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什么?不用理会别人。”
听见护工小声提醒自己,唱得正起兴的陆大道停下来,回了一句,又接着唱。
每天上午8点,坐着轮椅的陆大道会准时出现在北京大屯路上,由护工推着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理所)工作。他喜欢一路唱黄梅戏,还会挥舞胳膊比画动作。
路人的纷纷侧目让护工都觉得不好意思,但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却不以为意。
一进办公室,坐到桌前,陆大道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整理那些夜半录下的自言自语。
12年前那次意外脊椎损伤致瘫之后,神经疼痛总让他在深夜难眠,索性拿起手机说话,录下对学科发展、国家政策的思考,攒多了再整理成报告交上去。这些意见和建议曾多次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讲出一两重的话,我的资料至少一斤重。”作为一名地理学家的陆大道曾是二级运动员,他跑遍了整个中国,多次踏足那些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地方。
他曾记录下300多万字的调研资料,更在脑子里装上了一个高倍镜头,可以拉远、再拉远,把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都囊括进来;可以推近、再推近,聚焦至一片农田、一座矿山、一家企业。
访客如果和他提起家乡的某个地方,他能在地图上迅速找出,并讲述当地地形地貌、工业基础,让访客惊叹“陆先生远比我了解家乡”。
坐在陆大道对面,记者看到,84岁的他整张脸上像是打翻了巧克力酱,深褐色的斑点洒落,额头上皱纹纵横交错。写字、喝水时双手有些颤抖,可一旦开始讲话,声音依旧中气十足。
一生最重要论述牵动亿万百姓生存与发展
陆大道办公室一角的书架上,依次排列着60多个笔记本,用牛皮纸重新装订过,书脊和封皮上标注着年份与地点。随意打开一本,满篇整齐的小字,记录着发电厂位置、钢铁厂成本、油田开采量、淡水水源地开采水量……如果将这些记录定位到实地,便是一幅我国各地早期工业布局图。
心里装着这张无形的图,陆大道总能看到别人难以发现的问题。
1984年9月28日,乌鲁木齐,博格达宾馆,一场关于西部地区大开发问题的讨论会正在进行。
10位报告人围绕“将经济发展重点向西部战略转移”的问题,展开了各式各样的论述,“梯度论”“均衡论”“跳跃式发展”“超越战略”……每场报告结束,台下都是一片掌声。
轮到陆大道了,他眉头微皱,举着近2万字的论文手稿,快步走上台,一字一顿地说:“不能转移!”
话音落下,100多人的会场里一片寂静。
“受严峻的国际地缘政治影响,我国已经进行了10多年的三线建设,大量企业搬迁至川黔渝和‘三西’(豫西、鄂西与湘西)地区。企业进沟进洞,有的甚至建在悬崖边上,选址仓促,建设速度快,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重创。但这是在当时的国情下不得不做的。”陆大道进一步解释道,“而如果现在再次战略转移,沿海地区大量的重点工程、厂房园区、配套基础设施、政策体系将会成为‘半拉子’工程,境外投资者和商人将不知所措,甚至大规模撤资。这完全违背国土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旦如此,我国改革开放将陷入困境。”
随即,他提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论述——“点-轴”理论模型和“T”字形宏观战略。
“点-轴”理论认为,在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都在点上聚集,点与点之间形成轴。这里的点是中心城市和各级居民点,轴是由交通、通信、能源、水源等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轴。
点就像一扇门上的合页,轴就像门轴。合页带动门轴,整个门板随之转动,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而连接多个中心城市的沿海地带和相当于5条铁路干线运量的长江及沿岸地带,构成“T”字形,是我国最重要的“门轴”。
“现在整个国家工业基础有限,国力也有限,要想得到快速发展,必须集中投资到重点区域。因此,在未来15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应实施‘T’字形战略,不能转移。同时,可以通过轴线延伸与渐进式扩散,逐步实现较为平衡的区域发展。”陆大道说。
很快,侃侃而谈的陆大道被主持人“拉”回了会场,下一位报告人已在候场了。他的论述可能是105篇论文中唯一的不同意见,就像投进湖水中的一枚石子,和水面短暂接触后,迅速沉了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这枚石子引起了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土局局长陈鹄、处长方磊的注意。会后,他们邀请陆大道参加《全国国土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编制工作,并负责“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的编写。“点-轴”理论和“T”字型宏观战略,作为我国生产力总体布局和国土开发的基本框架被写进了《纲要》。
1987年3月,《纲要》以草案形式在全国发布。“点-轴”理论如血液一般流进全国各地的城区中,形成了城镇与区域发展的主动脉,也牵动着那些处在神经末梢、数以亿计的百姓。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几十年来宏大GDP背后的生动图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土地区司司长方磊回忆,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编制“国土规划”,更多的地市、跨地市的区域、县也编制了“国土规划”,这些规划遵行全国“T”字形宏观战略的同时,都应用“点-轴”概念规划了各自的重点发展轴线。
“10多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这个理论和观点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社会经济效果。”方磊评价道。
“节约与合理,是我一生的价值观与信仰”
被国家计委选中参与《纲要》编制,对当时在编制组内资历尚浅的陆大道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在妻子杨军看来,他有自己的坚持,那种在专业领域工作中的信念,让他始终憋着一股劲儿。
到地理所的这些年,去各地考察工矿区、写分析报告、给集体报告做汇总,陆大道都争着干。
改革开放后,他的研究伙伴接连离开,有人从政,有人下海。而陆大道选择留下,“我很喜欢我的专业,没有要动一动的想法”。
他仍记得,儿时常常想:为什么我们的村庄比隔壁村庄小?为什么村庄有大有小?
