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人来家拜访，俞鸿儒总会迎到电梯口，等候客人上来。

　　虽然岁月压低了个头，但他的腰杆依然笔直。看外表，很难想象他已经94岁，心脏放了支架，股骨还做过置换手术。

　　年纪大了难免念旧。俞鸿儒时常想起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力学所）攻读研究生时，先后跟随的三位导师——钱伟长、郭永怀和林同骥。这三位力学大师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郭永怀更是“两弹一星”元勋。

　　俞鸿儒的人生还与另一位“两弹一星”元勋有过交集，那就是力学所的创始人、首任所长钱学森。俞鸿儒的办公室是311，恰好靠近钱学森的办公室，他得以不时给钱学森打个下手，近距离感受大师的言传身教。

　　1975年，社会上“批林批孔”运动声势浩大。“鸿儒”两字容易招事，钱学森两次建议俞鸿儒改名，连名字都替他想好了——“轰儒”，这样一来，发论文时署名的拼音都不用改，尽显关切之情。

　　俞鸿儒自认是郭永怀布下的一颗“闲子”。围棋高手对弈，喜欢下几手闲棋冷子，看似无用，却对未来战局影响巨大。

　　这一“闲子”在工作考核上看起来似乎很闲，却搞出了巨大响动——他在初期的实验中曾多次发生爆炸事故，也因此“炸”出了一条新路。

　　多年后，因对我国高速风洞研究的卓越贡献，俞鸿儒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经常感叹自己此生幸运，得遇数位科学大师，以及他们所提供的宽松环境。

　　闲棋

　　1956年，俞鸿儒报考了力学所的研究生，导师是钱伟长。

　　这一年10月，经钱学森多次力邀，郭永怀和李佩夫妇冲破美国种种阻碍，带着女儿回到祖国。

　　回国后的郭永怀出任力学所副所长，刚开始他来不及亲自招生，好在钱学森和钱伟长早有准备，替他招收了包括俞鸿儒在内的5名研究生。

　　就这样，1957年3月俞鸿儒入所报到时，他的导师改为了郭永怀。从此，他的人生轨迹也随之改变，并被带进“风洞”世界。

　　风洞，俗称飞行器的“摇篮”。它通过人工产生可控制气流，模拟飞行器在空中飞行的复杂状态。现代的飞机、导弹等，无不在风洞里千“吹”百炼之后，才能上天。

　　早在回国之前，郭永怀就已经预见到我国将发展航天事业，而高性能、大尺寸的高超声速风洞，是设计航天飞行器必不可缺的。当时主管中科院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曾说：“搞科学，好比下围棋，忙里要注意安排几个闲子，扶植一些冷门，到必要时就用上了。”

　　1958年初，力学所成立激波管组，独立自主地开展激波管、激波风洞技术研制。郭永怀开始布下一颗“闲子”。

　　让俞鸿儒吃惊不已的是，郭永怀指定他当组长。要知道，当时力学所的8个研究组中，其他7个组长都是海归的大专家，而他只是刚入所10个月的研究生。

　　实际上，之所以对资历尚浅的俞鸿儒委以重任，是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和观察，郭永怀对这个学生已有所了解，发现他是一个实验能力很强的人，而风洞研究恰好对实验能力有着极高的要求。

　　郭永怀相信俞鸿儒，还在于他对这名小自己近20岁的学生较为独特的过往经历略知一二——曾经两次高考，先在同济大学读数学，后来又到大连大学（后改为大连工学院，现为大连理工大学）读机械工程，并留校做了助教，3年多时间里曾参与了多个教研室的工作……

　　而此时的俞鸿儒除了感恩导师提携外，更多的是压力。虽然他曾调侃自己是个“万金油”，但他更清楚，有些挑战单凭实验能力强是应付不来的，还需要更多经验。郭永怀曾说过，他自己没有实验工作经验，所里其他科学家也是这样。因此，具体工作怎么做，要俞鸿儒他们自己去闯。

　　国际上的风洞建造费用高昂，工艺要求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决定了不可能效仿国外路线。郭永怀扔下一句话：“你们不可能也不应该照葫芦画瓢模仿别人，一定要尽力去发展适合国情的实验方法。”

　　这意味着现成的路走不通，只能走开辟、创新之路。俞鸿儒他们左思右想，似乎只能冒险——闯一闯那条“死路”。

　　这条“死路”，就是国外废弃不用的氢氧燃烧驱动。它被淘汰的主要原因是容易发生爆炸，此外，其产生的驱动气流品质较差，很难保证实验的可重复性。

　　但它的好处也十分突出：便宜、装置简单、不依赖高技术装备。

　　经过论证，郭永怀同意了这条充满风险的技术路线，只提了一个要求：防止人身伤亡事故。

　　郭永怀的担心很有预见性，实验还真就出事了，而且发生了好几次。

　　其中最严重的一次，爆炸产生的高压将实验装置的一个大零件给轰了出去，继而打穿了试验厂房的墙体。幸好当时实验室没有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俞鸿儒当时被吓了一跳，不过他表现得很镇定。因为风险是提前预知的，他们就是要冒这个风险。因此每次点火试验时，他们都注意清场，人跑到老远。

