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天目山上，尹文英翻开一块块石头，拨开一片片落叶，挖开一堆堆泥土，偶然发现有一个黄白色的“小不点”在蠕动。

　　土壤中那么多昆虫都没能让她动心，唯有那个小白点触发了她的灵感：它会不会是原尾虫？

　　原尾虫是一类体长仅1毫米左右的微小动物，终生生活在土壤中，很不容易被发现。

　　尹文英把它带回实验室做进一步鉴定。为了把这个“小不点”从土里取出来，她灵机一动，拔下一根头发，并沾上点口水，朝小虫轻轻一粘，它就被粘了起来，放进了采集瓶。

　　1963年，尹文英的原尾虫研究生涯就从一个个采集瓶里正式开始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尹文英是我著名的昆虫学家。她一生主要从事了三项工作，鱼病防治、原尾虫系统分类和土壤动物学研究，在她眼里，却成了“雕虫小技”，并“引以为憾”。

　　可在意大利著名昆虫学家达莱看来，尹文英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不寻常的女性”。

　　就在10月，这位“不寻常的女性”度过了自己百岁生日。她的“不寻常”，到底是怎样铸就的？

　　“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天穹做屋，大地为床，肩背行囊，走遍天下！”

　　尹文英出生在河北一个偏僻的农村，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有这般豪情壮志，似乎注定了，她将有个不凡的人生。

　　后来她回忆说，决定自己人生道路的，是来自家庭的影响。

　　尹文英的父亲尹赞勋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年轻时，尹赞勋只要在假日外出采集标本，总是会带上少年尹文英一起。虽然当时她并不能理解那些小石块中的奥秘，却从小培养了她对大自然的兴趣和爱好，花啊、草啊、小虫子都成了她喜爱的宠物。

　　尹赞勋留法8年，生活在农村的尹文英没能正常上学。父亲知道这个情况后，非常担忧，几次向家里长辈主张，女孩子也要和男孩子一样去读书，去开辟自己的前程。

　　尽管还不能完全理解，但从那时候起，尹文英就记住了一件事，男孩能做的，女孩也能做。

　　尹赞勋归国后，尹文英才随母亲到了北平进入正规小学读书。对她来说，有父亲在身边的日子，安定而温馨。

　　“记得我的父亲常说，‘多学一种外语，就等于多长一双眼睛’。那时，每个星期父亲总会邀请几位留学德国的学者聚会，父亲教他们法语，他们教父亲德语，互相用外语交谈。这时，我总是坐在大人们的身旁，全神贯注地听着。虽然我什么也没听明白，但我喜欢这样的氛围，喜欢参与这样的聚会。”

　　在尹文英心里，父亲是“一个有大学问的人”。“潜移默化濡染熏陶，在我内心深处逐渐形成了永远抹不掉的影响，产生了对科学的憧憬，产生了探索自然奥秘的强烈愿望，立志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

　　虽然最终尹文英并未按照最初的理想，继承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地质学家，而是学习了生物，但她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大胆求索，勇于攀越，这份精神气质从未改变过。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

　　“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

　　在尹文英的研究生涯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原尾虫系统分类的研究。1965年，她发现了一种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也是原尾目的第四个科。

　　尽管这是一个学术界公认的里程碑式的成果，但华蚖科在系统分类中的地位如何？华蚖科与其他已知科的亲缘关系又是怎样的？不同学者的看法却非常不同。

　　一场学术争论开始了！

　　“尹女士，请再仔细看看，你会同意我的看法。”

　　“您知道，屠格森先生，不是一天两天，您也承认华蚖是很特别的，我有充分的理由坚持我的意见。”

　　这场对话发生在屠格森和尹文英之间，一个是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原尾虫分类研究的权威，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科研工作者。

　　当时，虽然屠格森也认为华蚖与已知原尾虫都不相同，无法纳入他在1964年确立的原尾目分类系统，但他坚决不同意尹文英提出的把华蚖归属于古蚖亚目的主张。

　　1979年，尹文英访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动物博物馆期间，两人几乎天天见面，一见面就争论。

　　“那就拿出充分的证据，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尹文英回国后，屠格森给她发了一封信函，上面整整列了17个问题。

　　“当时确实令我窘迫难堪、寝食不安。”虽然尹文英自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因为这个研究结果是严谨可靠的，可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说服这位倔强的老人。