到了中学时期,接触到地理课,他的疑问更多了:在地图上,为什么有的城市是两个圈,有的城市一个圈?为什么有的城市好几条铁路交叉经过,有的只有一条?他还爱用大张的毛边纸临摹地图,画完再自我欣赏、评鉴一番,以至于后来徒手就能画个八九不离十。
那时,陆大道最大的理想是考上安徽师范大学,而后当老师,挣工资为母亲分忧。父亲早逝,他与母亲相依为命。茅草屋、小脚女人、插秧浇菜、雨雪天光脚去上学……这些记忆刻在他脑子里,不定时地穿插回放。这让他急切地想改变家里的状况。
“母亲常说,一个人就是要‘发狠’,要发奋劳动,要吃苦,要‘发狠’到不能动为止。”陆大道回忆,这样的家常式教导很有用,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就这样,他在195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
在北大读书时,他对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教导印象深刻:“你们以后到什么地方工作,就要研究那个地方,将自己的认识与建议主动向当地政府报告。”而当第一次走进研究生导师、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学家吴传钧办公室时,陆大道也被寄予了相似的期望:“用学得的经济地理知识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陆大道回忆,这样的教导伴随着他的求学时期,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了他后来的研究生涯。
“经济地理学中的‘经济’,不仅指一系列经济要素及其生产支撑体系,还指节约与合理。这是我一生的价值观与信仰。”他说。
陆大道牵头起草了29篇中国科学院咨询报告,基本格调是“批评”,没有“歌颂”。
他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上的优势与特点,各级政府、各个行业乃至企业,会根据高层的新战略,规划一系列要干的事;而缺的是不宜干什么,哪些政策需要调整,有何影响与损失。
“我们的专业恰恰要补上这个不足,要在决策咨询研究中勇于说‘不’。”他说。
因此,对“经济大转移”的一片呼声说“不”,在陆大道看来,不是为了唱反调或凸显自己,而是“我的研究和调查告诉了我什么是对的,那就要说出来”。
“对于一些现象,有人看不到,有人看到了不敢说,他是看到了也敢说的人,这是他的学者风范。”地理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卫东说。
“讲出一两重的话,我的资料至少一斤重”
站在主流观点的对立面,需要前瞻的眼光、十足的勇气,还要有详实的调查和研究,这是2006年24岁的陈明星刚跟随陆大道读博时,从导师那里学到的第一课。
那年暑假,陆大道一行到山东等地调研。当时,各地都在大力进行城镇化建设,大广场、大马路、大立交等层出不穷,他们每调研一地,就被当地政府带到这些“最能代表城市面貌”的地方去参观。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城镇化程度严重滞后,需要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地理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陈明星说,“因此,自然是速度越快越好,城区越大越好,摩天大楼越多越好。”
而陆大道尖锐地指出,当时的城镇化超出了正常发展轨道,呈现冒进态势,空间失控严重。中国应该走符合国情的循序渐进和资源节约型城镇化道路。
这让陈明星印象极深,“现在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观点,陆先生那么早就形成了”。
陈明星回忆,一行人来到拆迁安置小区,看到不少四五十岁的人在小区聊天喝茶、打牌纳凉,陆大道感慨,“这些人正处壮年,原本应该在田间劳作。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城里人’,却无法实现价值,这不是正常城镇化的途径”。
然而,这些观察和论断通过常规渠道难以上报。无论在政府部门还是在学术界、社会舆论中,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他是一位院士,很少有人会当面表示不认同,但不乏风言风语,有人甚至借题发挥,这给他造成了困扰。”刘卫东说。
后来,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看到了陆大道的报告,立即用个人名义报送国家相关部门。
最终,报告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国家发改委组织11个部委进行了半年多的调查研究,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
2013年8月30日,他去中南海代表中科院课题组作城镇化的汇报。原定18分钟的报告他讲了半个多小时。
“我讲一句话,它有十句话的根据。如果把这句话放在秤上称,讲出一两重的话,我掌握的资料至少一斤重。”陆大道说。
