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润生今年81岁，教了34年书，对课堂上的一幕印象最深。

　　当时他正在讲哈佛大学的干细胞实验：科学家教会两只鹦鹉唱歌，把其中一只鹦鹉脑子里的中枢神经弄坏，它就不会唱了。再把另一只鹦鹉脑子里的干细胞取出来，处理之后，注射进第一只鹦鹉体内，这只鹦鹉再次唱起了歌。

　　这个实验得出什么结论？学生们回答：干细胞可以用来修复受损细胞的功能。偏偏有个年轻人站出来问：陈老师，这只鹦鹉唱的歌，还和原来一样吗？

　　陈润生给上万人讲过这堂课，就只遇到一个人这么问，空前绝后。

　　“这个问题有多好呢？”哪怕已经过去十多年，陈润生谈起这一幕时，还是眼睛亮晶晶的。

　　如果唱的是新歌，说明干细胞只是恢复了大脑的功能；如果唱的是原来的歌，就说明干细胞还能修复已经损坏的神经连接，甚至能重建记忆。

　　“这个问题关系到记忆和意识的本质，从科学上讲，从哲学上讲，都非常深刻，让人震撼。”陈润生说。

　　一个人欣赏什么样的学生，就能看出是什么样的老师。而陈润生最看重的，是学生“思考的层次”。

　　壮观的上课场景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如果你想去听陈润生院士的《生物信息学》，需要提前做一点攻略。8:30开始的课，最好刚过6点就去占座。有人没经验，6:40去了，惊讶地发现前排已经坐满了。

　　当然，前提是你能“抢”到这门课。当初线上选课，600个名额“秒空”。没抢着课的学生太多，学校又连续增补了两次名额，最终扩容到约900人。

　　国科大雁栖湖校区里，一般的“大课”多开在阶梯教室，而《生物信息学》开在能容纳上千人的学生礼堂——在一则校园新闻里，这一幕被描述为“壮观的上课场景”。随便问问在座的学生来自哪个专业，答案五花八门，覆盖“数理化天地生”。

　　总建筑面积10741平方米的礼堂里，电影院般偌大的落地屏幕下，老爷子本就单薄的身板，被衬得愈发小巧。长而空阔的讲台上，一人，一桌，一椅，一笔记本电脑，一保温杯而已。八旬老院士的洪亮嗓音，经由一支小小的麦克风，充盈整个空间，绕梁不绝。

　　“我第一次听课的时候，坐得比较靠后，声音却清晰有力，我完全没意识到讲课的人已经这么高龄了。”已经毕业的学生饶丹对《中国科学报》说。

　　陈润生是中国第一个开设《生物信息学》课程的人，在8年里，这门课都是全国独一家。

　　第一堂课，他要告诉学生什么是“生物信息学”。

　　他的讲法很独特，是从自己一段疯狂的“追星”经历开始的。

　　1988年，陈润生从德国汉堡大学留学归国。他曾做过“洪堡学者”，有“量子生物学”这样的前沿科研经历，还发表过至今听来也不过时的“人工智能与神经网络”研究论文，只要沿着这些方向继续做下去，顺理成章的大好前程就在眼前。

　　但陈润生心里始终横着一个问题：未来的科学究竟要做什么？

　　20世纪90年代，世界迎来又一个科技大发展时期。继“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人类自然科学史上的第三大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蓄势待发。凭借敏锐的科学嗅觉，陈润生预感，这将是改变生命科学乃至人类命运的转折点。他极度渴望成为这历史洪流中的一员。

　　在陈润生为这幅科研蓝图朝思暮想、欲痴欲狂时，国内相关领域几乎是一片荒漠。“无人可说、无话可说，那种孤独感逼迫着我，找一个窗口去释放。”就这样，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近乎“疯狂”的事——给詹姆斯·杜威·沃森写信。

　　上过中学生物课的人一定听说过沃森。他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是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也是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带头人。赫赫有名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当时就由他主持。

　　在信里，陈润生告诉沃森，自己是一名中国科研工作者，对人类基因组计划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做一点相关工作。

　　信寄出去了，内心的焦灼也就消除了大半。就像“追星族”那样，陈润生从没想过能收到回信。

　　一个多月后，北京中关村传达室收到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美国寄来的。陈润生接到通知时，第一反应是“找错人了吧”。他几经周折，终于拿到这封信，瞬间被“无法想象的开心”笼罩。

　　当时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办公厅的主任受沃森之托写了这封回信。信中表达了对中国科学家关注的感谢，重申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对整个人类文明和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随信还寄来两本材料，一本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文本，另一本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各研究所的介绍，邀请他选择一到两处出国访问。

　　这些材料中大篇幅阐述了发展生物信息学的重要性，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破译基因密码”。

