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1岁的陈进站在国际民族生物学大会报告席上说：“中国西双版纳要建立全球性的，至少是区域性的生态学科研机构。”

　　2013年，陈进在世界植物园大会上再次展示了他的“雄心壮志”：“西方经典的植物园大多建在城市，我们建设的是保护型植物园——它生于自然，抢救物种，更孕育科学家。”

　　对于如何打造一座世界一流的植物园，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下简称版纳植物园）原主任、研究员陈进的思索一直是超前的。他曾因此被质疑“不食人间烟火”“曲高和寡”。

　　直至2021年，陈进离开长达20多年的版纳植物园管理岗位，见证了这座植物园从一座西南一隅的封闭小岛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热带植物园之一，证明他所坚持的理想主义没有错。

　　不久前，陈进因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荣获“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奖章”。

　　一座植物园能为世界带来什么

　　1986年8月25日，南京农业大学毕业的陈进，终于从老家江苏泰州到达了西双版纳景洪市勐腊县勐仑镇的葫芦岛。他辗转火车、汽车，一路翻山越岭，花了整整10天。

　　从相对富足的东部沿海地区“逆行”来到这个人迹罕至的西南边陲之地，陈进的选择绝对“非主流”。

　　他还在南京农大园艺系攻读果树专业时，果树种质资源专家张宇和就告诉他，云南西双版纳和新疆伊犁是两块潜力无限的热土，急需人才。最终，他选择了物种更丰富、保护形势也更为严峻的西双版纳。

　　陈进用“狂野”形容年轻时的自己，“就想做点有趣的、与众不同的事情”。

　　“一江碧水西折东，勾出半岛葫芦形。”坐落其上的版纳植物园，人迹罕至，周围全是大片原始森林。第一次见到菠萝蜜、芭蕉这些热带植物，陈进觉得新鲜得不得了。可在那里，日常用水、用电都是问题，交通、通信极度落后。他和爱人谈恋爱时，一封信最快得走上15天才能到达对方手中。

　　“但我从没觉得受到亏待，也不觉得有多艰苦，反倒觉得生活简单又不乏乐趣。”精力满满的陈进经常跟着老乡去周围的大山里，钻林子、看植物。

　　唯一让他觉得遗憾的是，在这个遥远而封闭的小岛上，研究力量非常薄弱，科学家稀少。由于欠缺导师的引领，很多时候只能靠自己摸索。

　　而向来脑子活、想法多的陈进很快就被领导委以管理任务，一干将近30年，仅植物园主任一职就当了15年。在这么长时间的管理生涯中，陈进不止一次想过撂挑子走人，因为早期的很多理念、设想无法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共鸣。

　　还未告别学生时代时，陈进就喜欢思考一些宏大的问题，比如一座世界一流的植物园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内涵、品质，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影响力，植物园工作人员应该共享怎样的愿景……

　　上世纪90年代末，陈进被派往欧洲访学、考察，他几乎走遍了那里最好的植物园。他在英国邱园待了整整两个星期，对24位员工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访谈。他们从未遇到过一个中国人居然有这样的热情研究一座国外植物园。

　　邱园考察给陈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现，上至园长、下至普通职工或学生，有着出奇一致的信念——邱园是世界的邱园。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向全世界分享邱园的知识成果和实践经验。

　　直到有一天，陈进在版纳植物园一次战略研讨会上再次提及什么是世界一流的植物园，有一位同事跳出来说：“一流不一流，最根本的是要看这个单位所有职工的精神追求是不是真的达到一流。”

　　陈进默默下了决心，版纳植物园的志向就在于此。“我们要关心我们能够对这个世界产生多少影响，也要跟国家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人人‘找米下锅’，不是抱着某种本位主义，不是多申请几个项目、多发几篇文章就欢欣鼓舞。”

　　1996年，在国际民族生物学大会上，31岁的陈进站在报告席上说道：“中国西双版纳要建立全球性的，至少是区域性的生态学科研机构。”然而，这个理想并不在当时国内主流目标导向、评价标准的覆盖之内。

　　事实上，过去20多年，经过思想、信念的不断磨合，版纳植物园的成长之路证明了陈进的判断没有错。

　　2019年，在版纳植物园成立60周年时，国际同行专家战略发展咨询会给出的评议结果是，版纳植物园是一个独特且具有雄心壮志的机构、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机构，是世界上最好的热带植物园之一。

　　未来的植物园不在城市里

　　“西方经典的植物园大多建在城市，我们建设的是保护型植物园——它生于自然，抢救物种，更孕育科学家。”2013年，陈进在新西兰世界植物园大会上再次展示了他的“雄心壮志”。