但他讲的话仍有人“不爱听”。
“地方上请他当指导专家是作‘正面宣传’的,他看到政府大楼建得高大气派、占用大片土地,就忍不住批评一通。后来,那些地方再也不敢请他了。”《地理学报》专职副主编何书金说。
2018年,陆大道撰写了《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对我国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一文,引发热议。
有一天,陆大道出差回家。上楼时,同乘电梯的一位科研人员突然开口道:“你不要再说了,我们都很讨厌那篇文章。”
“科研成果SCI评价导向下,确实是有学者仅靠SCI成长起来的。陆先生的公开批评,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思,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何书金感叹。
瘫痪突如其来,他却从未将自己当成“残人”
敢与大多数人唱反调的陆大道一贯是腰杆挺直的,不料命运的意外却让他伤了脊椎。
2011年3月29日下午,陆大道照例去健身房游泳。为了缓解长期颈椎病带来的眩晕,医生建议他隔天游一次泳。
刚下水不久,陆大道发觉身体不适,便起身走向更衣室,弯腰穿袜子时,听到腰部“咔嗒”一响,瞬间,下半身近乎失去知觉。缓了一会儿,他挣扎着站起身,慢慢走回家中。得知消息后,学生们从研究所赶来,将他送去医院。最终,诊断结果是脊髓损伤,第十一节胸椎以下瘫痪。
医生认为,脊髓损伤后,他坚持起身、后又被背下楼,这给身体带来了二次伤害。对于病因,专家们看法不一,有人说黄韧带狭窄挤压了神经,有人说是一过性缺血,导致腰部以下神经死亡。
在最初治疗的一年多里,他都心存站起来的希望。“病友们都是外伤引起的,没遇见过我这样的,前一天还好好地走着,一下子就瘫痪了。”
每天康复训练时,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胳膊上满是被器具勒出的一道道红印子,72岁的他不敢落下任何一个动作,“我使劲地锻炼,使劲地锻炼”。
那段时间,陈明星每天都睡在医院里,晚上给导师读历史书解闷儿。
一天,他告诉陆大道自己即将结婚的消息,希望导师能做证婚人。陆大道很高兴,又为不能到场而遗憾,他问陈明星婚礼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等自己好一些,哪怕拄着拐杖去也是好的。
婚礼最终推迟了半年,可陆大道还是没能站起来。
读大学时陆大道曾是乒乓球二级运动员,早年在中科院举办的乒乓球赛上,还拿过前几名。后来,那把为他赢得满堂彩的球拍被收在了柜子最深处。他爱拉二胡,生病前常趁早晨没人时在办公室拉上一曲《二泉映月》。如今,放二胡的箱子上早已落满灰尘。
原本他的家中十分讲究,精美的工艺品、成套的餐桌椅,一尘不染的地板还打了蜡。如今,沙发餐椅被挪到了小卧室,工艺品被堆积在玻璃柜,那间朝南的、最大的屋子留给了锻炼器械和一张办公桌,最大化地方便轮椅来回腾挪。
他被认定为二级残疾,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可他仍旧每天到研究所上班,春节也不例外。这个总以“残人”自居的老人,工作起来没有一刻把自己当成“残人”。
脊髓损伤后的12年里,他撰写了15篇学术论文、牵头编写完成5部著作,还发起了“中国国情与发展”论坛,作了几十次学术报告……他起草的12篇咨询报告,内容涉及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渤海海峡隧道等。他用力对抗着病痛,也继续对抗着那些“不节约”“不合理”。
“老陆满脑子都是工作。聊家常、出去跟人吃饭,在他看来都是浪费时间。他觉得年纪越来越大,又得了这个病,时间不够用,有好多事儿没干完。”杨军说。
至于脊髓损伤后的一系列并发症,他极少跟人提起。刘卫东说:“陆先生不常讲自己的病痛,即便与他整日相处,我们也只听他偶尔感叹过几次,说自己痛得‘生不如死’。”
在一篇名为《关于我一生的学业与人生体会》的文档里,陆大道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24小时持续的,麻、胀、刺痛、割痛、裂痛,有时小腿到大腿像是在闪电。终生疼痛、生理功能丧失,没有希望缓解”。
如今,10余年过去了,一提到“老陆的病”,杨军的眼泪还是忍不住地掉,“他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却偏偏得了这么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病”。
“我一下子掉进了人生的深渊。回忆起少年时在村子里见过的‘瘫子’,被家人放在稻草堆边,蓬头垢面,单手举起饭碗乞讨,过十天半月,又被转送去另外的村子。可以想象,要不了一年半载,必死无疑。”陆大道说,“如今,我也成了‘瘫子’。”
即便这样,他仍觉得自己是不幸中的万幸,“要是在过去,我这个病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他甚至还写了一首诗:“若无天椅与我便,许作灰泥堪养花。华夏春潮九万里,命运感激有晚霞。”
