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伟身上有种同龄科研人罕见的“松弛感”。

　　他在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个人主页上，没放西装革履的证件照，只有穿着浅色棉质T恤的年轻面孔，右手托着下巴，冲屏幕前的你微笑。一束光斜斜打在脸上，你能立刻捕捉到他的“提纲”：两只星目、一粒虎牙。

　　在他的字典里没有“996”“007”，也没有“内卷”。他每天早上把孩子送到学校再上班，傍晚把孩子接回家里，自己也就顺理成章地下班了。掐指一算，他在办公室的时间似乎比孩子的在校时间还少一点。获得300万元奖金的2022年“科学探索奖”后，他戏谑地一笑：“那就更不用在实验室加班了，不是吗？”

　　这个不肯“内卷”的人说：“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拼命，科研归根结底还是靠想法。”而他研究的那些问题，看上去的确“很有想法”。

　　王佳伟关注的科学问题是植物的年龄。在实验室里，草本植物拟南芥从萌芽到种子成熟，只需要短短的8个星期。而在地球另一端的瑞典，世界上最长寿的欧洲云杉已经有9500岁，见证了人类文明发展史。

　　为什么有的物种朝生暮死，有的生灵天长地久？为什么年龄不可逆，不能返老还童？都说“岁月催人老”，可让我们老去的真是时间吗？

　　研究结果出来的时候，他开心得不得了：“原来答案这么简单，是我们想得太复杂了。”

　　方生方死：植物“永生”的秘密

　　王佳伟挺喜欢“科学探索奖”这个名字。因为“探索”两个字暗含着某种冒险精神。“大多数科学奖项，主要是认可一个人过去的工作。而这个奖似乎在鼓励大家做一些前所未有，甚至有些‘风险’的研究。”

　　在“科学探索奖”的终审答辩会上，王佳伟没有过多汇报过往成果，而是讲了讲自己在做什么工作，以及对未来研究方向的憧憬和创想。他讲得很投入，以至于获奖后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他说与300万元奖金比起来，这种跟其他科研同行畅所欲言、尽情交流的情境更让他陶醉。

　　在这里，他再一次讲起自己“职业生涯里最好”的工作——植物年龄不可逆的研究。

　　王佳伟记不清有多少次，在实验室观察一株拟南芥从发芽、舒展到枯萎的过程——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基因组被完整测序的植物，也是王佳伟最常用到的模式生物。拟南芥仅有8周的“浓缩”生命周期，让科学家能用最短的时间一窥天机。

　　此前的研究已经证明，包括植物在内的很多生物都有一个通用的年龄分子标记——miR156。miR156在幼苗中的含量很高，随着植物生长成熟，含量则会逐渐下降。如果过量表达miR156，会让植物停留在幼态，而降低miR156的活性，则会让植物早熟。

　　那么，miR156的含量变化依据的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很多人从一开始就绕了弯路。最初，大家想当然地认为，衰老是随着时间发展的。因为有太多因素受到时间的调控，问题不可避免变得复杂起来。

　　在王佳伟的预期里，他们会得到一个烦琐的机制链条：“时间”调控了A—A调控了B—B调控了C……X调控了miR156……海量的数据，千丝万缕的联结和无穷的可能性，一度让这个团队困顿不前。

　　直到在一次集体讨论中，有人灵光一现：这个过程会不会跟时间没有关系呢？这次，他们不再与时间较劲，而是直接把拟南芥放置在低温环境下，然后发现这株植物的生长停止了。换言之，它不再老化。

　　“这就是答案！”他们证明，miR156的含量与植物的绝对年龄（即绝对时间）无关，但会随着每一次细胞分裂而不可逆地下降。也就是说，生命不是随着时间流逝的，而是在一次次细胞分裂的过程中，走向不可避免的程序性衰老和死亡。

　　这个发现让王佳伟瞬间想到了惠子，就是那位喜欢和庄子斗嘴的古代哲学家。他在“历物十事”中有一句名言“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升至中天，也是西斜的开始；生命呱呱坠地一刻，就已经在走向死亡。

