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北京城的植物扑簌簌掉叶子的时候，王文采走了。

　　他96岁的人生与植物紧密缠绕，发表了28个新属、1370个新种，是我国发表植物新类群最多的学者之一。

　　他倾尽一生为植物建立“档案”，却不希望自己被“看见”。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却对至亲都不主动提及。一只眼睛盲了10年，即使是身边天天相伴的助手也不知道。

　　在生命最后10年，他先后罹患4种癌症，仅靠一只视力日渐模糊的眼睛，捏着一支老旧的放大镜，趴在桌上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论文著述。

　　他喜欢和标本相对的分分秒秒日日月月岁岁年年。平静与跌宕交错的一生中，即使在至暗时刻，标本仍是他心中的百万雄兵。

　　标本，标本

　　因胃癌住院的这两年，王文采连做梦都在念叨：“标本，标本……”

　　北京香山之麓，坐落着亚洲馆藏量最大的植物标本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标本馆（以下简称植物所标本馆）。在这座1万平方米六层之高的植物王国，王文采常常一待就是一天。

　　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自带午饭，有时是面包、苹果，偶尔有个西红柿炒蛋，太投入时一块巧克力也能对付。

　　植物所标本馆保藏有290多万份植物标本。王文采一人就鉴定了4万多份，是馆中鉴定标本最多的专家之一。

　　然而，常年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凝视植物的细微结构，给他的眼睛带来了巨大损伤。

　　2019年元宵节后，93岁的王文采送给助手孙英宝一张自己在家工作的照片。照片里看文件的他，手里多了一支放大镜。

　　意识到王文采的眼睛出现了问题，孙英宝第二天赶忙带他去医院。医生问完他模糊的左眼，紧接着问起右眼的情况。

　　“我的右眼啊，在10年前就已经失明了。”王文采轻轻地告诉医生。

　　一旁的孙英宝顿感脑袋发蒙。10年来，老先生从未提及失明，他的眼神里一直有光，完全看不出异常，只是偶尔会用手绢擦一擦眼睛。

　　今年初出版的《掇菁撷芳——王文采院士论文增编》，就收录了他在右眼失明后十余年间发表的77篇论文，共计150多万字。

　　想到上百万字的文章和《中国楼梯草属植物》《中国唐松草属植物》等专著，老先生竟然是用一只眼睛完成的，孙英宝再也抑制不住，冲出诊室，躲在门外哭了一场。

　　从医院出来，王文采坐在车里轻声念叨：“趁着还能借助放大镜工作，我得赶紧把《中国翠雀花属植物》的文稿写完。恐怕后面的很多事情，就得麻烦你们了。”孙英宝紧握着方向盘，使劲儿咬着嘴唇，不让眼泪落下来。

　　后来，那张“多了支放大镜”的工作照一直挂在孙英宝的办公室里。

　　实际上，右眼失明的这10年，王文采还先后患上了前列腺癌、肠癌和皮肤癌。肠癌手术后，医生叮嘱他必须休养3个月，但一个月刚过，王文采就迫不及待坐着班车来看标本了。照顾他的护工小春说：“爷爷心里都是标本。”

　　孙英宝说：“他真不在乎，也不害怕。”

　　对于王文采多年来向单位甚至助手隐瞒眼疾，儿媳牛小丽一点也不意外，他从不会告诉别人自己难受，也不爱麻烦别人。

　　牛小丽告诉《中国科学报》，父亲的右眼是黄斑病变导致的失明，十几年前时无药可治。所幸诊治左眼时，有了一种进口针剂。“爸爸对别的病是能不去看就不去看，唯独对打这种针，他很是积极呢。”

　　感到能做研究的日子已经不多，他分外珍惜与标本相对的每一秒，直至2021年初，94岁的他因胃癌住院。

　　植物研究一直是王文采的头等大事。从阴湿的云南热带雨林到陡峭的四川山区悬崖，为了采集植物标本、增加对植物形态变异的认识，他不惧艰险。

　　有一次，死神与他只有一步之遥。那是1958年11月，王文采在云南勐腊工作时不幸感染了疟疾，持续高烧不退。

　　命悬一线之际，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4名年轻同志每人献出了400毫升血。“那么一大罐子的血，输进去后我就活过来了，要不然就完蛋了。”每次提起获救的场景，王文采都眼含热泪。

　　“重生”之后的王文采，把满腔“热血”投入到挚爱的植物事业中。无论怎样的浪潮，都卷不走研究在他心中占有的一席之地。

　　他用19年时间，顶住历史变动带来的种种压力，主持编写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这部收录了我国1.5万种高等植物的巨著，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鉴类著作。

　　美国著名植物学家高斯顿曾在《科学》上对此大加赞誉，并略带遗憾地说：“我不理解美国为什么就断定自己没有能力去做同样的工作。”