更大的打击在6年后袭来,陆大道的女儿病逝了。葬礼上,他用极平静、克制的语调念完悼词,旁边的杨军早已泣不成声。第二天,他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偶尔提起女儿,只是轻声感叹“可怜哟,可怜”。
“他从不当着别人流泪,也不让我看到,他说对不起孩子。”杨军说。
后来,听到学生、同事有了女儿,他总一遍遍叮嘱:“要多跟你的小公主在一块儿,在她的健康成长中,父亲是很重要的。”
有雷打不动的“规则”,也有放心不下的“周全”
为方便轮椅行走,陆大道办公室的物品都呈“回”字形排列。他有好几台不同年代的录音机和音响,他爱听巴赫的交响乐,感受那种工整、严谨的美。
而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也如巴赫的乐曲一般,遵循着秩序与平衡。
他衬衫的第一粒扣子永远系着,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早年间的论文手稿、老伴儿几十年来的教案,都被他按照年代顺序重新装订,就连抽屉里的药盒,也归置得整整齐齐。
面对规则被打破,陆大道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这天中午,护工推着他回家吃饭,穿过路口时,一辆右转的汽车疾驰而来,在距离轮椅两三米远的地方戛然停住。护工愣了一下,陆大道做出“停”的手势,又指指正前方的绿灯,示意司机不该抢行。
“街上遇到闯红灯的人,大家见怪不怪,但老陆总会上前说不应该这样做。小区里看到踩踏草坪的,他也要制止。他讲话直接,不看人家脸色。”杨军说,她担心对方嫌老陆多管闲事儿,更怕有人嘲讽他坐轮椅。
2010年地理所组织大家参观世博会,考虑到当时陆大道已有些跛脚,专门向展馆方申请了绿色通道,免于长时间排队。“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还指责我‘搞特殊’,后来太阳晒得他实在站不住,只好央求管理员让他先到阴凉处等着,我留下继续排队。”杨军说。
日常生活中,他们常为这样的小事拌嘴,杨军希望陆大道能“接地气”“近人情”一些。
可另一方面,陆大道又极能为别人考虑。
腿脚方便时,他常去买菜。“总把好的差的一起带回来,我说‘你怎么不挑一挑’,他说‘农民种菜不容易,你把好的挑走了,差的卖给谁呢?’”杨军说。
对于身边的人,他都考虑“周全”。
陆大道牵头申请下来的科研课题,总是带着大家一起做。“他从不把持项目经费,自己只留下很小一部分,大多数都分下去了。跟着陆先生做研究能增长真正的学问,也能学到学者的品质,这是中青年学者公认的。”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张国友说。
他在家门上写了几个大大的“火”字,提醒老伴出门注意关火。看到负责财务工作的同事脸有些红,他嘱咐她注意血压。自己工作时,总让护工到隔壁房间休息。
4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办公室里的陆大道感到下半身凉飕飕的,赶紧又套了一层棉衣裤。
望着窗外的绵绵春雨,他坐了很久。音响里放着黄梅戏《汉宫秋》里的戏段,“对红烛怕闻夜雨,守幽窗恨日偏西。光阴啊,你也这般不仗义,催人老真恁地意切心急……”
从小生长在黄梅戏之乡——安徽桐城,陆大道爱听也爱唱黄梅戏,办公室墙上,贴着他前不久写下的对联,“室有文墨养肌骨,居无客来唱黄梅”。
“怕什么?不用理会别人。”
听见护工小声提醒自己,唱得正起兴的陆大道停下来,回了一句,又接着唱。
每天上午8点,坐着轮椅的陆大道会准时出现在北京大屯路上,由护工推着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理所)工作。他喜欢一路唱黄梅戏,还会挥舞胳膊比画动作。
路人的纷纷侧目让护工都觉得不好意思,但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却不以为意。
一进办公室,坐到桌前,陆大道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整理那些夜半录下的自言自语。
12年前那次意外脊椎损伤致瘫之后,神经疼痛总让他在深夜难眠,索性拿起手机说话,录下对学科发展、国家政策的思考,攒多了再整理成报告交上去。这些意见和建议曾多次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讲出一两重的话,我的资料至少一斤重。”作为一名地理学家的陆大道曾是二级运动员,他跑遍了整个中国,多次踏足那些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地方。
他曾记录下300多万字的调研资料,更在脑子里装上了一个高倍镜头,可以拉远、再拉远,把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都囊括进来;可以推近、再推近,聚焦至一片农田、一座矿山、一家企业。
访客如果和他提起家乡的某个地方,他能在地图上迅速找出,并讲述当地地形地貌、工业基础,让访客惊叹“陆先生远比我了解家乡”。
坐在陆大道对面,记者看到,84岁的他整张脸上像是打翻了巧克力酱,深褐色的斑点洒落,额头上皱纹纵横交错。写字、喝水时双手有些颤抖,可一旦开始讲话,声音依旧中气十足。