　　陈润生如饥似渴地读着，同时审视着自己的学术背景：生物物理学出身，有扎实的数理功底和良好的学科交叉基础。他越想越觉得，“这不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研究方向吗？”

　　每个听过陈润生《生物信息学》课程的学生，都对这段故事印象深刻。

　　“感觉很奇妙，就像打破了次元壁。”2020级国科大学生岳颖说。在陈老师的讲述中，那些课本上出现过的名字和知识点，都活生生地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

　　陈润生的这种讲课方式，不是随便谁都能学的。当他讲解一门学科时，其实是在讲述这个学科如何诞生、如何在中国兴起，又如何在无尽的未知和挑战中曲折前行。而他本人，正是整个历程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要问咱们国家第一个做生物信息学的人是谁？绝对是我，不会有第二个人。”这就是陈润生如此讲课的底气。

　　整个中科院“倾巢”而出，为培养年轻人作贡献

　　陈润生是全中国第一个做生物信息学研究的人。

　　而他的老师贝时璋先生，是全中国第一个做生物物理学研究的人。

　　1958年，贝时璋做了两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创办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生物物理所），创建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物理系。

　　在中国科技大学刚刚成立的生物物理系里，陈润生和同学们享受着近乎梦幻的教学阵容：贝时璋、华罗庚、钱临照、严济慈……王元、龚升等后来的大数学家，此时刚刚迈向而立之年，只能给他们做做辅导。

　　“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整个中科院‘倾巢’而出，为培养我们年轻人而作贡献。”陈润生说。

　　当时生物物理学还是一门饱受争议的学科，有些知名学者甚至断言：“只有生理学，没有生物物理学！”因此，在这个新生的生物物理系里，从老师到学生都是“开拓者”。

　　陈润生记得，贝时璋先生在第一堂课上，向学生耐心解释什么是生物物理学。他的宁波乡音较重，很多人听不懂。好在陈润生祖上也是江浙人，基本听明白了。

　　“贝先生说：生物物理学就是在生命活动中探索物理规律，用物理方法来研究生命现象——是一门大交叉的学科。”

　　性情和厚、言辞谦逊的贝时璋，做起事来却雷厉风行、毫不含糊。为了培养出真正的学科交叉人才，他安排生物物理系学生们“物理课和物理系一起上，数学课和数学系一起上，化学课和化学系一起上”，老师都是各个学科顶尖的名家，绝不打半点折扣。

　　后来，他还邀请钱学森、彭桓武等物理学大家交流共事，推荐表现优异的学生参与跨单位合作，陈润生便是其中一员。

　　得天独厚的学习工作经历，让陈润生一生受用无穷。

　　“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教育，总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就是一个人升华凝练后的东西。就像赏鉴文物，要到一定境界，才能品出滋味儿。”

　　在众多大师的引领下，陈润生从未因课业繁重而忧虑，只觉得越学越轻松。

　　他亲耳听过华罗庚先生那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先把书读厚，再把书读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多数早已遗忘，脑海里留下来的“薄”是各个学科的体系脉络，是顶级学者的眼界思维，是那种为了学术理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就像贝时璋先生认准了生物物理学那样，陈润生也认定了生物信息学。不管有多少阻碍和困难，他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陈润生刚回到生物物理所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科研项目，他就一边做其他项目的工作，一边见缝插针地“捣鼓”遗传密码研究，还险些被项目负责人“扫地出门”。

　　好在生物物理所领导对陈润生印象相当好，给对方吃了颗定心丸：“你放心吧，他是扎扎实实搞研究的人。”这才让陈润生有机会继续做下去。

　　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那几年，陈润生带着自己的学生，一面埋头苦干，一面遍寻机遇。1992年，吴旻、谈家桢、强伯勤、陈竺等科学家开始推进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陈润生派了一个最会跟人打交道的机灵学生，登门拜访吴旻院士，诚恳地表达了加入这项计划的愿望。

　　“我让学生讲清楚三点：第一，我收到过沃森教授的回信，对人类基因组计划是有了解的；第二，我知道他们的团队以医学人才为主，我们是做生物信息学研究的，可以帮助处理大量数据；第三，我们只要带着计算机和脑子就可以工作，我们不要钱。”陈润生回忆道。

　　当时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主任的吴旻院士，认真听完了这个学生的讲述，他们内部讨论了一下，认为确实有必要纳入这样一支专业的序列分析和数据处理团队。

　　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在整个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占了1%。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带动了中国在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等领域的起飞。包括陈润生在内，有太多人从这1%中开辟出越来越广阔的科研天地。

　　不知算不算某种精神传承，贝时璋先生在巨大的争议和反对声中开辟了中国的生物物理学之路；而他的学生陈润生，也在不被身边人理解的孤独里，筑起一座名叫生物信息学的小岛，一步步开垦出硕果累累的科研沃土。后来，他又在国内率先开启了非编码RNA研究，开辟出一片新的科学蓝海。