　　王文采的一位弟子说，老师做的研究都是应国家需求，但老师从骨子里喜欢植物，对待植物从不挑拣，别人不太愿意入手的研究也兴致盎然。

　　他更是将40多年的光阴印刻进《中国植物志》，承担了毛茛科、苦苣苔科、荨麻科、紫草科等上千余种植物的编著，成为世界公认的毛茛科、苦苣苔科、荨麻科等世界疑难类群分类研究的集大成者。

　　随着80卷126册5000多万字、凝聚了我国四代科学家心血的皇皇巨著陆续出版，整个植物学界为之震惊。这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种类最丰富的植物学巨著。

　　刻在骨子里的修养

　　作为《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和《中国植物志》的主要完成人之一，王文采于1987年和2009年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被视为皇冠上的明珠，因为宁缺毋滥，曾多次出现空缺。

　　两次摘得“明珠”非常少有，更罕见的是他得奖后的平静。他从不主动向任何人提及获奖之事，两次获奖证书也都是单位派代表领回。“他认为这是集体的成果，自己只是完成了该做的工作。”儿子王冲说。

　　在他身边长大的孙女也不曾知晓。直到有一年，从小认识的吴征镒爷爷拿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看到很多媒体宣传，她才好奇地问母亲：“我的爷爷得过什么奖呀？”

　　母亲的回答让她愣住了，总是把“我不懂啊”挂在嘴边的爷爷，竟也曾获此殊荣。

　　对待院士这项至高的学术荣誉称号，王文采也是这般平静。

　　1993年3月的一天，退休后的王文采像往常一样来单位看标本，刚进办公室就听到自己被单位推荐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候选人的消息。但这个“喜讯”却让他先皱了眉，他心里顾虑的是会不会影响自己的科研工作时间。

　　当选之后，需要参加的社会活动确实越越多，这让他很不适应。他的一位弟子回忆，老师曾找到自己：“你找领导说说吧，看能否把我这个院士的帽子拿下去。”

　　此话传出，弟子曾感到不安，担心别人以为老师“目中无人”，但他心里最清楚，老师是极其尊重院士的，只是太在意自己的研究工作了。

　　很多人说王文采“最像院士”又“最不像院士”。数十年的夹克，掉了皮的鞋子，等了几十年的班车，对待后辈也常以“先生”称呼。

　　他一生谦卑处世、恭敬待人，刻在骨子里的修养，甚至有些“执拗”。

　　有一次，家里的车因限号不能送他去看病，家人便提议用一下单位的车，但他却执意打车去医院。一直到90多岁，王文采仍坚持坐班车上下班。因为不会使用电脑，他每次都把文章在稿纸上工整地写好，再请助手输入；学术交流也时常依靠书信往来。但山积波委的稿纸、邮票，他都坚持自己花钱买。

　　他在北京海淀黄庄小区的家，与40年前刚搬进时并无两样。陈旧的家具、脱落的墙皮、水泥地的卧室、被“压弯了腰”的书柜、经常“罢工”的门锁……家人和单位曾多次提出装修，但王文采都不同意：“我不愿意装修，破烂点无所谓。我个人穿衣服，也是这样。”

　　他喜欢坐在浅黄色的旧沙发上，打开音响听音乐，尤其钟爱贝多芬的交响曲。他还喜欢画画，中学时期就跟随画家王心竟学习，最爱唐伯虎的画。植物所水杉楼和银杏楼挂着几幅两人高的山水画，是他90岁时的杰作。

　　正如心中的山水，王文采对名利物质均无所求。如果说有心愿，可能就是出国考察植物。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到63岁后，他才在小女儿王卉的联络下前往瑞典访问。

　　此后，王文采不顾年事已高，又前往欧美等多个国家考察植物。虽然与日本学者常年有书信往来，但他一生从未到过日本。

　　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毛茛科学者有三位：中国的王文采、英国的劳伦斯和日本的田村道夫。田村道夫有一个书柜，放着王文采的所有著作。虽然两人有很好的交往，但每次田村道夫提出合作邀请，王文采都婉言谢绝。

　　他曾告诉弟子，一提到日本，脑海里马上出现蒋兆和先生画的《流民图》。少时的战乱记忆，使一生随和待人的他一直保有某些执着。

　　名师为他开路，他手扶后辈过悬崖

　　1945年，王文采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位老师。

　　一位是把他领入植物分类学大门的林镕——我国植物学学科的先驱。一位是把他引入植物研究殿堂的胡先骕——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

　　1949年，王文采以第一名的成绩留校担任助教。那年冬天，胡先骕突然把他叫来：“我听说你对植物分类学有兴趣，你帮我编一本《中国植物图鉴》，你觉得怎么样？”