　　事后想想，如果没有郭永怀、钱学森的保护，这项研究根本干不下去。俞鸿儒回忆，“那时候把房子炸了是表扬我的，炸一次表扬一次。这是最大的支持。”

　　炸了几次后，他们摸清了危险根源，炸是因为发生了爆轰。爆轰是一种燃烧的极限形式，它的燃烧速度是氢氧燃烧速度的上百倍。后来，俞鸿儒通过提高氢的占比，使其超过发生爆轰的上限，解决了爆轰问题。此后的几十年中，再也没有发生重大事故。

　　对于这项研究，郭永怀清楚这是场持久战，短期难见成效。因此，别的研究生都是定时汇报，但他从不要求俞鸿儒也如此，而是随时到实验室去看一下。俞鸿儒说，“只要我们不断地出结果，不管成功还是失败，他都满意。”

　　从1958年开始，力学所十多年没要求俞鸿儒写计划、写进度。这一时期，也让俞鸿儒凝练出一条科研感悟：“只要看准方向，尽全力往前走就行，宽松的环境比多给经费更重要。”

　　在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1960年，力学所许多项目都下马了。郭永怀坚信激波管和激波风洞的研究方向是正确的，不能半途而废。他以研究生做课题为理由，将激波管组保留下来了。

　　“他千方百计让我们小组能长期生存下去，使我们能安心工作。”俞鸿儒说。

　　1962年，俞鸿儒在继续工作的同时，开始准备论文参加答辩，导师改为其所在研究室的主任林同骥。

　　博弈

　　当郭永怀第一次看到JF-8时，一向和蔼的他脸色阴沉了。此前北京大学曾做过一个风洞，个头比JF-8小，光加工费就花了80万元。而眼前的这个JF-8，花费岂不更多？

　　那是1964年初，在先后研制成JF4和JF4A两型激波风洞后，俞鸿儒率领激波管组开始攻关大型激波风洞JF-8，它的设计尺寸和参数都看齐国际水平。同年9月，JF-8设计图交由沈阳重型机械厂制造。1965年4月底，JF-8全部完工。

　　当得知JF-8的加工费只有8万元后，郭永怀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尽，眼里放光，感叹自己的弟子太会精打细算。

　　俞鸿儒的精打细算来自幼年对父亲经商活动的耳濡目染，在科研上更是认真遵从郭永怀“少花钱，干实事”的教导，此外有赖于他货比三家的眼光，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所里全然没有了工作、学习的条件和气氛。但俞鸿儒没有放弃科研。1967年春节后，俞鸿儒和几位老师傅奋战两个多月，将JF-8安装完毕。赶在“五一”前夕，JF-8开始试运行。

　　“当大家都不干事，而你还在干，其实是一种有利条件。”这是俞鸿儒实践得来的体会。一次，他到一个工厂去加工传感器，赶上工人没上班，没辙，只好自己弄。他先是花了一个星期左右学焊接，又花了一个月把传感器做出来了。结果，传感器的性能还很不错。

　　他还接到过天上掉下来的“馅饼”。1968年的一天，俞鸿儒去兵器科学研究院，想借一台闪光相机做实验。对方领导很诧异，这当口还有人借仪器做实验，也很好奇，就跑到实验室参观了一下。一看真在做实验，对方领导对俞鸿儒说：“仪器就给你们用吧。”就这样，一台价值30万美元的闪光相机可以长期使用，给缺少经费的激波管组解了燃眉之急。

　　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哲敏就曾提到，在那一时期，俞鸿儒主建的风洞基本没有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

　　俞鸿儒身上这种处变不惊、坚持工作的劲头早在他就读于大连工学院时就有所显露。后来，他的同学徐寿霖用“大智若愚”来形容他。

　　更重要的是，他从导师林同骥的遭遇中学到很多。当时，林同骥受到严重的不公正待遇，不仅被停止了全部科研工作，还被罚去锅炉房烧开水。

　　然而，这没有击垮林同骥，他仍保持乐观。在烧锅炉期间，他每天记录煤耗、送风量和水温、烟的颜色等，总结出了一套烧好锅炉、节约煤炭的方法；每天晚上回到家，还接着做研究，完成了多项研究工作。