一生最重要论述牵动亿万百姓生存与发展
陆大道办公室一角的书架上,依次排列着60多个笔记本,用牛皮纸重新装订过,书脊和封皮上标注着年份与地点。随意打开一本,满篇整齐的小字,记录着发电厂位置、钢铁厂成本、油田开采量、淡水水源地开采水量……如果将这些记录定位到实地,便是一幅我国各地早期工业布局图。
心里装着这张无形的图,陆大道总能看到别人难以发现的问题。
1984年9月28日,乌鲁木齐,博格达宾馆,一场关于西部地区大开发问题的讨论会正在进行。
10位报告人围绕“将经济发展重点向西部战略转移”的问题,展开了各式各样的论述,“梯度论”“均衡论”“跳跃式发展”“超越战略”……每场报告结束,台下都是一片掌声。
轮到陆大道了,他眉头微皱,举着近2万字的论文手稿,快步走上台,一字一顿地说:“不能转移!”
话音落下,100多人的会场里一片寂静。
“受严峻的国际地缘政治影响,我国已经进行了10多年的三线建设,大量企业搬迁至川黔渝和‘三西’(豫西、鄂西与湘西)地区。企业进沟进洞,有的甚至建在悬崖边上,选址仓促,建设速度快,给国民经济带来了重创。但这是在当时的国情下不得不做的。”陆大道进一步解释道,“而如果现在再次战略转移,沿海地区大量的重点工程、厂房园区、配套基础设施、政策体系将会成为‘半拉子’工程,境外投资者和商人将不知所措,甚至大规模撤资。这完全违背国土开发、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旦如此,我国改革开放将陷入困境。”
随即,他提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论述——“点-轴”理论模型和“T”字形宏观战略。
“点-轴”理论认为,在国家和地区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都在点上聚集,点与点之间形成轴。这里的点是中心城市和各级居民点,轴是由交通、通信、能源、水源等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轴。
点就像一扇门上的合页,轴就像门轴。合页带动门轴,整个门板随之转动,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而连接多个中心城市的沿海地带和相当于5条铁路干线运量的长江及沿岸地带,构成“T”字形,是我国最重要的“门轴”。
“现在整个国家工业基础有限,国力也有限,要想得到快速发展,必须集中投资到重点区域。因此,在未来15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我国国土开发和经济布局,应实施‘T’字形战略,不能转移。同时,可以通过轴线延伸与渐进式扩散,逐步实现较为平衡的区域发展。”陆大道说。
很快,侃侃而谈的陆大道被主持人“拉”回了会场,下一位报告人已在候场了。他的论述可能是105篇论文中唯一的不同意见,就像投进湖水中的一枚石子,和水面短暂接触后,迅速沉了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这枚石子引起了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土局局长陈鹄、处长方磊的注意。会后,他们邀请陆大道参加《全国国土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编制工作,并负责“全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的编写。“点-轴”理论和“T”字型宏观战略,作为我国生产力总体布局和国土开发的基本框架被写进了《纲要》。
1987年3月,《纲要》以草案形式在全国发布。“点-轴”理论如血液一般流进全国各地的城区中,形成了城镇与区域发展的主动脉,也牵动着那些处在神经末梢、数以亿计的百姓。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几十年来宏大GDP背后的生动图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土地区司司长方磊回忆,全国有20多个省区市编制“国土规划”,更多的地市、跨地市的区域、县也编制了“国土规划”,这些规划遵行全国“T”字形宏观战略的同时,都应用“点-轴”概念规划了各自的重点发展轴线。
“10多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这个理论和观点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社会经济效果。”方磊评价道。
“节约与合理,是我一生的价值观与信仰”
被国家计委选中参与《纲要》编制,对当时在编制组内资历尚浅的陆大道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
在妻子杨军看来,他有自己的坚持,那种在专业领域工作中的信念,让他始终憋着一股劲儿。
到地理所的这些年,去各地考察工矿区、写分析报告、给集体报告做汇总,陆大道都争着干。
改革开放后,他的研究伙伴接连离开,有人从政,有人下海。而陆大道选择留下,“我很喜欢我的专业,没有要动一动的想法”。
他仍记得,儿时常常想:为什么我们的村庄比隔壁村庄小?为什么村庄有大有小?