　　此前，王文采与胡先骕未曾有过接触。被偶像点名的他难掩激动之情，当即高兴地答应了。后来回想此事，他常感慨自己当时的“鲁莽”和胡老的“天真”——没有任何考试和探底，竟让初出茅庐的自己受此重任。

　　实际上，胡先骕不仅慧眼识人，还介绍他去植物所工作，避开了复杂的人际环境。“我简直是太感激他了。”王文采说。

　　1950年，王文采正式进入“大腕”会聚的植物所——胡先骕、钱崇澍、秦仁昌、张肇骞、吴征镒等均在此“耕耘”。刚工作时，他曾一度跟吴征镒同住一间宿舍，还记得吴老床边一直放着闻一多赠送的手杖。

　　很多年事已高、事务繁多的老先生，常会请王文采协助指导自己的学生。钱崇澍的学生陈家瑞、林镕的学生林有润，还有前来进修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肖培根，都曾受教于王文采。

　　提起60年前这段过往，87岁的陈家瑞眼中泛着光。“他在学习和工作中要求很严，但生活里很疼爱我们，经常把我们请到家里吃饭，最好吃的就是粉条加肉丸子。”陈家瑞回忆。

　　陈家瑞至今仍记着他的教导：要把基础打牢，踏踏实实看标本，踏踏实实搞野外。

　　每年王文采都会带着大家跑野外。很多植物都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除了应付恶劣的自然环境外，有时还要背着标本走上几十里地，到了晚上又要压标本、翻标本、烤标本，就连强壮的小伙子也叫苦连连。

　　“我们从没有听到王先生叫过一声苦，他总是有空就写笔记，还不时给我们解答难题。”陈家瑞说，每当采集到新植物，王文采都非常高兴。

　　1963年夏天，考察队翻过四川康定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后，还要越过悬崖，到另一个山头。那里很可能藏着要找的植物。

　　阴沉沉的天，笼罩着脚下只容许一人通过的陡峭悬崖，野外经验不足的陈家瑞感到害怕，“掉下去是要摔死的”。

　　正在陈家瑞恐惧时，一只清瘦、温暖的手伸了过来，牢牢握住了他冰凉的手。是王文采，他紧紧拉住陈家瑞，慢慢往前走，还不时叮嘱：“盯着前面的植物，不要看脚下的石头。”

　　翻越悬崖后，陈家瑞还攥着王文采的手不敢放开，那股温暖有力的感觉深深刻进了心里。

　　“慈父般的爱至今也不忘。”比王文采小不到10岁的陈家瑞认真地说。

　　为门外人“开门”

　　王文采识才、爱才，从不问姓甚名谁、来自哪里，他从来都是一视同仁。

　　今年70岁的李振宇是王文采亲招的弟子之一，衣着朴素，说话、做事不急不躁，一心扑在植物研究上。这种“纯粹”，很多人说与王文采很像。

　　40多年前，李振宇还是福建农机厂的青年工人，每到周末便带着盒饭上山采集植物标本，还常将自己初步鉴定但没有十足把握的标本寄给王文采等植物所专家以求鉴定。

　　王文采发现，这些初步鉴定的植物多数是正确的，甚至还包括福建没有记载过的植物。这让他觉得，这名年轻人虽然只读过中学，却是研究植物分类学的好苗子，便向领导汇报了此事。

　　在植物所路安民、陈心启等人的帮助下，经过严格考查的李振宇正式调入植物所。为了帮助李振宇进入大学补习专业课，王文采还答应了在首都师范大学义务教学两年的“邀请”。

　　“王先生非常耐心。”李振宇说，虽然先生在做学问上要求很严格，但即使自己重复出现错误，也只是提醒时语气稍重一些。这种克制反而让人更加自觉。

　　如今，已成为植物分类学中坚力量的李振宇告诉《中国科学报》，当年王文采还特意请了3位“小老师”一起辅导自己，“这确实是很幸运的事”。

　　今年6月，李振宇等人将在野外考察发现的一种野生樱桃命名为“文采樱桃”正式发表，以纪念恩师。

　　“王先生是我的人生灯塔。”新疆青年杨宗宗也曾被王文采照亮植物人生。

　　杨宗宗初中时就在我国首次发现了小花鸟巢兰，还给偶像王文采寄书信请教过标本问题。遗憾的是，因种种原因他未能走上研究道路。

　　多年后，对植物念念不忘的杨宗宗，忐忑地拨打网页上标明的王文采电话。没想到，92岁的他不但记得十几年前的小朋友，还热情告知前往家中的路线。

　　电梯门打开时，身着白衬衣的老先生早已在那里等候。“他站得毕恭毕敬。全白的头发，我感觉他的头发都在发光。”握手的瞬间，杨宗宗激动得想哭。

　　他认真询问杨宗宗的困难，还讲了很多自己的研究故事。在他的鼓励下，重拾植物梦想的杨宗宗还请来两位热爱植物的好友，一位退休教师、一位农民大叔，一起完成了新疆北部地区植物图鉴样稿。