　　时代的这粒灰，同样落在了俞鸿儒的头上。

　　1968年11月，俞鸿儒在40岁这一年，被免去了激波管组组长职务，不许参加业务活动，也不许参加会议，听候审查。

　　仅仅一个月后，郭永怀在从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遇难。当时，没有人告诉俞鸿儒。后来他听到恩师去世的消息时，内心非常悲痛，又感到深深的遗憾。

　　撤职审查，痛失恩师，两者叠加的伤害足以让人消沉。但俞鸿儒没有，他性格中那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力量觉醒了。他很快克制住悲痛情绪，又一头扎进了“风洞”——他知道恩师正满怀期待，在天上看着他。

　　1969年，历时5年的JF-8大型激波风洞全部建成，喷管出口直径800毫米，其性能堪比国际大型激波风洞。

　　此后，在JF-8里淬炼过的航天重器不胜枚举。1972年，它为返回式卫星研制进行了相关实验，之后又连续为“东风五号”等型号研制开展了试飞。

　　这座风洞的建成，是俞鸿儒在受到非难的日子里，忘我劳动、辛勤工作，和时间博弈、和旋涡博弈的结果，是他向国家交出的一份答卷。

　　翻盘

　　尽管在科研上成果卓著、独树一帜，但俞鸿儒差点连研究员都没评上。

　　“文革”期间，职称评定全停了。一直到1985年，力学所才重新开始评定研究员。当时主管部门画了条红线，研究员年龄不能超过55岁。而俞鸿儒此时已58岁。按规定，他这辈子都丧失了成为研究员的机会。

　　俞鸿儒不在意这些，因为他心里记着郭永怀的教导，“要做铺路石”。

　　1986年，中科院人事部门把俞鸿儒上报为流体力学方向的博导，并获得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依据相关规定，博导必须是研究员。这样一来，俞鸿儒才成为了研究员。

　　1991年，中科院恢复院士（当时叫学部委员）增选。此前的最后一次院士评选是在1980年，11年里，积攒了太多潜在的院士候选人，竞争异常激烈。

　　那一年，俞鸿儒第一次参评院士就当选了。他用心血拓出的风洞，开始回馈他人生的礼物。

　　其实，不论是评研究员，还是参选院士，都不是俞鸿儒主动申报的，而是单位办好才告知他的。他觉得自己能免受这些烦心事的煎熬，实为平生幸事。

　　俞鸿儒的主要心思都放在科研上，那是他最在意并乐在其中的事。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利用爆轰研制更高性能的激波风洞。在他之前，世界上还从未有科学家提出过。

　　爆轰是极其可怕的现象，俞鸿儒在前期的研究中，要想尽一切办法防止它出现。而此时的他逆向思考，为何不利用爆轰产生的巨大威力，作为新的动力进行风洞试验。

　　实际上，这个想法在他大脑中盘旋多年。但由于太超前，危险很大，以他在科研上已有的威信，依然没有一个人支持他。再加上当时的环境和技术条件都不具备，一直未能付诸实验。

　　直到1988年，俞鸿儒应邀到德国马普学会访问，其间在亚琛工业大学激波实验室证实了爆轰技术的可行性。

　　回国后，他立即启动氢氧爆轰驱动方法研究。初期严重缺乏资金支持，经历过一段比较艰难的岁月。但俞鸿儒和他的同事、学生们并没有气馁。

　　他始终记得郭永怀那句话，“没钱干出大事，才是本事”。

　　终于，在1991年至1993年间，“氢氧爆轰驱动新方法”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资助总额2万元。

　　1998年，俞鸿儒团队建成国际上首座爆轰驱动激波风洞JF-10。此时，他已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心中，还有个更大的计划要去完成。

　　当时，全世界都认为激波风洞的试验时间只有几毫秒。美国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是把试验时间延长到30毫秒。俞鸿儒却提出，要建高超声速复现激波风洞，并达到100毫秒的试验时间。

　　唯有如此，才能让风洞实验状态从“模拟”跨越到“复现”，真正在地面完全复现高超声速飞行条件，攻克悬置近60年的世界级难题。

　　在该项目立项过程中，有人站出来坚决反对，认为此举过于天马行空。

　　项目组经反复思考、讨论，判定该项目并无大错，于是尽力向财政部申辩后，在2008年获准恢复工作，经费也由4000万元增至4600万元。

　　2012年5月，在俞鸿儒的指导下，力学所建成了JF-12高超声速复现激波风洞。

　　该风洞有两大特点：一是试验时间长，可以达到100多毫秒，从而为很多研究工作提供了绝佳的平台；二是参数很高，能够复现马赫数5到8区间的温度和压力。

　　JF-12激波风洞一经建成，立即引起了美国国防部的关注。其在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都重点提到了JF-12。报告认为，JF-12将支撑中国宇航领域民用与军用部门的研发。