　　一年又一年的《生物信息学》课上，千千万万学生听着这些故事，听出了各自心中的“哈姆雷特”。

　　有个学生在微博里写道：“听陈润生院士讲课，就会想要当个科学家。”

　　“教师”陈润生和“导师”陈润生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在研究生阶段，“师者”们天然被赋予两重含义：讲台之上的“教师”和课题组里的“导师”。前者重在传授，后者重在栽培。师者陈润生游走在这两种场景间，没有身份切换的障碍，只觉得相得益彰。

　　课堂上数百名学生，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不乏“刁钻”的角度，逼着他把自己做过的研究一遍又一遍“反刍”，思考得更加深入、透彻，对学术的理解更上一层楼，再返回来指导自己的研究生，也愈发游刃有余。

　　年轻人都“吃他这套”——“教师”陈润生的学生说：“陈老师就像到我脑子里转过一圈儿，我哪儿明白哪儿不明白，他都知道。”“导师”陈润生的学生说：“做科研遇到低谷了，就去陈老师办公室坐一坐，出来时又精神百倍，充满信心。”

　　何厚胜同时做过这两种学生，他说：“羡慕我的人可多了去了。”

　　他是2003年考到生物物理所的。同批考生里有1/3都报考了陈润生的研究生，尽管此时陈老师还没当选院士。何厚胜的笔试成绩名列第一，但他本科读的是物理系，一点生物学基础都没有。

　　陈润生面试了一下他，知道“是个好学生”，便问：“你有没有决心，在我这里硕博连读5年，就做生物学实验，不搞你的物理了？”

　　何厚胜有点意外，他知道生物物理学是交叉学科，还想着好好发挥一下物理学优势。但陈润生接下来的话说服了他：“你的物理底子已经挺好了，但生物底子必须打牢靠。等你毕业后，就带着在我这里5年学来的分子生物学和本科4年学到的物理学出去干吧，什么都能干得成！”

　　何厚胜动手能力强，擅长做实验。但生物学实验的操作并不复杂，难的是背后精妙幽微的机理。跟其他生物学出身的同门一比，他愈发不敢懈怠，“每一个概念都从头学起，用一年半的时间学完了别人本科4年的知识”。

　　博士毕业时，他被陈润生推荐到美国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后来，陈润生赴美访问，哈佛教授指着何厚胜说：“陈，我告诉团队里所有人，以后再招学生，就按照他这个标准。”

　　“我的学生在哈佛都是‘免检’的，根本不用写推荐信。因为我每推荐一个学生，就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一直保持着这样良好的信誉。”讲到这些，陈润生的笑眼里总会划过一丝得意。

　　如今何厚胜已经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建立了独立实验室，做的是陈润生曾经力推的非编码RNA研究。漫漫科研长路上，他常常想起陈老师眯起月牙形的眼睛，笑纹在脸上一圈圈漾开，“放心做吧，做坏了我也不会打你们屁股”。

　　尽管身在海外，但只要有机会回国，何厚胜总会来生物物理所的实验室坐坐，“这是我在北京的另一个家”。

　　陈润生说，他是真把学生当朋友。一个年轻人来了，他想的不是怎么让他赶紧出成果，而是怎么让他成长好，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

　　另一个学生跟他学了两年，突然跑来说：“陈老师，我不想学这个了，我要去学法律。”虽然有些惊讶，但陈润生没有问他“为什么”，而是问：“你这是一时冲动，还是内心深处的选择？”

　　学生回答，就是发自内心喜欢法律，为此可以不要唾手可得的硕士文凭。陈润生完全支持他的决定，只提了一个建议，让他在这里再读一年，因为“一个自然科学的硕士学位，会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如今，这位拥有生物学和法律双重学位的学者，已经是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知名专家了，连陈润生遇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也要去找他咨询。

　　在生物物理所，陈润生课题组的气氛是出了名的宽松。做导师的，生怕学生们弦儿绷得太紧，还特意发明了一个名词“脉冲式学习”——“冲”一会儿，歇一会儿。一张一弛，劳逸有度。

　　脉冲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陈门师生同样如此。

　　这个课题组在漫长的时间里，保持了高频高质的产出。峰值出现在2006年，这一年他们“脉冲式”发表了21篇SCI论文，平均每半个月发一篇。

　　逆流而上的生命之河

　　亦师亦友，如父如兄——用这8个字形容学生们眼中的陈润生，毫不为过。

　　当然，随着年龄差的持续加大，现在的学生们更喜欢把他看作“给我们讲道理的爷爷”。

　　然而，这样一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老人，早年却从未享受过来自父亲的庇荫。

　　“我刚出生，父亲就离开家了。也可能我还没出生他就走了。这么多年，我也不知道到底见没见过他。”