　　尹文英很快想到，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于是，她克服重重困难，自1980年开始，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进化生物学研究所、超微结构和系统演化实验室教授达莱合作，开始了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之后10年，他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先后对8科、16属、20多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的观察和比较。发现它们无论是外形上还是结构上都极富多样性，从而揭示了原尾虫精子的进化路线，验证和完善了原尾虫的分类体系及各类群间的系统发生关系。

　　这一系列研究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尹文英的分类理论，而她始终没有忘记屠格森对她提出的那17个问题。“正是他的提问拓宽了我的思路，深化了我的理解，更成为我不断追求真理的动力。”

　　“任何经典的东西都有局限性”

　　华蚖科的分类学争议，让尹文英率先在我国把超微结构研究方法引入了分类学研究。

　　“要知道，任何号称经典的东西都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必将引出新的发现，产生新的理论。”尹文英深知，传统的分类学是一门经典的形态学科，“如果按照一整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

　　从不守旧，不拘泥于传统的分类方法，勇于创新，集各学科之长为己所用，是她从事科研活动的一项重要准则。

　　在传统的分类学中，原尾虫归属于节肢动物门、昆虫纲、无翅亚纲的原尾目，通俗说，原尾虫是一类无翅的昆虫。但随着对原尾虫研究的深入，尹文英发现，原尾虫的形态特征不仅与有翅昆虫有很大差别，即便与无翅亚纲的其他3个目之间也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原尾虫到底是原始的昆虫，还是比昆虫更原始的另一类“六足动物”的祖先。尹文英大胆提出了“原尾虫是不是昆虫”的问题，立即引起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关注。

　　可她知道，要想正确地解答这个问题，传统的分类学方法已无能为力，只能另辟蹊径。

　　尹文英就瞄准了分子遗传学和电子计算机，期望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弄清节肢动物各大类群的分子特点，利用数学分类的方法找出各大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为原尾虫落实一个合适的分类地位。至今，国内第一篇原尾虫的分子分类学论文和第一篇原尾虫基因组分析的论文，都出自她和她的学生之手。

　　直至2002年，已是80岁高龄的尹文英还亲自主持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生六足动物高级阶元系统演化与分类地位的研究”。

　　2004年岁末，尹文英因身体欠佳，需要做手术。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立侨和课题组的其他成员一同到医院去探望她。

　　“她告诉我们，她在抓紧时间推进项目协作，开展相关试验工作的同时，还花了许多精力全面搜索、阅读了国际上有关核基因，特别是Hox基因在节肢动物系统发生研究中的应用与进展，并已经完成了著作分配章节中近一半内容的编写。”

　　生命不息，开拓不止。这样一位前辈让陈立侨深受触动。

　　“要强国只有靠科学”

　　生于动荡，长于战乱。亲眼目睹国家被侵略，又受到父亲那一代“科学救国”的知识分子的影响，尹文英在19岁写下《只有科学才能救中国》一文，获得了学校作文比赛的第一名。

　　年少时深深埋下“要强国只有靠科学”的思想，成为了她一生坚持不懈、努力工作的动力。也因此，在尹文英的科学人生中，她始终把国家需要放在第一位。

　　当年，生物专业毕业的尹文英开始从事的是鱼类寄生虫分类鉴定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淡水渔业的发展需要，毅然投身到了鱼病防治的试验研究工作中去。

　　她在我国最主要的淡水养鱼区——浙江菱湖设立鱼病工作站，一蹲就是三四年。她和同事们一起对十多种鱼病找出了有效的防治方法，并由水产部门向全国推广，基本上控制了我国淡水养鱼业的鱼病严重危害。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提出科学为生产服务的宏伟目标。尹文英敏锐地发现，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耕地土壤及其生产力的维持，而土壤生物资源正是耕地土壤的“肥料厂”和环境污染的“清洁工”。于是，就酝酿在中国开展土壤动物学的研究。

　　尹文英联合国内外专家首次在我国开创了较大规模、系统性的土壤动物学研究。此后十余年，他们跑遍我国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的7个不同地理区进行土壤动物的本底调查，编写出版了包含1400多属，涉及8个动物门的《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等5部专著，为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退休研究员符文俊曾在回忆文章里提到，尹文英发表的近两百篇学术论文，绝大多数刊登在国内的《中国科学》、《昆虫学报》、《动物学报》等重要刊物上，为一些科学工作者作出了榜样。

　　在尹文英身上，爱国的精神底色始终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