　　一粒种子、一颗受精卵，由细胞分裂、生长、发育、成熟、繁衍。但与此同时，细胞的每一次分裂也都在奏响通往死亡的序曲。

　　“大道至简。科学最美的时候，就是最简单的，也是与哲学最接近的。”王佳伟每次讲到这个研究，都会再一次被其中蕴含的美与悲哀所震撼。

　　既然生物是这样“方生方死”的，那为什么有些植物看起来能无休无止地活下去呢？世界上最长寿的那棵欧洲云杉已经9500岁了；北非加纳利群岛上的龙血树也有8000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狐尾松寿命能达到4700岁……它们“苍老”到连年轮都无法注释，只有通过碳14方法才能测算出高寿几何；但它们又依然“年轻”，照旧在每一个春天里绽放新绿。

　　王佳伟团队继续追问这个问题，他们发现当春天到来时，很多树都会从靠近根部的地方滋生很多新生的枝条。这些枝条是“幼态化”的，也就是说，哪怕历经沧桑的千年古树，也能不断分蘖出如同初生婴儿般的幼枝。

　　“这在动物身上是不可想象的。”王佳伟说。他们推测，在那些长寿的植物身上，既有不断分裂的细胞，让它展现出春生夏长、秋落冬枯的节序；也有一些长期静止的细胞，让它们仿佛被岁月遗忘了一般，天长日久地活下去。

　　除此之外，植物还有其他让动物望尘莫及的“天赋”——有人曾在西藏林芝的百里桃林给一株桃树做了体检，发现这棵桃树活了400多年，体内却只有300多个突变——突变率极低。相比之下，人类只要活到四五十岁，基因突变就会大幅增加，随之带来癌变等种种风险。

　　这样看来，研究植物长生的秘密，似乎也有助于延长人类的寿命。

　　“理论上是这样的。”王佳伟说。研究植物的突变率为何如此之低，然后探索怎么降低人体的突变率——逻辑水到渠成。但他又说：“可我不愿意这么做。为什么要长生不老呢？地球可容纳不下这么多‘不老不死’的人类。”

　　“人嘛，活个差不多就行了。在有限的时间里，过得开心一些就好。”在这个问题上，王佳伟的科学观与人生观又合流了。

　　“无用”之用：科学最迷人的地方

　　所以，王佳伟的科研工作“有用”吗？

　　一些工作还是有应用前景的：他们为水稻根系绘制的单细胞图谱，为未来通过人工定制根系提升营养吸收奠定了基础；他们在探索把一年生的作物改造为多年生作物，比如多年生的油菜，不需要每年播种便可以连年收获；他们试图缩短果树的童期，从而提升育种效率，尽快收获果实……

　　他们还建立了两种多年生的模式植物——须弥芥和糖芥，让更多科研团队可以探索那些一年生植物无法解答的问题。

　　但王佳伟并不喜欢被人问：“你做这些有用吗？”

　　“幸好我们单位的领导从来不问这个问题，不然就‘完蛋’了。”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原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既是他的母校，也是他现在工作的地方。这里鼓励自由探索式的研究，“至少我从来没有因为钱不够或者领导不支持等问题，停止自己想做的工作”。

　　在这个足够自由的空间里，王佳伟的大脑愈发天马行空。其中一个想法，他甚至没敢在“科学探索奖”的答辩会上提起。

　　“我想把草变成树，把树变成草。哗——就像变魔术一样，杨树就成了‘杨草’！”他脸上又泛起那种振奋中带点调皮的神色。

　　“我估计把树变成草比较简单，把草变成树则比较难。”他认真地分析着，“大家普遍认为，在被子植物的进化史上，是先有木本植物，后有草本植物，把树变成草，大概要去掉一些基因，而把草变成树，则需要把那些基因找回来，难度完全不一样。”

　　只要没有人问出那句煞风景的“这有什么用”，王佳伟就能沉浸在这个迷人的世界里，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如果有人问了，他会这样回答：“CRISPR发现之初，人们也没想到它会成为全球通用的基因编辑工具。没有计划、充满偶遇，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这就是自由探索的魅力。”