到了中学时期,接触到地理课,他的疑问更多了:在地图上,为什么有的城市是两个圈,有的城市一个圈?为什么有的城市好几条铁路交叉经过,有的只有一条?他还爱用大张的毛边纸临摹地图,画完再自我欣赏、评鉴一番,以至于后来徒手就能画个八九不离十。
那时,陆大道最大的理想是考上安徽师范大学,而后当老师,挣工资为母亲分忧。父亲早逝,他与母亲相依为命。茅草屋、小脚女人、插秧浇菜、雨雪天光脚去上学……这些记忆刻在他脑子里,不定时地穿插回放。这让他急切地想改变家里的状况。
“母亲常说,一个人就是要‘发狠’,要发奋劳动,要吃苦,要‘发狠’到不能动为止。”陆大道回忆,这样的家常式教导很有用,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就这样,他在1958年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
在北大读书时,他对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教导印象深刻:“你们以后到什么地方工作,就要研究那个地方,将自己的认识与建议主动向当地政府报告。”而当第一次走进研究生导师、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学家吴传钧办公室时,陆大道也被寄予了相似的期望:“用学得的经济地理知识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陆大道回忆,这样的教导伴随着他的求学时期,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了他后来的研究生涯。
“经济地理学中的‘经济’,不仅指一系列经济要素及其生产支撑体系,还指节约与合理。这是我一生的价值观与信仰。”他说。
陆大道牵头起草了29篇中国科学院咨询报告,基本格调是“批评”,没有“歌颂”。
他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上的优势与特点,各级政府、各个行业乃至企业,会根据高层的新战略,规划一系列要干的事;而缺的是不宜干什么,哪些政策需要调整,有何影响与损失。
“我们的专业恰恰要补上这个不足,要在决策咨询研究中勇于说‘不’。”他说。
因此,对“经济大转移”的一片呼声说“不”,在陆大道看来,不是为了唱反调或凸显自己,而是“我的研究和调查告诉了我什么是对的,那就要说出来”。
“对于一些现象,有人看不到,有人看到了不敢说,他是看到了也敢说的人,这是他的学者风范。”地理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卫东说。
“讲出一两重的话,我的资料至少一斤重”
站在主流观点的对立面,需要前瞻的眼光、十足的勇气,还要有详实的调查和研究,这是2006年24岁的陈明星刚跟随陆大道读博时,从导师那里学到的第一课。
那年暑假,陆大道一行到山东等地调研。当时,各地都在大力进行城镇化建设,大广场、大马路、大立交等层出不穷,他们每调研一地,就被当地政府带到这些“最能代表城市面貌”的地方去参观。
“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城镇化程度严重滞后,需要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地理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员陈明星说,“因此,自然是速度越快越好,城区越大越好,摩天大楼越多越好。”
而陆大道尖锐地指出,当时的城镇化超出了正常发展轨道,呈现冒进态势,空间失控严重。中国应该走符合国情的循序渐进和资源节约型城镇化道路。
这让陈明星印象极深,“现在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观点,陆先生那么早就形成了”。
陈明星回忆,一行人来到拆迁安置小区,看到不少四五十岁的人在小区聊天喝茶、打牌纳凉,陆大道感慨,“这些人正处壮年,原本应该在田间劳作。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城里人’,却无法实现价值,这不是正常城镇化的途径”。
然而,这些观察和论断通过常规渠道难以上报。无论在政府部门还是在学术界、社会舆论中,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他是一位院士,很少有人会当面表示不认同,但不乏风言风语,有人甚至借题发挥,这给他造成了困扰。”刘卫东说。