　　在一段影像资料中，通过慢镜头可以清晰地看到，伴随着巨大的声响，265米长、上百吨重的JF-12风洞在点火一瞬间发生了运动，从而获得0.1秒的活动数据。

　　就是这0.1秒的数据，俞鸿儒为之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郭永怀当初下的那一枚“闲子”，终于发挥出关键作用，让中国风洞研究逆风翻盘。

　　若愚

　　几十年如一日，笃定一个研究方向，坚持做深做透。这让俞鸿儒突破了激波风洞试验时间短的世界级难题。

　　这种坚持的背后，离不开钱学森、郭永怀在科研上的放手，以及中科院尊重科研人员自主性的科研环境。

　　对俞鸿儒影响最深的还是那次爆炸事故，把厂房墙壁炸出一个大洞，但郭永怀没有责备，只有鼓励。

　　此后这么多年，当俞鸿儒面对科研后辈时，他希望将这种放手模式传承下去。他启发学生发表不同的科研见解，放开胆子去探索；一旦发现年轻人有好设想和好创意，他总是最大程度地给予支持。他经常鼓励大家，“做事有担当，只要你觉得对了就尽管往下做。”

　　1988年，在郭永怀牺牲20周年之际，他的雕像被安放于力学所1号楼前，松树环抱。此后，每逢郭永怀的牺牲日，俞鸿儒都会带领学生们来到雕像前，缅怀导师。

　　1997年夏，俞鸿儒被一辆飞驰的自行车撞断了股骨。住院、开刀、做股骨头置换手术，要一关一关地过。

　　在他住院期间，实验室里的年轻人夜以继日地轮流照顾他。有了大把时间与后辈相处，他谈论最多的是这个实验室的历史。他回忆钱学森、郭永怀回国以后如何重视高超声速实验研究，实验室同事如何从气瓶开始做激波实验，还有数十年来实验室的研究对国家相关事业的意义和作用……直说得年轻人心潮澎湃。

　　后来，中科院领导和专家们在评议这个实验室时惊异地发现，这批年轻人心中的事业，不是紧紧围着钱转，而是紧紧联系着书中的课题、实验、计算、理论和分支学科。

　　几十年的科研实践，使俞鸿儒深深懂得，青年人才是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希望。为此，他甘心为后辈铺路搭桥。

　　他常说：“我们这一代人搞风洞建设，搭了一个戏台，今后戏唱得好不好就要看年轻人了。”

　　他也是这样做的，甚至把自己应得的荣誉拱手相让。

　　2016年，JF-12激波风洞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虽然这一成果是在俞鸿儒的技术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但他主动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功劳簿的最后。他说：“奖项排名对我们这些老人已经不重要了，对年轻人有用，应该让他们经常走到台前。”

　　在这种放手、铺路、搭台的精神传承中，俞鸿儒领衔的科研团队像一块海绵，不断地吸引、容纳人才。

　　俞鸿儒是有大智慧的人，总是在合适的时候做对的事。

　　在俞鸿儒的指导下，以激波管组为主要班底，中科院高温气体动力学开放实验室于1994年成立。2011年12月，其升格为高温气体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LHD）。俞鸿儒任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

　　自力学所建所以来，该实验室是研究方向保留最完整的，人员也最齐整。这其中饱含着俞鸿儒的心血。

　　在这里，形成了“以信念引领科研”的浓厚氛围，激发了年轻人的信念，引导他们找到人生目标，从心里喜欢并走上科研道路。

　　俞鸿儒时刻心系LHD的发展，直到最近两年，90多岁的他还坚持到力学所小礼堂参加LHD的学术年会。

　　在跟大家相处时，俞鸿儒丝毫没有大科学家的架子，即使向青年学者提建议，他也非常客气。

　　由于他为人随和，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气动实验专家，后辈遇到问题时，经常会请教他，甚至去他家里。他总是爽快答应，并和老伴儿一起热情招待。

　　俞鸿儒在90岁退休后，才算闲下来了。

　　他本想带老伴儿多出去转转，弥补多年来的“欠账”，结果老伴儿的身体不允许了，她患上了较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腿软、头晕，难以走路，很少外出活动。俞鸿儒就专心在家照顾她。

　　几十年来，他们一直住在中科院黄庄小区一栋7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间里，摆放的家具都是比较陈旧的，但干净整洁，满屋子全是书。

　　渐渐地，俞鸿儒的“万金油”能力再次凸显，炒菜做饭、收拾房间样样在行。

　　小区里的邻居们都认识他，常夸“俞先生人真好”。每当此时，二人均感此生有对方相伴，只羡鸳鸯不羡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