　　在王佳伟看来，目前国内的科研工作更多是在别人建造的房子里“搞装修”。“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能平地起高楼，把房子建好了，让外国人进来‘装修’，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多，我们的科技事业就真的能腾飞了。”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在整个答辩过程中，“科学探索奖”的评委都没有问他：“这有什么用？”

　　评委们知道，那些乍看之下似乎“无用”的工作，正拓展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边界。谁也不敢说，哪项“无用”的研究，不会在未来时代迸发出令人惊叹的“大用”。

　　拒绝“内卷”：“松弛感”里自有哲学

　　全民“内卷”的时代，王佳伟几乎是个异类。尽管他在科研的道路上不断迎难而上，但更多情况下，他都顺意而为，从不为难自己。

　　1995年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分数可以报上海交通大学的所有专业，但他没有去追当年的热点专业，而是全凭兴趣选择了生物学。考研的时候，他又果断报考了植物科学方向，原因非常简单——“不敢杀生”。

　　在实验室以外，王佳伟相当享受做一个“生活”的人。得知自己获得“科学探索奖”后，他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了太太，想晚上“吃得好一点”，但太太已经烧好饭了，只好作罢。至少在餐桌上，这只是平平无奇的一天。

　　发了顶刊也好，得了大奖也罢，他依然和往常一样，每天傍晚6点多下班，带头回家“过生活”。每月可能只有一两次参加跨时区的线上会议时，他才会留在实验室加班。在家里，他有太多事要做：给三只“猫祖宗”铲屎，其中一只还是收养的流浪猫；每天都负责洗碗，还坚决不买洗碗机，生怕“不能突出我对家庭的贡献”。

　　为家庭作“贡献”之余，他常常读中国古代的哲学经典。时间倒退20多年，王佳伟绝对想不到，高考语文只拿了100分（满分150分）的自己，日后会从植物时序中读出老庄哲学。也许睡前读《齐物论》和在实验室观察拟南芥一样，都能帮助一位科学家接近真理。

　　王佳伟似乎从不在意花了多少时间在科研上，既不焦虑，也不标榜。

　　他喜欢讲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做博士后期间的见闻。在那里，一流科学家们用于聊天和讨论的时间比做实验的时间还长。

　　一名印度来的博士后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此人每天上午10点多才到实验室，到了之后也不立刻开始办公，而是端杯咖啡，从实验室最东边慢慢悠悠晃到最西边，和每位科学家“闲聊”。等到咖啡喝完了，也就到了午饭时间。

　　“好家伙，来了一上午，还没开始做实验呢！”在当时的王佳伟看来，这位“老印”的时间管理完全不可理喻。像这里许多勤奋的东亚科学家一样，王佳伟每天在实验室埋头苦干十几个小时，希望做出更多成果来。

　　一段时间后，王佳伟发现“老印”的文章居然发得不错，仔细一看，这些文章不少都带着当初“闲聊”的影子。他意识到，太过忙碌的自己，反倒很少暂停下来，去思考真正重要的问题。

　　如今，作为导师的王佳伟更珍视与学生讨论的时刻。他的办公室没安饮水机，每次去学生们的休息室打水，遇到谁，就和谁聊聊手头的工作。许多电光石火的灵感就诞生于这间小小的休息室。

　　“你会意识到，伟大的发现往往迸发于不经意的时刻。”

　　一身“松弛感”的王佳伟并不会常常把“热爱”“理想”“追求”这些词挂在嘴边。相比之下，他更喜欢用“享受”“灵感”“美”这样的词汇。

　　“事先规划好的东西，总是比不上意外闯进脑海的东西那么美丽。”

　　“我想我们需要更多地享受科研。我们有这样好的条件，应该去做一些别人想不到、不敢做的事情。哪怕失败，我也宁可光荣地失败。”

　　庄周在《逍遥游》里写过一棵叫“樗”的大树。惠子说它“不中绳墨”“不中规矩”，而庄子则说，何不把这棵树种在广阔无边的旷野上，然后悠然自得地徘徊于树旁、逍遥自在地躺卧于树下呢？

　　这或许是一种美丽的巧合。王佳伟喜欢的庄子和惠子，通过一棵树来辩论“无用之用”的哲学；而他则在无数草木的生死枯荣间，在“无用”与“大用”之间，探索着生命意味深长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