　　世界最古老的植物园是意大利帕多瓦植物园，始于1545年，为种植药用植物所建。因此，最初植物园的功能定位其实是为教学研究提供植物材料的场地。往后，资源开发利用、休闲观光在不同时期成为植物园的重点任务。

　　然而，面向未来，一座最理想的植物园应该呈现什么样子？陈进思考的结果是，中国是生物多样性大国，我们应当从保护生物多样性角度发挥植物园的作用。

　　他认为，植物园能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包括参与“就地保护”的监测管理与研究，对珍稀濒危植物开展迁地保护、回归和野外种群重建，为生态修复提供材料、技术支持，以及开展多层面、多形式的保护教育与环境教育等，实现植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

　　多年前，陈进在西双版纳作报告时被州委书记提了个问题：“西双版纳到底要保留多少森林才够？”但从事保护生物学研究的陈进却不敢回答。

　　“这是个非常现实、操作性很强的问题，可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思考和调查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进和综合保护中心的研究人员提出了版纳植物园“零灭绝”计划——通过开展本地植物评估、清查及针对性保护、环境教育等工作，找到适合本地区植物保护的方法和有效途径。

　　2013年，陈进带领的版纳植物园作为中国植物园联盟牵头单位，把这一做法推广至全国，开始实施本土植物全覆盖保护计划。该计划根据我国地理区域划分以及植物园特点，在西南、华南分别选定8个代表性地理区域。国内14家植物园的研究人员参与计划，在北京、云南、广东等15个省份发现了上千种处于濒危状态的植物。截至2019年末，已有2620种严重受威胁本土植物在植物园内得到有效保护，占受威胁植物总数的42%，其中62种植物已开始回归野外。

　　“生物多样性保护没有一劳永逸的办法，这是我们植物园一项需要几十年持续不断去做的事业，最终实现对本土物种的全覆盖收集和安全保存。”陈进坦言，这个工作也许发不了好文章，也没有什么社会显示度，但却是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示范意义的工作。

　　解决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不仅是植物园建设的目标，也是环境教育的目标。环境教育要建立人与自然的一种连接，而这种连接所能产生的保护力量是巨大的。

　　陈进是国内较早开展植物园环境教育体系创建研究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都是盲目的，所以在探索环境教育应该怎么做时，他把保护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教育学、环境／保护心理学、社会／组织行为学等学科都纳入其中，形成多学科交叉、协同与综合运用的体系设置。

　　如今，版纳植物园各类环境教育培训班竞相出现，既有面向环境保护专业人员的，也有面向全国大中小学学生的。“环境教育的版纳植物园模式”已经成为国内环境教育领域的一个范本。

　　建一座国际“科学岛”

　　对植物园而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是人才队伍和科研能力。

　　“一流的植物园，应当拥有一批高水平专业人才。但版纳植物园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人才瓶颈问题十分突出。”于是，陈进提出了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国际化三法并举的措施。

　　位于巴拿马的美国史密森热带研究所是热带生物学领域的顶级殿堂，固定研究人员只有区区40多人，但全世界每年到此访学的科学家却多达1600位。研究平台的包容性和吸引力可见一斑。

　　如今，版纳植物园有近120位外籍研究人员和留学生，其中2/3的博士后来自国外，每年还有200多人来此访学、交流。在固定研究人员队伍中，有来自英国、日本、西班牙等国的一流学者担任研究组长。英国籍研究员高力行是国际保护生物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多年扎根在此，吸引了不少学生前来。

　　陈进记得，有外籍研究人员曾打趣说，他在国际顶尖的荷兰莱顿大学4年见到的保护生物学“大牛”，还没有在版纳植物园一年见到的多。

　　科研队伍国际化成为版纳植物园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在陈进的带动下，版纳植物园不仅“请进来”，也积极“走出去”。

　　2015年，版纳植物园与缅甸共建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已进行了9次中缅联合大规模科考。缅甸的生物多样性现状得以徐徐展开。

　　此外，面向东南亚研究生的高级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野外培训班已经举办了14届，每年报名申请十分火爆，目标是为该区域打造未来的保护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导者。陈进说，这也是提高版纳植物园国际影响力的一个着力点。“如果我们不能为相邻区域、更广阔的热带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实际贡献，凭什么赢得世界的尊重？”

　　国际化、互动十分活跃的研究氛围，为年轻人创造了适合成长的环境，相互学习、跨界交叉合作的机会与日俱增。

　　不仅如此，陈进在2005年刚担任主任一职时，首先对人才评价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按学科规律、方向领域和产出不同进行分类考核评价，考评周期延长为4年。这一机制让年轻科学家拥有更多自由探索空间，想干什么事就大胆去干。

　　这是陈进始终在探索的一片能够创造科学的土壤，在这里的科学家能互相包容、互相欣赏、不分年资、不分国别，陶醉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