　　那一天，三人带着样稿来到王文采家中。老先生眉开眼笑，哼着小曲儿，切了西瓜又倒水，然后迫不及待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书稿。看到从未见过的植物照片时，他就会开心地笑起来：“非常好，非常好……”

　　临近中午，王文采特意准备了鱼和肘子留大家吃饭，在客客气气给所有人夹完菜、盛好汤后，他才坐下。他倒的水有些偏，盛的汤也有些溢，93岁的他唯一有视力的左眼越来越模糊。3个人都低着头，一边扒着饭，一边流着泪。

　　“他不会上来问你的学历和学校，哪怕我们是爱好者、农民或者退休的人，只要觉得我们喜欢植物，做出点成绩不容易，就会尽全力帮助我们。”杨宗宗说。

　　在王文采等人的帮助下，科学出版社也向这群“毫无背景”的作者伸出了援手。这也是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成立24年来，第一次支持民间个人团体著书。

　　在杨宗宗心里，“他是一座高山，但给你开了一扇门”。

　　归去来

　　命运曾在王文采的童年，早早关上了父爱的门。

　　1926年，王文采出生于山东济南，两岁时便坐在父亲腿上识字，念错了就被折扇打一下，念对了就得些栗子吃。读幼儿园时，他就认识了上千字。

　　4岁那年，对父亲的记忆戛然而止。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母亲瘦弱的肩膀就是他唯一的依靠。有一次，小春在陪王文采聊天时，谈及童年，不禁问道：“爷爷，您小时候没有父亲，会觉得不幸福吗？”

　　王文采没有一声叹息，反而知足地说：“我还有一位母亲啊……”

　　在做了20多年护工的小春眼中，王文采是最不一样的病人。即使自己没做好，他也从未有过一句不满，就连身体最痛苦时也没有发过一丝脾气，还不忘宽慰地冲自己笑。

　　有一段时间在医院订午饭，小春发现两个人点餐的口味出奇地相似，起初还以为只是巧合，后来才恍然大悟，“爷爷吃不了多少，他其实是点给我吃的”。

　　小春说，爷爷有时糊涂起来，脑子就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嚷嚷着坐班车去看标本，一件是念叨着母亲和妻子。

　　王文采的妻子程嘉珍毕业于南京药学院（现中国药科大学），1951年来植物所实习时与王文采相识。志趣相投的二人不久便走到了一起。“他们当时在树下谈恋爱，还被偷偷拍了照。”王卉笑着说。

　　一场惊雷打破了平静的岁月。在医院工作的程嘉珍因为复杂的亲属关系，被隔离审查后又下放到河南“劳动改造”。

　　那天，医院把3个年幼的孩子叫来送母亲远行，直至她的背影模糊、消失。提及此事，年届七旬的王冲挥挥手，眼睛转向了窗外。

　　为了保护和照顾孩子，王文采将王冲和王卉寄养在姥姥家，大女儿王筝跟着自己。“妻离子散”的岁月，未见他有半分抱怨，他只是沉浸在植物世界里，偶尔拉一拉二胡。“父亲什么事都放在心里，你看不到，特别平静。”王冲回忆。

　　数年后，程嘉珍终于归来，但精神受到不小的创伤，日子过得很不容易。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艰难，弟子们都不曾听到王文采一声怨怼，哪怕是一声叹息。他常说，植物标本没有脾气，可以静心研究。

　　经历过风浪的冲击，迟暮之年，王文采与妻子的感情更加安定笃实。有时两人下完馆子，会去公园散散步。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搀扶着越走越远、越走越小……

　　2009年，很少去医院检查的程嘉珍忽然要去医院治病，不幸被查出已是肺癌晚期。短暂出院期间，她神神秘秘地把儿媳拉进卧室，关上门说：“如果有合适的，给你爸爸找一个……”刹那间，儿媳泪如雨下。

　　弥留之际，程嘉珍叮嘱，千万不要让文采来医院看她这副生病的模样。

　　没多久，他的妻子走了。告别仪式上，王文采的悲伤像落叶凋零般寂静，他只是弯下腰，抚了抚亡妻的头发，在耳边说了句悄悄话。

　　之后几个月，看标本、做研究，一切像往常一样，只是这位一米七几的老人，慢慢瘦得只剩下90多斤。

　　多年以后，和孩子们一起去扫墓的时候，他缓缓走向妻子的墓碑，慢慢俯下身，伸手摸摸她的名字，喃喃地说：“嘉珍，我很快去找你了。”

　　北京的初冬，落叶归根。将余下的岁月都献给热爱的植物分类学后，他也走了。

　　王文采的告别仪式上没有哀乐，一首生前最喜欢的贝多芬《田园交响曲》，余音绕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