后来,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看到了陆大道的报告,立即用个人名义报送国家相关部门。
最终,报告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国家发改委组织11个部委进行了半年多的调查研究,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
2013年8月30日,他去中南海代表中科院课题组作城镇化的汇报。原定18分钟的报告他讲了半个多小时。
“我讲一句话,它有十句话的根据。如果把这句话放在秤上称,讲出一两重的话,我掌握的资料至少一斤重。”陆大道说。
但他讲的话仍有人“不爱听”。
“地方上请他当指导专家是作‘正面宣传’的,他看到政府大楼建得高大气派、占用大片土地,就忍不住批评一通。后来,那些地方再也不敢请他了。”《地理学报》专职副主编何书金说。
2018年,陆大道撰写了《以SCI为主导的“论文挂帅”对我国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一文,引发热议。
有一天,陆大道出差回家。上楼时,同乘电梯的一位科研人员突然开口道:“你不要再说了,我们都很讨厌那篇文章。”
“科研成果SCI评价导向下,确实是有学者仅靠SCI成长起来的。陆先生的公开批评,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思,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何书金感叹。
瘫痪突如其来,他却从未将自己当成“残人”
敢与大多数人唱反调的陆大道一贯是腰杆挺直的,不料命运的意外却让他伤了脊椎。
2011年3月29日下午,陆大道照例去健身房游泳。为了缓解长期颈椎病带来的眩晕,医生建议他隔天游一次泳。
刚下水不久,陆大道发觉身体不适,便起身走向更衣室,弯腰穿袜子时,听到腰部“咔嗒”一响,瞬间,下半身近乎失去知觉。缓了一会儿,他挣扎着站起身,慢慢走回家中。得知消息后,学生们从研究所赶来,将他送去医院。最终,诊断结果是脊髓损伤,第十一节胸椎以下瘫痪。
医生认为,脊髓损伤后,他坚持起身、后又被背下楼,这给身体带来了二次伤害。对于病因,专家们看法不一,有人说黄韧带狭窄挤压了神经,有人说是一过性缺血,导致腰部以下神经死亡。
在最初治疗的一年多里,他都心存站起来的希望。“病友们都是外伤引起的,没遇见过我这样的,前一天还好好地走着,一下子就瘫痪了。”
每天康复训练时,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胳膊上满是被器具勒出的一道道红印子,72岁的他不敢落下任何一个动作,“我使劲地锻炼,使劲地锻炼”。
那段时间,陈明星每天都睡在医院里,晚上给导师读历史书解闷儿。
一天,他告诉陆大道自己即将结婚的消息,希望导师能做证婚人。陆大道很高兴,又为不能到场而遗憾,他问陈明星婚礼能不能推迟一段时间,等自己好一些,哪怕拄着拐杖去也是好的。
婚礼最终推迟了半年,可陆大道还是没能站起来。
读大学时陆大道曾是乒乓球二级运动员,早年在中科院举办的乒乓球赛上,还拿过前几名。后来,那把为他赢得满堂彩的球拍被收在了柜子最深处。他爱拉二胡,生病前常趁早晨没人时在办公室拉上一曲《二泉映月》。如今,放二胡的箱子上早已落满灰尘。
原本他的家中十分讲究,精美的工艺品、成套的餐桌椅,一尘不染的地板还打了蜡。如今,沙发餐椅被挪到了小卧室,工艺品被堆积在玻璃柜,那间朝南的、最大的屋子留给了锻炼器械和一张办公桌,最大化地方便轮椅来回腾挪。
他被认定为二级残疾,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可他仍旧每天到研究所上班,春节也不例外。这个总以“残人”自居的老人,工作起来没有一刻把自己当成“残人”。
脊髓损伤后的12年里,他撰写了15篇学术论文、牵头编写完成5部著作,还发起了“中国国情与发展”论坛,作了几十次学术报告……他起草的12篇咨询报告,内容涉及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渤海海峡隧道等。他用力对抗着病痛,也继续对抗着那些“不节约”“不合理”。
“老陆满脑子都是工作。聊家常、出去跟人吃饭,在他看来都是浪费时间。他觉得年纪越来越大,又得了这个病,时间不够用,有好多事儿没干完。”杨军说。
至于脊髓损伤后的一系列并发症,他极少跟人提起。刘卫东说:“陆先生不常讲自己的病痛,即便与他整日相处,我们也只听他偶尔感叹过几次,说自己痛得‘生不如死’。”