　　陈润生出生在1941年的天津，当时的津门老城，正饱受日军的铁蹄践踏。陈润生的父亲刚刚20岁出头，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他没来得及好好道别，就和几个同龄人结伴，冒着极大的危险突破日军占领区，从此再没有回来。

　　家人最后能确认的是，他离开天津后曾到达西安，也就是当时的国统区。再之后，他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因为家庭的原因，陈润生的青年时代总萦绕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孤独。

　　“班里多的是高干家庭子弟，我在他们中间，总觉得自己不那么‘根正苗红’。”

　　“就好像背着一个无形的包袱，而身边人都没有，即便大家不说什么，我总是不敢融入进去。”

　　在这充满逼仄感的孤独中，他只剩下一个最纯粹的念头：要更加努力，要表现得比别人更好。

　　最终，他成了大学班级里走出的“唯二”的两位院士之一。

　　陈润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对父亲的找寻仍未停止。前半生里读过的那些史料，找到的那些线索，让他越来越倾向于父亲当年应该是从西安一路南下，加入中国远征军，直抵缅甸、印度等地。史书中对中国远征军的记载分外惨烈，30万将士血战沙场，只有寥寥数万人得以生还。

　　此时的陈润生，已经是工作极度繁忙的学术带头人了，不可能把太多时间留给自己的执念。于是他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告诉各类院士活动的举办方，如果去云南腾冲的话，请一定喊他参加。

　　腾冲有一座国殇墓园，巨大的青灰色石头墙上，镌刻着10万远征军将士的名字，还有十几万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次去腾冲，陈润生总要抽出一点时间，一行行地用目光巡读那些文字，可总是一无所获。

　　直到2016年，他再访国殇墓园，遇到了一名讲解员。他向讲解员求助，对方告诉他，10万名远征军战士的名字已经录入计算机系统。把名字输进去，点击搜索，显示该名字位于第25区的第几块墓碑上。

　　陈润生赶紧跑去一找，70余年来梦寐以求的三个字，终于在这一刻，清楚分明地涌入眼帘：陈文仲。

　　“所以，就是一个年轻人，怀抱着很纯粹的抗日救国理想，加入远征军，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不知道牺牲在哪里。”

　　“就是这样，很单纯的一件事，对吧？”

　　他仿佛问着眼前的人，也仿佛是在与过去的自己说话。

　　陈润生再次去腾冲时，同行的院士朋友们已经知道他父亲的故事。大家特意组织了一个活动，在刻有他父亲名字的石碑下放上鲜花，然后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

　　此时陈润生已经年近八旬，回望那个年少时孤独彷徨的自己，恍如一梦。

　　“其实我的孤独啊，压力啊，早就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慢慢消解掉了。”

　　“我多愁善感的时间很少，特别到了后来，就是内心很开阔地不断追求一些新的东西。”

　　有人说，人生是一条逐渐走向孤独的旅途。可陈润生似乎是逆其道而行之，他从孤独的小溪里逆流而上，直到把生命的河道拓宽、拓宽，不断地容纳更多的人、更鲜活的理想，和更丰沛的情感。

　　在陈润生的课堂间隙，总会有学生排着队找他签名，大家炫耀般地把这称为“大型追星现场”。年轻的面孔如潮水般涌来，然后久久不肯退散。

　　听过他课的学生、课题组里的同事、与他相濡以沫的家人……头发渐渐花白的陈润生，总是被这些人簇拥着，在充实的生活里爽朗地笑着。

　　当他暂时放下总也做不完的工作，抖落院士、博导、名师等大大小小的光环，回到和老伴儿两个人的小家里，他又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儿。在这个家里，他们夫妻二人曾经共同养大两个孩子，没靠过老人，也没请过保姆，“一晚上洗的尿布就能搭满整间屋子”。

　　他喜欢读侦探小说，但对作家的“逻辑”非常挑剔，因为他总是一边读，一边分析接下来的剧情如何发展。不过他的预测往往不准，猜错了，便付之一笑，“说明人家的造诣比我高”。

　　每个星期，他会抽空下厨，给家人整几个拿手菜。每年的年夜饭，大厨也是他。红烧肉、焖大虾、烧茄子……“这些菜我做得好吃”——就像从不吝惜赞扬学生一样，他也从不吝惜表扬自己。

　　不光读书要“先读厚、再读薄”，陈润生自己的人生也似乎“先过厚、再过薄”了。获得过无数荣誉奖项，培养出众多优秀人才后，他给自己取的微信名字却叫“微不足道”。

　　他会多年如一日，在清晨准时赶到公交站或校车站，坐一两个小时的车去学校讲课；也会在大中午天正热的时候，早早来做核酸，只因为这个时候排队的人少，不会耽误工作。

　　如果你在街头偶遇他，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爷子，只不过精神格外好，眼睛格外亮，暖暖内含光。

　　李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