非常大。”王永生对《中国科学报》说。

　　徐叙瑢曾在访谈中谈创新工作不能被利益所驱动。“现在研究工作存在一些现象，不给钱，我就不干了；给钱，哪怕和我的专业不符，我也去干。这怎么行？”徐叙瑢说，“研究工作要深入、系统，慢慢的感觉出来，这种途径是比较重要的。另外，创新要有非常强的、锲而不舍的精神，这一点我很佩服邓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