在一篇名为《关于我一生的学业与人生体会》的文档里,陆大道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24小时持续的,麻、胀、刺痛、割痛、裂痛,有时小腿到大腿像是在闪电。终生疼痛、生理功能丧失,没有希望缓解”。
如今,10余年过去了,一提到“老陆的病”,杨军的眼泪还是忍不住地掉,“他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却偏偏得了这么没有尊严、没有自由的病”。
“我一下子掉进了人生的深渊。回忆起少年时在村子里见过的‘瘫子’,被家人放在稻草堆边,蓬头垢面,单手举起饭碗乞讨,过十天半月,又被转送去另外的村子。可以想象,要不了一年半载,必死无疑。”陆大道说,“如今,我也成了‘瘫子’。”
即便这样,他仍觉得自己是不幸中的万幸,“要是在过去,我这个病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他甚至还写了一首诗:“若无天椅与我便,许作灰泥堪养花。华夏春潮九万里,命运感激有晚霞。”
更大的打击在6年后袭来,陆大道的女儿病逝了。葬礼上,他用极平静、克制的语调念完悼词,旁边的杨军早已泣不成声。第二天,他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里,偶尔提起女儿,只是轻声感叹“可怜哟,可怜”。
“他从不当着别人流泪,也不让我看到,他说对不起孩子。”杨军说。
后来,听到学生、同事有了女儿,他总一遍遍叮嘱:“要多跟你的小公主在一块儿,在她的健康成长中,父亲是很重要的。”
有雷打不动的“规则”,也有放心不下的“周全”
为方便轮椅行走,陆大道办公室的物品都呈“回”字形排列。他有好几台不同年代的录音机和音响,他爱听巴赫的交响乐,感受那种工整、严谨的美。
而他几十年来的生活,也如巴赫的乐曲一般,遵循着秩序与平衡。
他衬衫的第一粒扣子永远系着,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早年间的论文手稿、老伴儿几十年来的教案,都被他按照年代顺序重新装订,就连抽屉里的药盒,也归置得整整齐齐。
面对规则被打破,陆大道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
这天中午,护工推着他回家吃饭,穿过路口时,一辆右转的汽车疾驰而来,在距离轮椅两三米远的地方戛然停住。护工愣了一下,陆大道做出“停”的手势,又指指正前方的绿灯,示意司机不该抢行。
“街上遇到闯红灯的人,大家见怪不怪,但老陆总会上前说不应该这样做。小区里看到踩踏草坪的,他也要制止。他讲话直接,不看人家脸色。”杨军说,她担心对方嫌老陆多管闲事儿,更怕有人嘲讽他坐轮椅。
2010年地理所组织大家参观世博会,考虑到当时陆大道已有些跛脚,专门向展馆方申请了绿色通道,免于长时间排队。“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还指责我‘搞特殊’,后来太阳晒得他实在站不住,只好央求管理员让他先到阴凉处等着,我留下继续排队。”杨军说。
日常生活中,他们常为这样的小事拌嘴,杨军希望陆大道能“接地气”“近人情”一些。
可另一方面,陆大道又极能为别人考虑。
腿脚方便时,他常去买菜。“总把好的差的一起带回来,我说‘你怎么不挑一挑’,他说‘农民种菜不容易,你把好的挑走了,差的卖给谁呢?’”杨军说。
对于身边的人,他都考虑“周全”。
陆大道牵头申请下来的科研课题,总是带着大家一起做。“他从不把持项目经费,自己只留下很小一部分,大多数都分下去了。跟着陆先生做研究能增长真正的学问,也能学到学者的品质,这是中青年学者公认的。”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张国友说。
他在家门上写了几个大大的“火”字,提醒老伴出门注意关火。看到负责财务工作的同事脸有些红,他嘱咐她注意血压。自己工作时,总让护工到隔壁房间休息。
4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办公室里的陆大道感到下半身凉飕飕的,赶紧又套了一层棉衣裤。
望着窗外的绵绵春雨,他坐了很久。音响里放着黄梅戏《汉宫秋》里的戏段,“对红烛怕闻夜雨,守幽窗恨日偏西。光阴啊,你也这般不仗义,催人老真恁地意切心急……”
从小生长在黄梅戏之乡——安徽桐城,陆大道爱听也爱唱黄梅戏,办公室墙上,贴着他前不久写下的对联,“室有文墨养肌骨,居无客来唱黄梅”。
中科院
陆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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